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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从公共政策角度看小型车限购政策摘要：近两年来，部分一线、二线城市为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以及城市雾霾污染问题，政府出台了针对小型车的限购、限号政策。2010 年，北京首先出台了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 ，成为国内首个发布汽车限购令的城市。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广州 、 1贵阳 等省会城市均发布了小型车限购限号政策。2013 年 12 月 15 日，天津市宣布从 2013年 12 月 16 日零时起在全市实行小客车增量配额指标管理 。但这种政策，并未从根本上治理了城市交通及污染问题，反而给居民出行带来了新的不便。本论文从政府与居民的角度出发，探讨限购、限号的影响，以及政策未达到预期的原因，并提出
2、相应的政策建议。关键词：限购、限号政策 交通拥堵 环境污染 居民生活 政策建议近年来，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与公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城市小型车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并且增速加快。小型车数量的增加，一方面促进了汽车产业的发展，拉动了经济增长，同时又方便了我国公民出行。另一方面，小型车迅速增长也带来了一系列城市问题。例如，城市交通拥堵、大气污染状况日益严重。为了解决以上问题，北京、广州、贵阳、天津等直辖市以及省会城市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小型车的限购、限行的政策。限车令，是指为了缓解城市交通紧张、治理道路交通拥堵，由政府制定并发布的限制车辆上路数量的政策指令。北京的限车令包括限行与限购两部分。其中限行的具体
3、内容包括：单号日子时候，只能车号的末尾数字是单号的私家车可以上路，双号日子的时候，只能车号末尾数字是双号的私家车可以上路。措施实施以后对城市交通拥堵起到缓解作用。限购政策具体内容包括：每月 26 日实行无偿摇号方式分配车辆指标；外地人北京购车需连续 5 年以上缴纳北京社保和个税的证明；港澳台居民、华侨及外籍人员只需 1 年居住证明，此外，外地牌照交通高峰时段禁行五环路(含)以内；将研究制定重点拥堵路段或区域交通拥堵收费方案，择机实施；更新指标无需要摇号，直接申请更新指标。广州、贵阳、天津的限行、限购政策也相继出台，内容与北京限车令大体相同。这些针对小型车的政策，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并未从根本上
4、解决城市交通与环境污染问题，反而给居民生活带来新的负担。据统计，2011 年北京全年净增机动车 17.3 万辆，比 2010 年少增 61.7 万辆，同比下降 78.1%，2011 年底全市机动车保有量为 498.3 万辆，机动车快速增长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中心城交通运行状况有所好转，高峰时段交通指数由 2010 年平均的6.1 下降到 4.8，路网运行速度由每小时 22.6公里提高到 25.3 公里，全市交通秩序总体安全顺畅。然而，从我本人在北京的亲身感受来看，北京限行、限购政策远没有数据所体现的那么喜人。北京交通拥堵问题依然严重，尤其到了早晚高峰期，从二环到四环需要大概两个小时的时间。可见
5、交通问题依然是困扰人们生活的重要阻碍之一。在汽车网站上，我了解到，其他城市，例如广州、贵阳、天津汽车市场依然火爆。另外，通过与当地同学聊天，得出以上城市交通状况并没有从限号、限行政策发布以后得到根本性的缓解。限号、限行的政策，也没有改善城市环境质量。2013 年下半年，华北地区雾霾严重，甚至以前环境质量较好的南方、中部地区，也都出现了2不同程度的雾霾。可见，限制小型车发展的政策并没有对环境问题起到良好的作用。这些政策不仅仅没有改变现有的城市问题，反而带来了新的涉及到政策公平、政策民主的问题。所以限制小型车发展的政策，还需进行完善。一、限购政策的问题分析（一）不公平性不足。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与政策
