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树信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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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树信的故事 作者: 日期: 11. 高树信档案 1263一、本人历史的详述1、幼年时代-家庭状况及对自己的教育我是一个身体发育很晚的孩子。自小就好害病。五岁上还说不清话。所以到十一岁的冬天才入了小学校。又因为脚上长疮和教员的更换,也没有好好念书。虽然到十八岁才入了高校,实际上在小学念书的时候,不过有五年。同时我的入高校是处于不自觉的被动情况下的。同时是处于国民党制度排挤下的。因为在十七岁冬天,由父兄和老师的推动去投考了一次县立高小,结果因为我岁数大、身体高没有被取上。第二年春天,我准备退学了,因为那时候感觉连念书,忙时还在上地生产,自己的身体很弱,吃不下苦去。总是想要念书就光念书,要种地就

2、是光种地。再一个原因是十六岁上结了婚,思想上就不愿再念书受拘束。结果加为我没有自由权,在父兄和老师的命令下,就在十八岁参加了横口镇私立高小,也没有考试,是硬插班的。在这一段我有一个特点,按现在来说就是主观主义,在学习上爱学啥书,一学就会了,不愿学的老学不会。同时不爱学的东西,非在强迫下才学,再一点就是学习情绪不高涨。在生活上,如在家庭做的饭,不对自己的口味,宁饿着也不吃。和同学们的相处上,不管这个人怎样,对了我的心就无原则的接近,不对我的心的,就无原则的反对。比较接近的人都是比我家庭好、学习好的多,同时着重老人的亲戚。我的家庭状况:是个有封建传统史的老家庭。在清朝过了好几辈子财主,有一顷多地,

3、四五口人,捐过两三次功名。到我父亲身上,因我伯父家管事,早买了六十多亩好地。留下五十多亩地,两家分开。在事变前有13口人,28亩地。(一半水地,一半旱地)。我兄弟四个,我是第三。那时候家里人好害病、死牲口、生产情绪低落,每年生活不足,每年欠人家商号的账和入空拔会。家庭的制度是家长包办。对我的教育是尊上长下,不要管闲事,要在社会上落个好名誉。总是自己不打人,也不受人打。家庭走的路线,完全是上层路线,家中的消耗每年大部分用在亲戚的来住上,如吃喝、红喜丧礼,家庭生活很苦。在住高小时的二年半中短下学校的伙食费,迟了一年才算清账。学习时代-学历及个人思想以及参加社会活动。学历:从十一岁到十七岁,在初级小

4、学念书七年。从十八岁到廿岁伏天,在高小念书二年半。思想:一贯堕落、享乐思想,每天光想咱凭念书也吃不出饭来,念几年书将来在自己村上连养种地、代开个小买卖,也不要很受苦,也不要太享福。每天能随自己便干点活,每天能吃上小米白面,穿的不冷不热就算了了。向来没有想过我将来当个了不起的人物。虽经过高小校长帮助路费,去考过一次第八师范,但自己总是混混沉沉,没有清醒过一天。参加社会活动:第一次在高小进行宣传,前边是洋鼓洋号,后边是排着队,呼的口号是打到贪官污吏,打到土豪劣绅,实际上也不知道啥叫贪官污吏,啥叫土豪劣绅,光在街上走了走,贴了几条标语,喊了几声口号,也没有人人讲话就算了,也不明白这是啥意思。在廿岁那

5、年的冬天,忽然教育局给我来了一封信,叫我到胡家滩当教员,我心里并没有感觉到高兴,到反发起愁来,咱如何能当教员呢?从此后便开始了在社会上工作。但我总觉得没有社会上的地位。原来我当教员是高小校长给走动动办成的。自己本来相信自己不沾,学习劲头又不大,从此也就开始了学习恭维人,不管人家看起自己还是看不起自己和那些统治者见了面,要给人家说好话,请人家吃喝,同时那时又怕生人,只是向着几位亲戚老乡奉承人家,让老乡们看看能和某先生能说话,提高自己的体面。过度时代-事变前三年至至事变后自己的思想变化受过什么影响。1、事变前在胡家滩当小学教员六年。这个村是一个集镇。离城很远,常住一个公安派出所,又离苍岩山很近,光

