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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赵刚：从“德国式问候”到纳粹帝国语言几乎没有什么发现比那些揭示了观念根源的发现更令人恼怒了。 阿克顿勋爵 Hi，希特勒! 在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曾经流传一则笑话： 一天，滕内斯和赛尔在田间散步。滕内斯一不留神踩着一堆猪粪，险些摔倒。未等站稳，他马上高伸右手，大吼一声：“Hi，希特勒!”赛尔关心地问：“你没事吧?这里根本没有其他人。”滕内斯一本正经地回答道：“我可是照规定办事!规定不是说：如果进入一个店铺，必须喊希特勒万岁吗?” 谁都不会忘记，在纳粹极权统治时代，“希特勒万岁”成了德国人精神生活的全部。从1933年起，第三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无论是在公共场合，还是在最亲密的私人交往空间，都会看到德国人
2、最富夸张的表演形式：两腿并拢、立正直立、手掌向下、右臂倾斜、高举至眉梢的动作，伴随着这个颇有些滑稽的动作，都会听到整齐划一的“Hi，希特勒”的呼喊。甚至在人们相互来往的信件中，以及领取工资的名单上，也会将“向您致以希特勒问候，希特勒万岁”作为问候语，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 人们或许还记得，1936年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当英、法两国体育代表团的官员和运动员们走进体育场时，竟然也伸直右臂，向主席台上的希特勒行纳粹礼致敬。而在1935年出版的图解杜登德语大辞典中，希特勒问候语竟赫然列在“问候方式”的图例中，并且位居第一。 在纳粹统治时期，希特勒问候语主宰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购物者走进商店，所听到
3、的服务问候语是：“Hi，希特勒!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回答也必须满脸严肃，一丝不苟，“Hi，希特勒!我要购买衬衫。”在当时，“烘烤面包的模子被做成纳粹标志的形状;上门做客时，客人会选择印有希特勒万岁字样的花瓶作为礼物;连孩子们收到的弹力橡胶玩具人也伸开手臂向希特勒敬礼;家家户户的客厅里，到处悬挂着摄影师霍夫曼拍摄的希特勒肖像照”。没有任何一个领域能够逃脱这种领袖崇拜的疯狂，写着“德国人问候希特勒万岁”字样的瓷釉标牌充斥德国各大城市的广场、街道、电线杆以及路灯柱;甚至就连幼儿园和学校也成为演练希特勒问候礼的培训中心1。学者赵毅衡在握过元首的手的手的手这篇文章中描述，希特勒的崇拜者认真地说：“恭喜你
4、，你刚握了一只手，此手曾经握过一只手，该手曾经握过元首的手。”2在今天看来矫揉造作式的表白，在当时却是自豪与荣耀的感受，的的确确是发自普通德国人的心底。 对于领袖的个人崇拜，纳粹机关报人民观察者曾有过这样一段评价：“我们的任务是把崇高的希特勒问候变成德国民众充满信仰的一种问候当我们对那些心志不坚定的人使用德意志问候语，并企图以此来维护他们的良好品性时，我们一定要严格地监督他们，以免他们在使用德意志问候语时弄虚作假或当面撒谎。德意志问候语绝不是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它时时提醒着我们：阿道夫希特勒赋予我们的目标和任务。它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一种实践形式，我们每个人都应当践行之。”有了这样的衡量标准，并将是
5、否行纳粹敬礼提高到“忠于元首”的高度，在党卫军和盖世太保如狼似虎般的监视下，没有人可以预料怠慢行礼或者根本不行礼会遭到怎样的下场。这种对于前途未卜的恐惧感足以使人们对“德意志问候”产生一种觳觫恐惧的臣服。“英格伯格施奈德鲁乔夫曾回忆道：那大概是1934年或1935年的事情了。我父亲去夏洛腾堡办事，走到了柏林大街即今天的奥托苏尔大道时，他同其他人站在人行道边上准备过马路。这时有一队希特勒青年团的人列队走了过来。那是一群也就十五岁到十七岁的小孩，为首的一个举着一面旗子。我父亲还没有反应过来，脸上就挨了重重一掌。打他的那个十七岁的小伙子也扇了周围男女路人几个耳光，恶狠狠地说：一群猪，看见旗帜竟然不及
6、时行礼。”3 当然，这种“德意志问候”在暴力恐怖下也会产生叫人啼笑皆非的荒诞。当时德国有一个来自帕德博恩的杂耍艺人特劳伯特帕特，他驯养了一只大猩猩。为了响应政府的号召，他训练大猩猩也行纳粹礼。大猩猩接受训练之后，立竿见影，不仅把“Hi，希特勒”的行礼模仿得惟妙惟肖，而且对这个动作乐此不疲。只要有人登门，大猩猩便立刻笨拙地伸出右臂，向来人有模有样地行纳粹礼，特别是看见穿制服的人，它更是抑制不住兴奋，一面立正行敬礼，一面发出“吽吽”的吼叫。没多久，有人就将此向当局通风报信，禁令随之而来：绝不允许让猩猩向元首致以“德意志问候”，否则格杀勿论。兹事体大，凡涉及对“元首”的崇拜，举足轻重，非同儿戏，绝对
