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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高祖和唐太宗时期的稳定发展唐高祖拨乱反正武德年间（618626） ，当隋末战乱之后，一方面需要统一全国，一方面又需要恢复稳定封建秩序，发展生产，以利于新建政权的巩固。唐高祖正是这样顺应客观形势的要求，在进行统一战争的同时，又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恢复或新建各种制度，巩固唐朝政权的。武德年间的各种措施，为后来“贞观之治”奠定了基础。隋朝末年，由于隋炀帝的倒行逆施，中断了正在向前发展的历史进程。沉重的徭役负担，迫使广大农民离开土地，生产无法继续下去，正在走向富强繁荣的形势急转直下。唐高祖在这种情况下走上历史舞台，建立唐朝，必然面临拨乱反正的使命。唐高祖认为，汉高祖“拨乱反正” ，纠正了秦的错误，从
2、而出现了汉初的繁荣景象；他要“拨乱反正”，纠正隋的错误，使唐朝富强。姜谟说：“唐公有霸王之才，必为拨乱之主。 ”可见，唐高祖发挥“拨乱反正”的作用，既是历史前进的要求，他本人也具备了条件。当时的“拨乱反正” ，只能是把打乱了的封建秩序再恢复起来，使其遵循固有的规律继续前进。尽管封建制度是束缚劳动人民手足的枷锁，但由于人们不能超越历史所允许的范围进行活动，所以，唐高祖恢复发展封建制度实际上就是为历史的继续前进创造条件。武德二年（619） ，唐高祖初定租、庸、调法，规定在限额之外， “不得横有调敛”。显然，这有限制统治集团不得为所欲为的意思。把对劳动者的剥削与奴役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是有利于历史前
3、进的。土地制度是赋役制度的基础。自北魏实行均田制以来，对恢复发展生产起了积极作用。唐高祖为了使隋末大量离开土地的农民重新与土地结合起来，以利于政权的巩固，遂于武德七年（624） ，实行均田制。所实行的均田制与租庸调法，是隋朝均田制与租调力役制的继续和发展。所谓“发展” ，就是因历史的前进出现了新的内容。新的内容很多，例如，隋遵北齐之制，一个丁男受露田八十亩，妇人四十亩；另外，每丁又受永业田二十亩，夫妇共受田一百四十亩。但是，一对夫妇所纳之赋税却倍于单丁。由于单丁受田一百亩，仅纳一对夫妻受田一百四十亩的一半赋税，从而就出现了许多人不愿结婚或隐瞒妻子的现象。唐初的均田令中，规定妇女不受田，不纳税，
4、正是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制度较合理些，无疑会促使劳动者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另如，北魏、北齐时，官僚地主可以通过奴婢与牛领受大量土地，唐朝取消了奴婢与牛的受田。这主要是各级官吏可以通过另一途径得到永业田、职分田、公廨田，不必要再通过奴婢与牛受田。再者，唐初又规定僧、尼、道士、女冠也可以受田。这主要是因为隋朝以后，佛教、道教在统治者的倡导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寺院、道观都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因而，法令中不得不承认这些既成事实。由此可见，土地制度的发展，正反映了历史前进的内容。其他，像土地买卖范围的扩大，以庸代役制的普遍推行等，都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均田制与租庸调法在唐朝实行了一百多年，说明它在唐初还
5、是很有生命力的制度。唐朝前期的经济发展与国家富强，与此制度密切相关。 旧唐书卷七五孙伏伽传 。 册府元龟卷三四五将帅部佐命六 。 资治通鉴卷一八七，高祖武德二年。古代货币的发展，到武德年间也起了很大变化。从西汉到隋朝，五铢钱一直在货币流通领域占主要地位。隋末，私铸钱大量出现，劣币盛行， “千钱初重二斤，其后愈轻，不及一斤，铁叶、皮纸皆以为钱。高祖入长安，民间行线环钱，其制轻小，凡八九万才满半斛”。针对这种情况，武德四年（621）下诏铸“开元通宝”钱。“开元通宝”钱的流行，在我国货币发展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 “开元” ，即开国的意思， “通宝 ，即流通的宝货。其中不包含货币的重量，与秦半两钱、汉
6、五铢钱（二十四铢为一两）比较，显然是改变了以重量为币名的传统。同时，以钱为宝，也反映了人们对货币的作用有进一步的认识，还说明把货币视为财富的观念大大增强了。从此以后，历代的铜钱都不再以重量为名，都称为“通宝” 、 “元宝” 。这说明货币的发展已到了更高级的阶段。唐律在古代法制史上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同时，对亚洲各国古代法典的形成与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唐律是在武德、贞观年间逐步形成的。 通典卷一七刑八：“高祖初至京师，革隋峻法，约为十二条，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余并蠲除之。及受禅，诏宰相刘文静因开皇律令而损益之，尽删大业苛惨之法，制五十三条，务存宽简，以便于时。 ”可见唐律是根据开皇律而来
