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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务管理财务知识社会公共领域的建构和市场经济社会公共领域的建构和市场经济现代化问题是继19世纪以来各后发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这是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过程，它取决和表征着社会在要素与人自身的充分展开。而社会要素和人的充分展开与实现都离不开社会结构的转型，即个人、社会与国家相对独立关系的建构。建构个人、社会与国家间相对独立关系，涉及到一个重要环节即如何发育个体和社会的问题。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的现代化努力历经挫折，几乎全都陷于失败，如梁漱溟所说的“社会组织确立不起”，而这有其深刻根源。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初步建立起含经济（工业
2、）、教育、思想文化、国防和社会福利在内的社会体系，但是在实现社会结构转型、建构社会公共领域方面依然遭遇到深刻困境。这种困境直至今天仍然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经济与政治改革进程，因而有必要根据现代化的发展目的和目标，厘清它在社会结构上各方面的逻辑关系、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质，以及发育现代社会的平台和土壤等一系列问题。一、现代化发展的社会要素条件从社会要素的层面而言，社会发展是经济、技术、思想、文化等社会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社会发展效率最大化意味着要素充分发挥其功能作用，而这取决于社会要素充分转化为社会的现实资源。而实现这一转化不仅仅需要有一定的社会要素的积累。事实上，中国在商品经济、技术发展、思想文化
3、等方面历经唐宋而至明代发展到相当的高度，近代西方社会出现的社会要素几乎都在明代出现，然而这些“社会要素”却并未使中国同样转入近现代社会，反而发生巨大的社会震荡。为什么同步积累和出现的社会要素在中国明代会产生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结果？这首先需要从实现社会要素功能的条件认识。具备一定的社会要素是一回事，社会要素的功能是否能够充分实现和发挥是另一回事。从社会资源要素配置的角度而言，充分发挥社会要素的功能即必须使社会要素充分转化为现实资源，不能实现这种转化则其社会要素始终是孤立的社会要素。而实现社会要素资源性转化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是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和手段。然而，市场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和手段
4、，它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人们能够自由地生产和交换他们的活动产品，并使这一经济活动在价值上被确立，成为社会普遍性的价值取向，从而成为个体行为的普遍性追求目标。换言之，必须使商品经济活动被社会普遍认可，成为普遍化的社会活动。实际上在人类历史上，一种活动一旦在价值上被充分确立，成为个体的行动目标即普遍化的社会活动时，自然会演化为一种社会文化形态。商品经济活动的普遍化使商品经济已经不再仅仅是简单的商品生产与交换了，它演变为市场经济，其功能得到进一步扩展。主要表现在：其一是经济利益会驱动着人们不断去发现新资源，发明和创造新技术。而那些新资源和新技术一旦被发现、被创造出来，就会通过交换而被广泛运用，由此可能
5、引发规模性影响，以至于在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甚至是一种新的经济概念、生产模式一旦被接受，都会引起大规模的经济活动。其二是作为人们普遍活动的现实平台，由活动产生的交往关系及其理念、原则会辐射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形成相应的制度，而变成一种文化形态。近现代技术活动形态化亦是基于同样的逻辑，近代西方技术理性即源自于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和普遍运用。而新的社会形态即现代社会的形成即伴随着商品经济形态化和技术形态化的过程。商品经济自古有之，但只有到近代资本主义时代，它才成为一种文化形态进而演变为社会形态，即与商品经济活动的普遍化而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有关。反之，在中国唐宋元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固然
