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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一、明代文学的发展分期从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1368）开国，到思宗朱由检崇祯十七年（1644）自缢，明代前后共二百七十七年。明代文学发展的走势，是一个先抑后扬态势。 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1、前期：从明初到嘉靖年间（13681522） 前期为准备期，也是回归期，即对儒学文艺观的回归。 条件：环境相对稳定，社会由乱而治。 随着明初经济复苏，社会相对稳定，再加之政治上的特务统治和文化上的专制主义，思想的理学控制，增添了创作上的不安全感。无奈文人向古人乞讨人们转向对平稳和谐、雍容典雅的欣赏。此时道德文章大行其道，如台阁体的统治、道德剧横行，成为了文坛主流。创作步入了贵族化和御用化的轨道，而走向
2、死沉。值得一提的是，明初的动荡，形成了一股人心思治、崇拜英雄的思潮，出现了一批有忧患意识和时代使命感的作家，也产生了一批崇尚雄健、具有阳刚之美的作品。最有代表性的是长篇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给文坛带来了短暂的繁荣。如果没有这两部作品的出现，明代前期的作品太平庸了。 2、后期：从嘉靖年间开始到明亡（文学的突变期） 这是明代文学从前期的衰落状态中恢复生机、逐渐走向高潮的时期。 促使转变的条件：商业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思想统治的松动，王阳明心学的流行，创作主体精神高扬，文学很快复苏而大步迈进，很快地迎来了文学突变和全面繁荣。 小说有西游记、金瓶梅问世；戏曲有宝剑记、浣沙记、鸣凤记三大传
3、奇问世，汤、沈剧坛争霸；诗文流派此起彼伏；三言两拍，叹为奇观。 共同的审美趣味急剧转向世俗化、个性化和趣味化。完成了文学史上的一次突破。,二、明代社会后期的特点：,（一）城市文化的形成（明代文学背景之一） 商业与中国的文学总是有联系的，特别是宋词离不开宋代发达的商业经济。歌伎的浅斟低唱，更是商业经济的产物。到了明代，这种现象变得愈加明显。1、文人商人化（文学突变的基础） 至明代中、后期，随商业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迅速扩大，加强了文人与商人的联系。商人的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奢糜的生活方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羡慕，清高的文人也走出了封闭的小天地，留恋繁华，出入市井，乐于与市民往来，具有了一种世俗平民化
4、的特征。越到以后，越来越多的作家就是出身商人。这为明代文学的突变提供了可能。千百年文人一直持守的矜持、尊严和斯文，很快就彻底扫地了。这种现象在今日的文坛上又被重复，历史有时总要表现出惊人的相似。这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悲哀。,2、读者市民化（文学突变的内因） 文人的市民化，促使了市民化的读者群的形成。读者的变化，要求作者对文学的内容、风格趣味作相应的调整。无疑市民的生活，市民的情趣，市民的形象成为了作家最关注的对象。在诗文、小说、戏曲中，显得越发举足轻重。再清高的作家，也按耐不住对城市的热闹和繁华的向往，毫不掩饰对美色和金钱的欣羡，甚至高歌恣情纵乐，在俗世的追逐欢笑中，寻求人生的乐趣。如金瓶梅中
5、商人西门庆第一次成为了一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冠冕堂皇地走进了艺术殿堂。三言、两拍更是把市民中的总总林林、形形色色的人物，表现得淋漓尽致。作家能迅速的抓住这个看点，也证明了作者嗅觉的敏感。由此可见，物质利益对文学价值取向的影响，读者总是文学创作的上帝。,3、艺术趣味世俗化（文学突变的方向） 作品内容的世俗化 ，也带来了艺术趣味和文学观念的世俗化。在明代时兴着一种“世俗之趣”。这种艺术趣味的基本特征： 其一，题材：重日常琐事，日用起居。儿女情长，男欢女爱。 其二，语言：率真自然，俚俗明白。 其三，功用：供人爱玩、足资谈笑。 文学的作用不再是“载道”和“明道”了，完成了对文学传统的一次反叛。表现多率
6、真自然，语言尚俚俗明白，效果求俚俗明白。这些在小说、戏曲、民歌等通俗文学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文坛舆论也大力鼓吹“寄意于时俗”，从“耳目之内，日用起居”中极摹“世情”，欣赏“最浅最俚亦最真”的语言，提倡文章之用就是“供人爱玩”、“足资谈笑”。人们突然发现，原来文学与生活是如此贴近。,（二） 张扬个性和肯定人欲（突变的思想基础）,1、王学兴起和禅学渗透：（价值观的哲学基础） 明初的独裁政治，必然带来思想的禁锢。理学的提倡，八股文的实行，造成了思想文化界的压抑。越是压抑，也越积累着冲破的力量，明中后期，思想界出现了两股重要的力量。一是王学；一是禅学。两者本质又具有同一性。 王学： 王学是指思想家王守仁
7、创立的一种思想学说。由于他以心作为衡量事物是非的标准，故有称为“心学”。他认为“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物”。一切以我“良知”为是非标准，孔子之言，良知以为不对，我也不敢以为对。这样的观点打破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动摇了思想偶像的神圣地位，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有利于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只要心里想做的，就是合理的。还提出顺心率性而为。说“百姓日用即道”，“穿衣吃饭即理”。孔子也说：食、色性也。充分肯定了人欲要求和个性的自由发展。这一思想为文人士子广泛接受，对文学影响非常之大。,禅学 （明代狂禅之风盛行）,禅学与心学有许多相通之处，本来王学吸收禅学许多东西。禅学所强调的也