7、的。贞观年间，唐太宗又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进一步修定为五百零二条 12 卷的唐律 。长孙无忌等人又对唐律逐条逐句进行诠解和疏释，成为唐律疏议 。这种国家法典，有唐一代，没有大的变化。唐代的官制也在武德年间确定下来。 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一：“武德七年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为六省；次御史台；次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为九寺；次将作监；.。 ”三公地位高，无实权，实际上是荣誉职务。六省中的尚书、门下、中书是朝廷机关，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其中尚书省系执行机关，政务繁多，故又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别管理有关事务。由于这些
8、部门在政权机构中所起的作用最大，所以，后来往往把唐朝廷的官制概括为三省六部制度。其他三省与政权机关无大关系，不甚重要。御史台是监察机关。寺、监是分别管理朝廷兵、刑、钱谷事务的机构。这些都是“京职事官” ，另外，还有“州县、镇戍、岳渎、关津为外职事官” 。这种官制，后来虽然也有过变动，但朝廷的三省六部制，地方的州县两级制，基本上是沿袭武德年间的。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开创于隋，唐代逐步完善起来。 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自高祖初入长安，开大丞相府，下令置生员，自京师至于州县皆有数。既即位，又诏秘书外省别立小学，以教宗室子孙及功臣子弟。其后又诏诸州明经、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称者，县考试，州
9、长重覆，岁随方物入贡；吏民子弟学艺者，皆送于京学，为设考课之法。州、县、乡皆置学焉。 ”从京师到州、县、乡皆置学，使宗室子孙、功臣子弟、吏民子弟都有就学机会。州、县通过考试入选， “随物入贡” ，实际上就是“乡贡” 。这种通过考试在政治上进行竞争的办法，正是科举制度的基本内容。 唐摭言卷一统序科第也有大体类同的记载，并且认为“斯我唐贡士之始也” 。由此可见，隋末中断了的科举制度到唐初又恢复起来了。科举制度对封建的等级制度、门阀制度，都有一定的冲击作用，含有一定的平等竞争意义，在当时是进步的制度。 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四。府兵制度，从西魏开始到隋末中断，唐高祖“以天下未定，事资武力，将举关中之众以
10、临四方”，在武德初年又将其恢复起来。贞观十年（636） ，唐太宗又在全国设置六百三十四个军府，仅关内就有二百六十一府。不难看出，唐初设置军府，是以关中为重点的。关中是京师所在之地，这说明唐朝廷掌握着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以上各种制度，在武德贞观年间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为唐政权的巩固与国家的富强发挥了积极作用。恢复发展各种制度，实际上就是恢复社会秩序。社会秩序的作用，就是使统治者能够继续统治下去，被统治者能够在可以忍受的剥削奴役下继续生活下去。唐太宗利用这种社会秩序巩固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并使国家富强繁荣起来。唐太宗与“贞观之治”唐初的统治者非常重视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常从历代皇朝的治乱兴衰中寻找
11、借鉴。唐高祖就十分重视秦、隋很快灭亡，汉、唐乘机兴盛的历史变化。同时，为了“多识前古，贻鉴将来”，还下诏修撰魏、周、隋、梁、齐、陈等六史。在这方面，唐太宗更为突出，他明确说过：“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 ”贞观六年（632） ，他还谓侍臣曰：“朕闻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异。然周则惟善是务，积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罚，不过二世而灭。岂非为善者福祚延长，为恶者降年不永？朕又闻桀、纣，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则以为辱。颜、闵匹夫也，以帝王比之，则以为荣。此亦帝王深耻也。朕每将此事以为鉴戒，常恐不逮，为人所笑。 ”既然从历史上认识到周、秦统治时间的长短在于统治者本身，周因“惟善是务，
