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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润率和世界的今天 美克里斯哈曼 著 丁为民 崔丽娟 译 该文发表于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10期。一、马克思和他的批评者 “利润率趋向下降”是卡尔马克思智慧遗产中最有争议的内容。马克思把它看作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分析的最重要贡献之一，在他为了创作资本论而撰写的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称这一规律 “从每一方面来说都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中译本，第267页）。然而，自从这一观点首次发表于1894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就不断遭到了批评。最初的批评来自19世纪90年代的反马克思主义者，如意大利自由主义哲学家克罗齐和德国新古典经济学
2、家庞巴维克。但是，这些批评已经被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如20世纪40年代的保罗斯威齐，今天的热拉尔迪蒙和罗伯特布伦纳。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马克思的这一理论都是重要的，因为它必然导出资本主义存在根本的、不可根除的缺陷的结论。利润率是资本家能否实现其积累目标的关键，但越积累，他们就越难以获得充足的利润去支持积累：“总资本的增殖率，即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因为资本的增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就这一点来说，利润率的下降会延缓新的独立资本的形成，从而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展的威胁”（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译本，第270页）。“这种特有的限制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
3、性和它的仅仅历史的、过渡的性质；证明了它不是财富生产的绝对的生产方式，反而在一定阶段上同财富的进一步发展发生冲突。”（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译本，第270页）这表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译本，第278页）。马克思论证的基本思路是十分简单的：每一个单个资本家通过提高工人的生产率来增进自身的竞争力，而前者又是通过每个工人使用更多的生产工具、机器等生产资料的办法来实现的。于是，就出现了生产资料的物质量与雇佣劳动力人数之间的比率，即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技术构成”的提高。但生产资料物质量的增长将会导致对生产资料投资的增长。所以，生产资
4、料投资的增长必将快于对劳动力投资的增长；用马克思的术语，就是“不变资本”的增长快于“可变资本”的增长。马克思把这一比率称为“资本的有机构成”，有机构成的提高是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然而，只有劳动力是整个体系的唯一价值源泉。如果投资增长快于劳动力的增长，那么它的增长也必然快于劳动力（即利润的源泉）所创造的价值的增长。简言之，即资本投资的增长快于利润源泉的增长。其结果，必将对利润与投资的比率（即利润率）产生一个向下的压力。为了处于竞争者的前列，每个资本家不得不追逐更高的生产率。这对单个资本家似乎是有益的，但对整个资本家阶级却是灾难。生产率的每次提高，都会使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生产单位商品所需要的平均劳动
5、量（马克思称为“社会必要劳动”）下降，正是这种劳动量决定了他人将最终支付的商品的价格。今天，我们看到计算机、DVD等产品的价格的持续下降，而这些产品正是由那些新技术引起生产率快速增长的产业生产的。二、与马克思理论不同的观点到目前为止，有三个观点被反复提出以否定马克思的理论。第一个观点认为，对于新投资，没有任何理由证明它将采取“资本密集”而不是“劳动密集”的形式。如果在体系中存在剩余劳动力，认为资本家应投资于机器而不是劳动似乎是没有根据的。对这一论点，在理论上的回复是：资本家为了保持在竞争中的领先地位，会不断寻求技术创新，其中某些创新可能要采取技巧而不是资本密集的形式，但势必有另一些创新需要更多