7、不允许开这类国际玩笑。于是，这位杂耍艺人被当局以大不敬的罪名征召入伍，并发配到天寒地冻的俄国前线作战。最终，这个荒诞的故事以悲剧的结局落下帷幕。 德国社会学家提尔曼阿勒特的德意志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一书说，在纳粹统治时期，行希特勒问候礼是一种效忠的表示，它的贯彻与推广最清晰地说明了德国人的集体退化。的确如此，“有什么样的群众就配有什么样的领袖”。通过希特勒问候语这一带来无穷灾难的身体姿势，不难看出专制绝非仅仅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一种群体性行为。可以说，希特勒问候礼是在集体意志的名义下纳粹所伪造出来的一种恶行。当人们自愿或是被迫向帝国元首做出无条件服从的时候，就意味对纳粹体制的认同，就意
8、味着把口头上的承诺演变成对希特勒政权效忠的义务，而这种对法西斯主义的认同和效忠，迫使人们最终放弃了道德的自我考量，不仅将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完全抛弃，而且也将个人自由和民主的权利拱手相送。可以说，纳粹统治是在群众狂热的欢呼声中推行的，当大多数德国人学会了无条件地服从，将个人自由和民主权利全部抛弃时，不可理喻的群众意志就将自己的民族和整个世界拽入了灾难的深渊。 半个世纪过去了，当人们不断反思在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为什么法西斯主义能够横行一时无所不为，希特勒与纳粹主义能够暴戾恣睢主宰欧洲时，就不能不关注这个带来无穷灾难、主宰着人与人交往的细微之处、并通过严厉的制裁措施扩散着沉重威胁的希特勒问候语，
9、它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传播的?当人们面对强制性的问候命令时，又做出了怎样的选择?孕育这种现象的文化根源是什么? 在法西斯主义的哲学中，暴力一直起着核心的作用。如果不使用暴力，法西斯主义就无法得到权力，即使夺取了权力，也不能保持住它。墨索里尼有句名言：“社会党人问我们的纲领是什么?我们的纲领就是砸碎社会党人的脑壳。”我们不妨顺着这样的思路来分析一下，德国纳粹是如何利用暴力和恐怖手段来推行“党文化”，并以此奴役人民的思想的。 纳粹帝国的语言 语言是人类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用语言学家的话来说，“语言是思想的物质外壳”，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存在方式之一。人总是通过一定的语言环境来表述、解释和交流
10、自己的所思所想。上了年纪的人都不会忘记，在那个非常的年代，绝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曾习惯于用一种官方语言的模式来解释周围的一切，包括中国的过去与现在。例如，讲到中国的历史，就会不自觉地以一种固定的尺度，将中国的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讲到人与人的关系，也会用一种近乎于偏执的敌对标准，将社会划分为：红五类、狗崽子，革命同志、阶级敌人，无产阶级战友、地富反坏右;如果想攻击某人思想陈旧，就会说他很“封建”;如果对异性之间的来往看不顺眼，就会说“有生活作风问题”。这些语言简直可以达到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的地步。至于像“右派”、“黑帮”、“走资派”、“臭老九”
11、、“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等等这类语汇，恐怕只有生活在那个特殊年代的中国人才能明白。这些当时被认为是最革命的语言，深深地渗入到每个人的意识之中，成为人们的主观意识加予客观世界的一组标签，仿佛只有靠着这类标签，才能使人们看清众象纷纭的外在世界，才能将自己的头脑梳理出大致轮廓，换而言之，正是靠着它们，在当时人的意识中才能将客观的“现实生活”架构起来。 语言本身是一种文化现象。作为文化，通常包括了两个部分：内在的价值观;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与思维模式。因此，希特勒统治下的第三帝国语言，从本质上说就是纳粹的“党文化”，是以法西斯主义的价值观为基础支撑而成的思维方式、话语系统