6、内容本身存在中不公平的现象。首先，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各地方政府没有征求公众的意见。这种现象在广州市与天津市尤其明显。2012 年 6 月 30 日，广州市政府颁布广州市中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试行办法 ，结果当天晚上出现了 4S 店员工连夜加班，市民连夜疯狂抢车的现象。天津市 2013 年 12 月 15 日突然宣布从 12月 16 日开始，小型机动车施行限购政策。天津市市民表示震惊，并在 15 号当晚出现了抢车热潮。这些现象表明政策的制定与出台并没有公众的参与，也没有政策制定的民主原则，公众只是被动的接受这些强制的措施。除此以外，政策本身内容也带有浓厚的不公平的色彩。以北京的限行、限购政策为例。
7、北京市政府在 2010 年 12 月 23 日下午公布的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中明确指出，外地人北京购车需连续 5 年以上缴纳北京社保和个税的证明；港澳台居民、华侨及外籍人员只需 1 年居住证明。此外，外地牌照交通高峰时段禁行五环路(含)以内。这条政策被专家指出带有明显的户籍歧视，这样就排除了那些非北京户籍的并且没有正式工作的，同时无法交纳社保和个人所得税的群体的购车可能性。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城市的大进步，这的确对公共交通和社会生态带来了严峻的考验，同时这也是全球各地大城市发展过程中均会遇到的问题，但是同样的状况对比香港，我们的大城市所做出的回应却让我们深思，为此我们不禁要反问，在现代社会
8、，社会公平应当意味着社会权利上的公平，要求社会的制度安排和非制度安排给每个社会主体的生存、发展的机会是平等的。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活动，要求社会确保机会均等，这是实现权利公平的前提。而无论是广州、北京还是上海，对于治理交通拥堵下发的限购政策，看似都遵守了“权力公平”这一原则，提供了一个透明、公开的平台，让老百姓去摇号、竞拍，但这只是“公平的底线” ，而不是“公平的上限” ，而相关部门总是容易拿“底线”当“上限”来肯定，自认为实现了“最大程度的公平” 。而我们的相关部门未能在公共交通的设计和管理上下足功夫，未能在建设更方便、更舒适的公交系统方面进行努力，却拿着公民的权利“开刀” 。或许有人会辩解，香
9、港与内地在城市建设、经济文化、政治体制、人口密度等各方面确实差异较大，内地无法完全照搬香港模式，但要注意的是， “最该限制私家车”的香港却事实上先限制公车，这实在值得反思。国家权力在对公民个人的权利进行干预时，必须证明这一干预是必要的或者不可避免的，当存在更为合理经济的手段时，干预公民权利的方式自然是不可作为先取之法的。（二）监管不力。据了解，相关部门对摇号行为的监管不力，导致出现了种种全家上阵摇号、摇上号不买车、想买车摇不上号、备案车价格奇货可居等现象。另一方面，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导致公众对摇号的结果产生怀疑，从而怀疑摇号有暗香操作的可能。例如，公众不了解摇号监督人员如何产生，权利机构是如何
10、对摇号进行监督等等。针对这些问题，政府必须改变摇号政策，加强监管，增强信息的透明度，增加咨询窗口，方便公众的咨询。摇号限购的初衷与结果不会达成一致。摇号限购的初衷当然是通过控制投放市场的汽车总量，从而达到缓解交通的目的。初衷是好的，但结果却未必能达到最初的预想，一是摇号在规则上创造了一批权力寻租者。就像以往每一个政策的出台都会制造一批手握橡皮图章的富人一样，摇号限购也如此;二是导致销售商之间产生不公平3竞争。代办牌照将成为汽车销售行业必备的一项服务，拥有行政资源的销售商必将占据优势;三是摇号限购只是延缓了城市拥堵的进程，无法解决最终的拥堵问题，不能达到预期效果。（三）对经济的不利影响。政府的限
11、购、限行政策出发点是缓解交通压力、改善城市污染现状，但是盲目的限购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并且会给汽车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根据数据显示北京市 2011 年前 5 个月北京新车累计交易 12.28 万辆，同比减少近 20 万辆，同比销量累计下降61%。2013 年北京机动车交易量增速明显放缓，增幅大幅回落到 5%左右。可见机动车政策给汽车行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例如，广州车市限购新政一出，资本市场反映迅速。汽车板块第二天开盘即暴跌，上汽集团大跌 8.47%，广汽集团、长城汽车、华域汽车跌逾 7%，一汽轿车、江淮汽车跌逾5%，安凯客车、长安汽车、江铃汽车、福田汽车、亚厦汽车跌逾 3%，整个汽车板块位列