6、的生产资料。一个成功的资本家，必然要为两种创新提供投资通道。对这一观点，在经验上的回复是：对物质资料的投资在事实上要比对劳动力的投资增长得快。例如，自1948年到1973年，美国雇员每人运用的净股本（净基本资本），每年增长2%3%。目前，中国的很多投资就是“资本密集型”。尽管中国农村有大量的劳动力，但每年劳动力的就业大约仅增长1%。第二个否定马克思理论的观点认为，生产率的提高会降低维持工人现有生活水准的成本（即劳动力价值）。因此，资本家可以通过获得更大份额的新创造价值来保持他们的利润率。对这个异议很容易回答。马克思已认识到，生产率的提高会降低用于生产劳动力价值的时间在工作日的比重，从而对他所表
7、述的规律形成了“抵消影响”。资本家可以攫取更多的用于生产利润的工人劳动，形成一个增加的“剥削率”，而不必削减工人的实际工资。但是，这种反向影响的作用是有限的。通过提高生产率，维持工人生存的劳动时间可由每天的四小时缩短为三小时，却不能由四小时缩减为负一小时。与此相反，将工人的过去劳动转化为生产资料的更大的积累则没有限制。随着剥削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利润流向资本，为未来的积累增加了潜能。另一个支持马克思理论的思路是：当工人的劳动一无所获，即在“剥削率最大化”的假设下，人们将会看到，它最终仍然不能阻止投资利润率的下降。最后一个否定马克思理论的观点是“置盐定理”。置盐信雄是日本左翼经济学家。他认为，
8、技术的单一改变，不会产生一个下降的利润率，因为只有增加利润，资本家才会引入新技术。但是，一个资本家利润率的提高必然会提高整个资本家阶级的平均利润。正如扬斯蒂德曼所说：“竞争的力量将导致各个行业选择生产方法，最终使整个经济形成最高的、统一的利润率”。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增加实际工资或加剧国际竞争才能降低利润率。撇开许多具体表述，这一观点承认，如果第一个资本家由于采用新技术而得到超过其他资本家的竞争优势，这将使他得到超额利润，但一旦这一技术普遍化，这个超额利润就会消失。资本家是根据商品中包含的社会必要的平均劳动量销售商品的。如果资本家引进一个新的、更具生产力的技术，而其他资本家不这样做，他生产的
9、产品的价值将由以前的社会必要劳动量确定，而劳动力的实际支出却在减少，他的利润是上升的。一旦所有资本家都引进新技术，其产品的价值就会下降，直到与运用技术生产这些产品所需要的平均劳动量相一致。在此基础上，置盐信雄和他的追随者提出了与马克思相反的观点：作为使用更多生产资料的结果，生产率的任何提高，都将引起产出价格的下降，从而导致整个经济的价格下降和支付生产资料的成本减少。他们认为，这种投资的削价将使利润率上升。乍一看，这一观点是有说服力的；定理的数学表述使用了联立方程，这也说服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但它是错误的。它依靠的是我们在现实世界中不能找到的一系列逻辑步骤。生产过程的投资发生在时间上的某一
10、点；作为改进生产技术的结果，再投资的削价则发生在以后的另一点，两件事并不同步。因此，把联立方程应用于发生过程的整个时间，是一个愚蠢的错误。一个古老的谚语说：“不能用明天的砖头建今天的房子。”事实也是如此，生产率的提高有可能在一年内降低购买机器的成本，但不能减少资本家在今天为购买机器而支出的金额。资本家的投资包括在几个生产周期中使用的同一固定不变资本（如机器、建筑物）。事实上，已有投资的消耗在生产的第二轮、第三或第四轮以后将会减少，但这种减少并不能改变企业在第一轮以前已投入的费用。已有投资消耗价值的下降当然不能使资本家的生活变得更加宽余。为了在商界生存，他们必须补偿过去投资的全部成本，并带来相应
11、的利润。如果技术进步使得这些投资的现值只是以前的一半，那么，他们必须支付自己的利润去抵消那笔损失。收之桑榆，失之东隅。像利润率的直接下降一样，由于过时而引起的资本贬值也是令资本家头痛的大事。马克思理论的含义远非如此。资本主义积累的巨大成功引发了进一步积累的问题。由于处于关键经济部门的资本家没有充足的利润率去弥补他们的投资，其结果必然是危机。并且，已有积累的规模越大，危机就会越深。三、危机和利润率危机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束，但却为它开辟一个新前景。通过将某些资本家驱出商界，使其他资本家恢复了利润。生产资料以低价成交，原材料价格暴跌，失业迫使工人接受低工资。生产一旦重新变得有利可图，积累就会再次