12、及行为模式。它既包含了纳粹所强行建构和灌输的法西斯文化，也包含了在希特勒政权暴力与谎言统治下广大人民群众为了生存和自保而不得不接受和使用的变异文化。德国语文学家维克多克勒姆佩雷尔指出：“纳粹主义通过一些个别的、经由千百万次重复而强加的，并被机械地和无意识地接受的词、短语、语言形式进入人们的血肉之中。” 当纳粹夺取政权之后，希特勒正确地分析了以前德国官方宣传失败的原因：那就是权力当局低估了舆论宣传的重要性，并且未能意识到有效的宣传不仅仅是群众对执政者权力合法性的认知，而且还是执政当局控制政局、引导民众、消灭敌对势力的手段。正如希特勒所设想的，纳粹的宣传就是要对群众提出一些要点，并且无休止地重复它
13、们。希特勒和他的助手戈培尔认为：人民大众是迟缓的和懒散的，记忆是脆弱的，他们只是对上千次重复的最简单的观念才会有反应。因此，民众在活动和思维上是“女性气的”，是靠情感而不是靠理性来驱动的。琐碎或烦琐的解释没有地盘，宣传必须是肯定的或否定的，非此即彼，非白即黑，非敌即友，非对即错。所以，辨证地看问题的能力是宣传的对立面。 我们说法西斯主义宣传的恐怖之处不同于其他专制，就是因为它在不断地制造和攻击敌对分子的过程中树立自己的舆论权威(凡是不与之同流合污者，都会被作为敌对势力铲除)。同时，它还有着大规模的宏观控制和无孔不入的细微渗透，并且它把这种控制和渗透与暴力恐怖手段十分巧妙地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魏
14、玛共和国时期，魏玛宪法是一部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宪法。其中规定了某些公民权利，包括新闻自由的权利。宪法规定：“人民在法律范围内，有以语言、文字、印刷和图画自由表示意见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妨害，并不得实行检查。”这就为资产阶级报业发展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当时的德国报业空前繁荣，1914年全国报纸有二千二百家，1932年便上升到四千七百零三家，总销数二千五百万份，为德国报业史上的高峰。德国成为了欧洲出版自由最早的国家。 正因为有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这些最重要的公民权利，才奠定了欧洲繁荣强盛的基础，客观上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重要条件。正因为德国曾经是欧洲出版自由最早的国家，因此像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
15、党宣言等批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号召人民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著作，才有可能在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下出版、发行、传播，假若没有出版自由，又怎么可能诞生伟大的马克思主义? 回顾第三帝国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纳粹专制政权就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手段对社会各个领域，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到其他所有社会生活领域，甚至包括个人生活的诸方面实行严厉的控制。在夺取权力之前，纳粹分子的斗争策略是竭尽全力地制造喧嚣，以便唤起公众的注意，吸引选票。一旦掌握权力，他们就建立起对宣传的垄断，对舆论的控制，消灭所有潜在的对手。对戈培尔来说，只要纳粹党掌了权，就应该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监视和指导新闻舆论上。就文化方面而言，纳粹政权十分重视意识形态的灌输和宣传，但对文化事业本身却异常轻视。希特勒上台后，立即任命戈培尔为纳粹党宣传头目，并设立了由其掌管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然而却没有设立负责文化事业的部门。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戏剧协会主席汉约斯特曾借其作品中的主角表达了纳粹当局对待文化的心声：“当我一听见文化这个词，我就想立刻掏出手枪。” 正是出于对舆论宣传的重视，纳粹当权者还未坐稳他们的宝座，就开始推进意识形态“一体化”的进程。首先，纳粹分子借助于暴力，通过经济、行政等手段剥夺对手的发言权，甚至实施暗杀，以达到清除对手的目的。报刊是纳粹宣传工作中最为看重的舆论工具，纳粹政府上台不久，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