12、积功累德” ，所以持久，秦因“恣其奢淫，好行刑罚”，故而短暂。于是，他就从政治、经济各方面采取措施，促使国家走上富强的道路。唐太宗认为，解决民的问题最重要。他说：“夫民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 ”“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 ”解决民的问题，主要是发展生产，与民休息。他说：“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曾下诏停修劳民伤财的洛阳乾元殿，并且表示：“后日或以事至洛阳，虽露居亦无伤也。 ”为了不误农时，还把太子举行冠礼的日子由二月改到十月。
13、通典卷二八职官十武官上将军总叙 。 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 。 贞观政要卷二任贤 。 贞观政要卷三君臣鉴戒 。 帝范君体篇 。 贞观政要卷一君道 。当有人提出“用二月为胜”的时候，他又明确表示“农时甚要，不可暂失”。这充分说明唐太宗重视农业生产，接受了隋炀帝大量征发徭役，迫使农民走投无路，从而暴动的教训。另外，他还尽量减轻农民负担，反对竭泽而渔。他说：“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 ”有鉴于此，他多次下诏减免赋税。贞观元年（627） ，山东大旱，免当年租赋。贞观二年（628） ，关中旱灾，有卖子为生者，他命出御府金帛代为赎回。贞
14、观三年，免关中二年租税，关东给复一年。类似此例颇多。此外，他还竭力防止统治集团内部骄奢淫逸。在他看来， “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劳敝。 ”也就是说，统治者的奢侈可以激化阶级矛盾。因此，他下诏“奢侈者可以为戒，节俭者可以为师矣”。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农民发展生产。唐太宗是通过玄武门之变夺取政权的。唐朝建立后，李建成以李渊长子身份被立为太子，其弟李世民被封为秦王，李元吉被封为齐王。在统一战争过程中，秦王战功较多，与其谋臣猛将逐步形成一个秦王集团。秦王集团势力日益强大，李建成感到对自己是严重威胁，遂与李元吉联合，组成一个与之对抗的集团。双方斗争的核
15、心是皇位问题。最初，是双方在政治上互相倾轧，争取李渊的信任与支持，削弱对方，壮大自己；最后，就发展到兵戎相见，水火不容了。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秦王有预谋地安排尉迟敬德、长孙无忌、侯君集等人，率精兵在玄武门设下埋伏，待建成、元吉早朝到来时，出其不意，突然袭击，建成、元吉被杀，所部冯立、薛万彻等率众与秦王兵激战失败。这就是玄武门之变。不久，秦王被立为太子。八月，唐高祖被迫让位，秦王做了皇帝，他就是唐太宗。在唐太宗政权中，存在着各种政治力量。有原来隋朝的官员，有农民起义军的将领，还有统一战争中敌对势力的成员与李建成、李元吉集团的重要人物。各种政治力量，都需要以唐太宗为中心进行重新组合。唐太宗
16、顺应了历史前进的要求，竭力促进各种力量的重新组合。在用人方面，唐太宗根据自己的选人标准，不管是哪一种政治力量，只要有才行即加以重用。贞观元年（627） ，唐太宗刚刚登上皇帝的宝座，就有人要求“秦府旧兵，宜尽除武职，追入宿卫” 。唐太宗说：“朕以天下为家，惟贤是与，岂旧兵之外皆无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广朕德于天下也。 ”他主张“惟贤是与” ，反对以新旧为别，正是对各种政治力量一视同仁，广其德于天下。他还明确提出：“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玄武门之变以后，尽管李建成集团中， “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人，事宁，复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贞观政要卷八务农 。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四年。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高祖武德九年。 贞观政要卷六俭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