12、跌幅榜第一。其中广汽集团、上汽集团一度逼近跌停。对此，据业内人士分析，虽然广州的限购对全国车市的影响有限。但是，市场担心会有更多的城市效仿而加入到限购阵营当中，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进而对全国的汽车行业造成打击。从这个角度来讲，广州汽车限购对于投资者心理层面的影响更大。财经评论员分析指出：“广州的这次车市震荡或可席卷全国，未来的全国车市尚不明朗，下半年汽车板块将看空” 。城市实施汽车限购，消费者特别重视购车机会，其往往会选择中级车或以上车型。长期以来，由于品牌、技术等方面的劣势，自主品牌车型多集中在小排量和中低端市场。自主品牌汽车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被边缘化，更多的汽车经销商将转而经销豪
13、华车、合资品牌汽车。自主品牌汽车在一线城市的生存现状已经敲响了警钟，一旦更多的二三线城市加入限购行列，自主品牌汽车的生存环境将进一步恶化。而合资品牌也已经加快了渠道下沉的步伐。当前，自主品牌汽车企业正面临艰难转型，完善市场布局或者进军高端车型领域，将是许多自主品牌汽车企业的必然选择。限购城市的销售竞争愈加激烈，将促使汽车企业不能再仅仅采取降价策略，而应该注重产品内在质量的提升，比如加大技术研发力度、提升产品品质；同时，提高售前、售中、售后服务水平，用优质的服务赢得消费者的信赖。（四）环境污染问题。首先以北京为例，北京在 2007 年开始施行单双号限行以来，交通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性的缓解，反而给居
14、民生活带来不便，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家境殷实的北京市民，会再购置其他车，以免受到单双号限行的影响。这样的家庭增多后，限号政策不仅没有使北京交通状况得到改善，反而使北京机动车数量增加，增大了道路与环境负担。第二，很多北京市民由于上班与住地距离太远，并且没有直达的地铁与公交，宁愿缴纳罚款，也愿意选择驾车出行上班。第三点，北京市地下轨道交通虽然近几年发展迅速，地铁网几乎遍布全市，但是，由于北京城区规模巨大，所以目前的铁道交通并不能满足人们出行需求，限号、限行就更加给公众出行带来了不便。二、 “摇号”限购中涉及的法律问题 “摇号”限购，是指北京市民欲购买汽车首先需要获得摇号资格摇到车牌号，没有摇到车
15、牌号的市民则不能购买汽车，以此来限制北京市的汽车数量。这项措施实施半年以来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减轻了北京的交通压力，但我们仍然不能忽视“摇号”背后隐藏着的法律问题。 （一）行政立法权的越权问题 行政立法既可以用来指称特定的行政机关制定、发布规范性文件的活动，也可以指前述这种活动的结果行政机关制定和发布的规范性文件。1这里所说的行政立法，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规章、决定和命令等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行为。行政立法属于抽象行政行为的范畴，从本质上来说，行政立法不是一种立法活4动，充其量只能说具有准立法的性质。基于对行政立法概念的理解，行政立法权就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规章，发布决定和命令等制
16、定规范性文件的权力。在我国，几乎每一个行政机关乃至行政机关的内部机构、派出机关和派出机构，都拥有范围不同、程度不等的立法权，行政机关在行使自己的立法权时不能超过其享有的权限，不能对其无权立法的事项进行立法，否则就属于行政立法权的越权行为。“新政”中对“摇号”的规定就属于行政立法权的越权现象。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条规定“申请机动车登记，应当提交以下证明、凭证：1、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2、机动车来历证明；3、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进口机动车进口凭证；4、车辆购置税的完税证明或者免税凭证；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在机动车登记时提交的其他证明、凭证。 ”从该条规定来看，申请人申请取得机动车号牌，只要提供该条规定的五个证明即可，如果要在申请机动车号牌时要求提交这五项之外的其他材料，则需要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众所周知，法律的制定主体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政法规的制定主体是国务院，也就是说，能够要求增加新材料的权限只有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享有。此外， “申请机动车号牌的行政许可”属于应当由国家统一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