12、开始。在接受马克思的规律的经济学家之间，对如何理解这一规律的含义，存在着长期的争论。一些人认为，从长期看，利润率将趋向下降。不仅在每个繁荣-衰退周期中有上下波动；而且存在长期下降的趋势，这种趋势使得每次繁荣比前次时间更短，每次衰退比前次程度更深。相反，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在不断增加的投资再度使利润率下降之前，重组能够使利润率恢复到它以前的水平。按照这一观点，利润率有一个周期运动，它被重组的危机屡次打断，但不是必然的长期下降。所以马克思的规律应叫做“利润率趋向下降和它的抵消趋势的规律”。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中存在着若干阶段。在每个阶段，危机都会以充分的规模清除不能获利的资本，以阻止利润率的长
13、期下降。例如，在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曾出现过利润率的下降，即从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棉花产业先驱们的高利润率，降为19世纪前10年的低利润率。这使得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看到利润率下降不可避免（斯密把它们归咎于竞争，李嘉图把它们归咎于农业中物质产出的收益递减）。但后来，利润率似乎得到大幅度恢复。罗伯特C.艾伦称1840年的利润率是1800年的两倍。这一数据（如果是准确的）是与“通过重组恢复利润率”的观点相一致。的确，在1810年到1840年间，共发生了三次经济危机；仅在1826年，就有3300家公司破产。如果危机总是能够以这种方式抵消利润率的下降，马克思把这一规律看作敲响了资本主义丧钟的观点就
14、是错误的，因为在过去的180年间，这个制度能够在周期爆发的危机中生还。但是，持有这一观点的人假定结构重组调整总是以伤害部分资本家而不是全部资本的方式发生的。在20世纪70年代，米契尔基德龙曾对这一观点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质疑。这一质疑的基础是不能把资本主义的发展理解为简单的循环，而应理解为在它的整个时间、不同阶段都存在着转变。四、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一些资本的增长以另一些资本的牺牲为代价，马克思把这一过程称作“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这最终导致了少数大资本在资本主义的特殊部位起着支配作用。它们的运行与其周围的或大或小的资本缠绕在一起；如果那些非常巨大的资本倒闭，就会破坏其他资本的市场，切断它们的原材料
15、和零部件的来源，从而扰乱其他资本的运行。在累积的崩溃中，那些以前的盈利企业会被拖到无利可图的破产边缘，从而在这个制度的心脏形成一系列经济“黑洞”。新变化出现在两次世界战争之间的大危机中。在这次危机中，一些企业的破产并没有导致危机的结束，而是加深了危机的冲击力。因而，世界各地的资本家都转向利用国家去保护自己。尽管存在着政治分歧，但是，不论是美国的新政，德国的纳粹，拉丁美洲的新兴民主政权，亦或是战时英国的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的正统经济主张，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在二战后最初的30年，国家与大资本的相互依赖已成为贯穿这一制度的正常权利，尽管这一安排有 “国家资本主义”（我的首选概念）、“有组织的资本主义
16、”或“福特制”等各种称呼。国家干预是双刃剑。它在防止危机的首要病症发展为彻底的崩溃的同时。也阻碍了一些资本以牺牲另一些资本为代价来恢复利润率的能力。1945年后的第一个10年不存在大问题，因为两次大战之间的衰退和二次大战的共同作用已经引起了原有资本的巨大破坏（据估算为总量的1/3）。积累能够以比战前阶段更高的利润率重新开始，并且这一比率难以下降，或只是缓慢下降。资本主义当时享有的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 “黄金时代”。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利润率开始下降时，资本主义发现它遭遇了“黑洞”或通过有效重组恢复利润率失灵这一双重威胁。这个制度不能始终利用通过危机剥离的方式进行的风险重组。国家干预避免了大量破产的威胁。但这样做，又阻止了有效的制度重组，从而消除了引起破产威胁的压力。据此，基德隆指出：资本主义是一个已经“硬化的”制度。正如我在1982年所写道的：通过国家干预来缓和危机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