6、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但从社会资源配置来说，并未成为社会的主要配置机制和手段，它始终是有商品经济而没有商品经济的文化形态，有丰富的技术发明和创造却同样没有技术的文化形态。因此，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始终停留于小农经济形态的性质和水平，而对这一现象的根源必须从其社会结构来解释。二、现代化发展的社会结构条件现代化发展是以人的发展为目的，实现这一目的的社会基础是推动商品经济活动的普遍化，形成社会资源的市场配置机制，使社会要素功能的充分发挥。在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权力绝对化和无限扩张，掌握全部社会资源。由此，国家成为最大的“资本家”，它与社会的交易处于不平等状态。资源配置主要由国家控制，虽然在局部地区商品经济有
7、相当高的发展，但它毕竟不可能成为普遍的资源配置机制。即使部分少数商人能拥有巨额财富，也是与官僚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官僚与商人合谋垄断社会资源，且有获取“垄断利润”的足够空间，技术的发明和扩展也就缺乏足够的动力。而从社会方面来说，当人们只有通过权力占有社会资源才能够获得他所想要的利益时，在价值取向上也必然指向权力或权力关系，相应而生的则是“官本位”的文化形态。商品经济难以成为普遍的社会活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国家权力处于绝对地位，个体与社会发育不足。而社会价值取向上的官本位意识反过来又进一步抑制了个体、社会与市场的发育。正是这一因素使中国传统社会商品经济功能始终是简单的生产和交换，而在数千
8、年的时间里停留于小农经济形态。要使市场经济成为普遍化的社会活动和社会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必须发育个体与社会，使社会与国家具有相对独立性质。因此，后发国家在其现代化发展进程中，都面临着如何发育个体和社会，建构社会与国家的相对独立关系，实现现代国家的建构问题。本文所说的社会结构，其核心即指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发育个体和社会，构建社会与国家的相对独立关系，从总体意义上来说，即是实现社会结构的转型。确立社会与国家的相对独立关系分别为建构社会公共领域和政治公共领域，其前提是建立起一种具有中介的间接的社会关系，确立起个体的主体地位。近代西方社会实现了社会关系的变革，建立起所谓中介性的社会关系，即存在一
9、个客观中介物，它凌驾于所有人之上，规定着人们彼此的关系。正是这种抽象的客观中介物的存在，使个体也成为抽象的无差别的原子式人格个体，彼此间的社会关系被抽象为一种普遍的形态。复旦大学谢遐龄教授将是否具备这种间接的社会关系视为判定一社会是理性社会与否的一个重要判据。 谢遐龄.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社会学研究J，1996.6然而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面临着与西方不同的历史条件。西方近现代社会展开与确立，不仅是承继了古希腊时代的公共生活和公共精神传统，它还有两种重要平台，即中世纪的宗教生活和近代商品经济。宗教生活在精神上对训练人们的思维起了重要作用，使人们确立起一种神圣性精神。这种精神潜移默化地形成了人们对
10、世俗生活领域中的规范制度的尊崇；在组织上培养了人们的公共习惯，强化了人们的公共意识和团体精神。以历史的态度考察之，可以说中世纪的宗教生活第一次超越了根深蒂固的家庭模式和关系，而具有公共生活组织的性质与形式。而这种关系首先发育于这一公共生活和组织之中，人们的权利平等意识开始萌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不过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观念在现代政治领域中的话语转换。西方中世纪经历了政教合一和政教分离两个阶段。政教合一时期，教会获得了神圣性、权威性和合法性。在政教分离之后，宗教组织的神圣性、权威性被保留下来，同时又转化为与世俗权力相对应的社会组织和力量，它的组织社区化形式亦对民间社会生活具有自治的或者
11、自组织的功能，它不仅有利于组织和维系社会公共生活及其秩序起了重要作用，而且构成现代民主政治的潜在基础。不过，仅仅有中世纪宗教生活和组织架构是不可能充分发育起个体与社会的，故而也不可能推动近现代社会的充分展开，因此，才有近代文艺复兴思潮对它的反动。在个体与社会的充分发育方面，商品经济活动是一个更重要的平台，它为人们的“此岸”活动提供了一个现实“客观对象物”，才能使人们的活动及活动的社会关系完全展开。马克思在1857-1858经济学手稿中指出：人对自身以外的世界的建构是和它的活动相联系的，取决于活动的深度与广度。而活动要想积累和扩大，必须在外在的存在中被凝固，也就是说，人的活动只有在外在的存在中被