8、是张扬个性、自我肯定、否定权威、否定我以外的一切。主要观点有：本心是道，本心即佛。其它一切都是虚妄的，乃至佛祖、经义也是“屎窖子”、“破草鞋”。是非善恶皆定于我。（真是和尚也疯狂）这种思想在文人阶层中广泛渗透。这些对作家影响很大。 两种理论都鼓吹否定偶像、冲破束缚、张扬个性、肯定自我。 2、肯定人欲 明代是一个很有趣的社会，对人欲否定最厉害，又是人欲横流的时代。明朝皇帝坐稳龙椅、完成了政治稳定之后，一门心思地稳定思想。理学被推到了独尊的位置，整个明朝到处弥漫着理学的气氛。永乐年间，饶州一个儒士对程朱提了一点不同意见，明成祖知道后，龙颜大怒，下旨命有司杖谴，悉焚其著书，曰无误后人。从此理学被钦定
9、为明朝的唯一学问和考试大纲。从此，在这根指挥棒下，一切变得雷同了。,两种思想在文学上的反映，就是肯定人欲的合理性。人欲就是与生俱来的七情六欲，就是世俗的爱好和个人的情欲。在中国文学史上，从来没有那一个朝代像明代作家那样清楚的认识自己、肯定自己和善待自己。他们把自身存在的和拥有的一切，都看成合理的。即使是毛病和陋习，也自我欣赏爱不释手。而且，认为人的情欲是人身上最真实、最自然、最本我的部分，理应得到尊重和理解。李贽主张顺从人的个性，满足人的欲望。汤显祖、袁宏道把情欲在内的追求现实享受的“情”与“理”相对立，提出了“世总为情”、“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寄达观）反对“拂情以为理”，极力宣扬
10、“情”解放。袁宏道公开宣扬追求人间的真乐乃是“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乃至宾客满席，妓妾数人，寻欢作乐到朝不谋夕，恬不知耻的地步。因此，明中叶后，在文士中出现了一批放诞不羁的“狂士”（扬州八怪、吴中四子、唐伯虎点秋香，其妻妾可玩两桌牌），社会上兴起了一股高扬个性和肯定人欲的思潮。这一切深刻地影响到文学的创作。在文学上兴起了一次性文学高潮，并且不局限于说和写，春宫画也泛滥成灾。,三、明中叶后文学的特点,1、适于表现市民生活和感情的通俗文学空前繁荣。 明代既有了市民文化的背景，又有了对个性和人欲的肯定，那么，以世俗为主的通俗文学的快速发展，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首先
11、是小说勃兴：以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这“四大奇书”为标志。短篇以“三言”“二拍”为代表。 其次是戏曲兴盛：嘉靖后，“三大传奇”问世；“四大声腔”的昆山、弋阳腔火爆。汤显祖、沈璟等剧作家和曲论家，传奇剧牡丹亭、杂剧四声猿标志了明代戏剧的最高水平。 2、呕心沥血地抒写人之“至情”。 明代作家对情感的论述特别丰富，常常把感情作为评价作品的重要标准，而传统的文论对情的表现是抑制的。对这点明确的有几个重要的作家。,冯梦龙提出了“情教”说，把自己的小说集定名为情史。 汤显祖提出了“至情”和“世总为情”的观点，并以“至情”为人生的最高境界。他塑造的至情人杜丽娘，就是这一艺术观点的实践。 李贽称水浒传是“发愤之所
12、作”。李梦阳赞扬民歌“无非其情也”，说“真诗乃在民间”。从情感上否定了高雅文学的价值。这种对于文学特征的认识和思考，是一种肯定自我、张扬个性的表现，有力的促进了俗文学的发展。,3、艺术个性千姿百态。 从宋末元初开始，下层文人、民间文人和通俗文学在文坛上取得愈来愈重要的地位，明代在元代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不仅小说戏曲的作者大部分是下层文人与民间文人，而且传统的诗文领域，也是越来越多的出身下层与民间的文人跻身其中。如唐寅、吴承恩、张凤翼出身于商人，李东阳出身于军籍，李贽家世代航海经商、父亲为塾师，何景明、归有光出身寒素。明代文人中，虽不乏过去那种以诗文游扬声誉、一意追求功名的人，但也不少凭兴趣爱好
13、才献身文学，并以此为终生事业的。,4、集团林立、旗帜各异。,明代文坛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流派太多。明代人喜欢标新立异，也许这也是一种时代精神的在文学中的折射。 诗文方面有：以三杨（杨士奇、溥、荣）为代表的台阁体；李东阳的茶陵派；前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云间派。 戏曲方面有：临川派、吴。 还有按地域分的：吴中四杰、闵中十才子；社名分的：碧山十老、几社六子。时代分的：景泰十才子、嘉靖八才子。,明代这些文人集团和不同流派之间的论争有其鲜明的特点： 首先是他们各有一套较为明确的文学主张，其结合不是停留在创作实践上的趣味相投，而是趋向理论观点上的人以群分，完成了从文学实践的流派向文学理论的流派的过渡； 其次，他们不论打着“复古”的旗号，还是高喊“反复古”的口号，主观上都有比较强烈的革新意识，希望能革除前弊，使文学创作符合各自心目中的规范，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宝库。 再次，明代的文学论争，在分门别户、交相否定的过程中，实际上也暗暗地相互渗透、救蔽补失，从而促进了文学的变通与发展。如戏曲史上的“沈汤之争”，人们在研究、斟酌了两人的短长得失后，终于认识到曲律与曲意的不可偏废，提出了著名的“双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