6、怕没人看起自己来,渐渐养成了几种坏习惯,吃、喝、乱谈,打麻将、玩纸牌、腐化。我曾回想过那时候的情形,可以拿这么两句话来证明,谈笑多流氓,来往少穷人。光谈享福事,不说受统治。(这时候在一起的人是胡家滩药铺掌柜李英红,老流氓,富农、吃喝,吸金丹、嫖赌全毛病,现在已经死了,是掩家沟一个统治者。杂货铺掌柜刘善行,胡家滩大流氓、赌棍,张富禄、张向行,盐店掌柜程灿章,他们的人格都和李英红相同,从事变后都断绝了关系。)在从前我总认为我的行为作风是客观环境作成的。在现在来仔细研究分析,客观环境上的习染,当然多少也有点关系,但是主要原因还是自己思想上的发展追求。这时候的思想有下列几种:(一)因为所来往的这些人都

7、是农村统治者,借上他们的传播来提高我的名誉,把我变成一个农村中无原则的好人。是向上爬的想法。(二)实际上我不爱喝酒,舍不的吃好的。但是这一种快乐事情,符合我的享乐心里。享乐思想、堕落思想。(三)爱穿好的,是为了让妇女看了羡慕自己,是腐化思想。曾和一个妇女搞过关系,是半夜间她找到了学校的。(四)这时候我主要的靠山是横口高小校长许恭,第一区长吕世卿,人称二县长,是我姑表姨丈,我村绅士尹秉章,他在石家庄作事。(说不清干啥)2、事变后在中央军退却时,相信中国决不会亡,相信蒋介石能领导抗战胜利的。现在的退却是有计划的,退到一定的地点,一定要坚决干的。所以那时候我全家逃到昔阳茶叶洼,这时候对共产党的历史根

8、本不知道。民国廿六年腊月,井陉成立抗日政府,那时候的人大部份还是过去那些土豪劣绅和知识分子,到廿七年正月,我身上有病,听说人不少了,人家不收人了。那时候抱着病就去报了名。报名参加的原因是一方面自己在家里住着苦闷,另一方面可以显露显露自己。因为把这时候的政府还和以前的政府一样看,结果二月被敌摧垮了。廿七年四月第二次抗日政府成立,我在七月间参加工作,这时候的想法,一方面是感觉参加抗日工作很体面,另方面感觉村里的工作麻烦,怕村里担任干部。在一干工作之下,就觉的体面,往那里一走骑着马,到那一个村里,村长给做白面吃好的。同时那时候大部份发展农村干部参加工作,自己说句话也就比他们说的漂亮。那时候群众的认识

9、又落后,也都说我就是沾。在这样的情况下,便又产生了一种新的思想,是自高自大的英雄主义。常好打击农民干部同志,排挤农民干部同志。再一个原因是客观上十三支队民军迭次混乱和旧朋友尹之义(是尹秉钧之侄)一见面,就叫我红哥(是说成了共产党的意思),还有李德润(李红英之子)说,高树信现在靠不住了,有啥话也不敢和他说了,我听到这话心里很生气。我本来是个抗日工作者,你为啥这样看我,这就证明了自己不愿抛掉原有的小资产阶级两面落好的思想。这一段工作里自己不可否认的也做了一些反对十三支队民军的工作。但是追起根来,是没站稳自己的新立场,同时在工作上出现了小工作不愿意作,大工作又做不了的坏现象。所以领导对自己感觉没法掌

10、握。从民国廿九年起又让我当上小学教员。在第一次群众运动以前,自己一贯是学习不紧张的。到那里也好说些没用的话。生活是一贯的散漫。对工作是一贯的漂浮,主要的有两个东西在作怪。一个是腐化思想,一个是幻想,所以自己的进步是成问题的。在认识上对国共两党,是有两新的认识,接收了毛主席论持久战的理论,但是还没有认识到八路军和人民的力量,更没有深深的研究,体会这些问题。把自己从根本上来变化。以致把认识的东西,便成了空洞的东西,更可痛惜的被国民党特务何锡祥抓住了自己的弱点,拉拢参加了特务,所以对第二次群众运动是极力反对的,大势的宣传算账不合理,富人如何能短下群众那么多的钱。同时,我还到政府去说人情。结果看到井陉

11、群众一天一天的抬头,一天比一天觉悟高,另一方面感觉自己的生活渐渐的困难,环境日益恶化,便向政府要求辞职,想去干买卖。结果辞职以后就闹起病来,闹的也没吃的,也没烧的。病好后在村卖了两个月豆腐。到卅二春天,才来到平东。这不是诉苦,而是自己的一贯自私自利的结果。自己的也没的到好处。人家为工作,为群众的到比自己强些。后悔不顶事,主要是怨自己。这一段工作当中,还有两件最危险的事情,同时也是自己的光荣事情。(一)在民国卅年春天,敌人修炮楼时,南障城四个教员是吕耀邦、张向行、吕佐文、张义和我商量转到他们村上(在炮楼后边的)住几天,等情况安定团结下来,再上来干,我没听他们的的话,结果他们都投降了。(二)民国卅