12、记录和吸收，才有可能扩大规模和范围，从而才能使活动普遍化。而最具扩张性的活动就是商品生产。在马克思等经典作家那里，生产商品的活动是人类活动历史化的前提。市场经济既是社会资源要素配置的重要机制，同时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平台。基于这一个平台，现代社会关系和个体与社会逐步而充分地展开，构成西方现代政治的现实基础。而这些因素反过来推动了经济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以上讨论西方社会中世纪宗教之于近现代化的作用，只是就其社会公共生活和组织意义而言。切勿以为是把它作为建立现代理性社会关系的唯一条件，否则会得出非此不能的错误结论。即使没有基督教，人类社会也必然产生具有同样功能和作用的组织形式。而相比于宗教生活，市场
13、经济的功能和意义更大。而对中国传统社会来说，从其社会关系的视角考察，梁漱溟先生称它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它以家庭关系建构社会关系，使一切社会关系家庭伦理化。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三卷M.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81这实际是私人化关系在公共空间里的延伸，即把公共领域中的社会关系变成两个之间的个人关系。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旧中国社会政治之构造，比国君为大宗子，称地方官为父母，视一国如一大家庭。”人们“但知有君臣官民彼此之间伦理的义务，而不认识国民与国家之团体关系。”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三卷M.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8485由此一来，使关系具有直接性、具
14、体性特性。彼此关系受着伦理情感和个人的具体属性如身份、地位、学识、学历乃至衣着相貌和谈吐等等的影响，使关系有亲疏好坏之分，而无法形成马克思所说的普遍化关系形态。社会关系“二人化”必然导致人对社会的依赖转化为对两个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依附。任何人要在社会立足，不能不谨慎处理好与周围的关系。因而它无形中造成关系对个人主体性的消解，使人们只见各种各样的角色，而不见作为权利主体之个体，因而在伦理化的关系中，难以发育出独立的个体及其精神意识。同时也造成对一切组织的消解，使组织都处于人们关注的视线之外，人们眼中只见关系不见组织，由此造成公共领域（组织）不立，无论是国家公权力组织还是社会组织，都难以确立起组织的
15、权威性。这种情况的极端表现即是公共领域私人化，即使产生组织也容易出现梁漱溟先生说的“组织私人化”问题。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二卷M.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225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以“家国同构”为其典型特征，而这种结构正是以社会关系“二人化”为其内在机制，而以其社会关系对个体和组织的“消解”为其社会基础，全部权力集中于君主一人之手。君主（代表国家）掌握了绝大部分社会资源，乃至对个人生杀予夺的权力。由此导致中国社会扁平化，任何权利主体和社会力量都难以产生，发育个体、社会和市场自然皆无可能，社会资源要素缺乏合理的配置机制而表现得效率低下。然而，由于国家缺乏来自社会团
16、体的有效支撑，对社会调控能力反而相对不足，在社会矛盾发展尖锐时，往往容易陷于失序状态。权力的高度集中和社会发育不足使中国传统国家一直存在着权力和能力的悖论。这是中国传统国家长期以来在社会治理方面常处于管死放乱两头不着力的状态，始终走不出治乱周期性循环困境的根源，实际也是中国近现代转型困境的根源。三、20世纪中国社会公共领域建构之反思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现代化的确立有两个重要方面：其一是在社会结构上必须形成个人、社会与国家间的相对独立关系。而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往往需要经历建构社会整体和确立个体这样两个阶段。西方中世纪和近代商品经济即分别具有整体建构和个体建构的特征。社会的整体建构包括社会公共领域和政治公共领域两个方面，首先必须确立社会（涵国家在内）的整体性和公共性，而后才有可能确立社会与国家的相对独立性质。西方中世纪的政教合一和政教分离正是分别地、初步地完成了这两方面任务。而在近代商品经济时期，个体与社会得到充分扩展。当然，这只是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