12、年秋天,敌人一连串烧光了八个村子。把我的家口都抓到井陉煤矿上去,后来有南障城扛煤的叫桃落,把我家口偷出煤矿到南障城,有我的老婆叫我的兄弟上来,叫我到南障城商量怎么办?那时我本来很着急,房子被烧了,家口被拉走了,所以我就随着我兄弟往下走,结果走到离炮台二、三里处,炮台上悬着的大旗,自己心里一股心痛,我参加了抗战几年了,如果被敌人杀死,落个什么下场。我半路上返回来,我老婆把五个月的小女孩给了人家抚养,又返到根据地来,想起这些事情来,还算自己对抗战不错。以前我曾说过这么么两句话,就是能让敌人汉奸把我杀死,不让抗日政府把我杀死,以后连续我犯了政治上的错误,使我感觉得非常悲伤的。在反特务教育时,在这个时

13、候的我,起初是抵抗,后来是承认自己是特务,但不坦白组织。后来体会到政府的宽大政策,是治病救人,才把组织坦白出来。同时发生了这样一个错误思想,胡抓胡闹的给自己加了许多罪过,我曾记那时候有个王英同志,曾这样说,你不是很好反省,光扩大自己的破坏事实,不管你扩大到啥程度,都不顶事。我觉的这些对政府的不诚实,同时在这一教育中,对我帮助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我自出身以来是一件最苦闷的事,死了我的父母亲,敌人烧了我的家,抓了我的小孩和老婆也没有像这样的事情苦闷难过。我的事情经过是卅二年十二月廿四日,井陉公安局叫我回去开坦白会。廿七日放我回来过年,那简直吃了一顿猪羊肉,也没尝到香。白天黑夜不想见人,光想苦。到卅三

14、年三月又到公安局写了反省,思想渐渐稳定。不过还存在着一种想法,是害怕,光怕弄下错误完了自己姓名乃至在西沟村的工作,是小心谨慎和村干部群众、儿童团结的很好。对西沟村的生产工作,帮助得是有些成绩的。可以问西沟的董拉保、翟富保同志,这是我自己真诚的感谢党。但并没有从政治上来自觉的体会问题,恰逢这年和赵绍德同志在一个联合学区,常有他来给我解决思想上的苦闷,我的思想渐渐稳定,由被动转向主动,在学习开始学习报纸上的社论、国际问题,在工作上大胆起来,感觉到自己的只要为了工作,为了抗日,是不怕搞错的。只有搞下错误,碰到钉子,才能进步,彻底转变了过去明的讲一套,暗的说一套的两面派的作风。在立场上和对人接近上也选

15、择自己的接近对象,克服了过去在村对人烂交的现象。同时这时候一个唯一目标,是争取当个共产党员。在去年群众运动到现在,从去年阳历十一月十日工作调动到七亘村,这时我抱的决心是总要把七亘的工作搞好,在态度上把握着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群众末发动起来以前,应该耐心等待,慢慢去做。所以对民校问题,搞起来垮了还搞,以致不断搞不断垮,达到巩固。对小学问题,儿童不上学,开家长会,家长不到会,我亲自上门叫,结果经常到学的儿童还是不多。对群众运动减租,搞不起来,我不断和工会主席等到在一块研究、讨论办法,同时因为七亘的情况特殊,基本农民少,力量小,有人破坏,就提出来在民校揭破。在生产工作上,都不参加互助组,或参加了互助组实际上不互助,在民校提出问题讨论研究。对胜利消息来了到饭场去读报。在干部方面上,干部班帮助干部们开会。因为以上这些工作,虽然自己也努了一些力,费了一些劲,当然有些进步,但是成绩还不够显著。自己就又发生了一个错误想法,感觉七亘群众落后,干部不积极,于是自己又站在高空了,在民校、在小学、在干部会上,就说出了英雄主义,自高自大的话来,对民校讨论问题追的太紧,说七亘工作我干不了,在干部会上也常说咱干部不好,对工作不积极。我最感觉到的是在民校打击过农会主席,想法是认为民校是我负的责任,有事情应该通过我,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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