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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百年来我国对马可波罗游记的介绍与研究(上) 作者： 日期：内容摘要：马可波罗（12541324）是中世纪大旅行家。他1275年（元世祖至元十二年）从意大利到达 中国 ，遍游中国各地，1291年（至元二十八年）初离华。他的游记，不仅详细记录了元代中国的 政治 事件、物产风俗，对西方世界也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因而在西方，关于游记的版本、译文和研究论著层出不穷。在我国，映堂居士于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在中西闻见录第21号上发表元代西人入中国述短文，是第一篇介绍马可波罗的文章。此后120余年来，我国已有游记汉文译本六种，蒙文译本二种，介绍及研究性专册、 论文 百余种。虽然比起国外研究此书的成就还有一
2、些差距，但也有我们的特色，为这门学科的研究添砖加瓦，作出了一定贡献。一、关于汉蒙文译本六种汉文译本是：1.魏易：元代客卿马哥博罗游记，1913年北京正蒙印书局出版。2.张星烺：马哥孛罗游记，1929年北美印刷局印刷，燕京大学图书馆发行。此前，张星烺曾将英人亨利玉尔英译本附注及法人亨利考狄修订补注本游记导言部分译出，以马哥孛罗游记导言书名于1924年由北京地学会发行。至1929年，始将所译游记正文第1卷30章与导言合并印出。3.李季：马可波罗游记，1936年4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发行。4.冯承钧：马可波罗行记，1936年11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47年2月第三版，建国后中华书局曾于1954年重印
3、。全书分上、中、下三册。5.张星烺：马哥孛罗游记，1937年7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6.陈开俊等合译：马可波罗游记，1981年11月福建 科学 技术出版社出版。从1913年到1981年68年间，出了6种译本，数量可谓不少。至于各译本质量，已有人撰文论及1，无需赘述。笔者的印象是，就译者所据版本而论，张星烺先生前后所译马哥孛罗游记较好。因为前者是英、法两国对马可波罗书深有研究的学者的英译本，其中附有丰富而有学术价值的注释，对理解马可波罗书的记载极有帮助，可惜所译正文仅30章，仅及全书七分之一；后一译本是根据一种较新的游记版本，即称为z写本的拉丁文写本，由意大利的拜内戴拖教授译为意大利文，又经人译
4、为 英文 ，张先生即据英译本译出。这一版本有许多记载为其它版本所无，弥足珍贵。不足之处是没有注解，因原英译本即无注解；又因“力求忠实，所有语句，类皆照译”（原书例言），使行文有欠简练流畅，但作为史料，仍极有价值。冯承钧先生所译马可波罗行纪是据法国人沙海昂（后入华籍）的法译本译出的，沙氏译本则系将法人颇节（一译鲍梯）的旧法文体转为新法文体，同时又将玉尔考狄本注释摘要附录，颇节本所无而见于剌木学（一译赖麦锡）本者亦为补入。据冯先生说，沙海昂译此书仅出于业余爱好，非专家之作，其个人注解不免有误，冯译则“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加之冯先生对元代 历史 颇有造诣，故所译本书较前译诸书在译文及注释方面具有独
5、到之处。魏、李译本皆遭指责，张译本一则不全（旧本），一则无注（新本），满足不了读者的需要。陈译虽系较近出版，理应后来居上，但其所据译本并非新版，译文虽较通顺，仍有一些错误，有些涉及专业知识的地方，错误更明显2。因此，就目前而论，仍以张、冯译本为佳。翻译马可波罗的游记，这是研究马可波罗的起步或基础工作，非常重要。前述六种汉文译本虽各有短长，难以尽如人意，但译书本身就是一项值得肯定的劳作，我国绝大多数学者和读者都是凭借汉译本这个阶梯才知有马可波罗其人并走上研究之路的。可是，由于游记中涉及的事物极其广泛，仅就他在中国所见所闻的事件，所游历的地方，要将其和中国史籍一一对照和解释，就是一件细致复杂的工作
6、。兹举一例，略作说明。元世祖时期，有一个大臣阿合马，由于善于理财，得到元世祖的宠信，却引起汉人臣僚的嫉视和不满，阿合马也恃权做了一些不法行为。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以汉人益都千户王著为首的一伙人设计把阿合马杀死。此事元史本纪和阿合马传及其它有关人列传中记之颇详。马可波罗其时正在大都（今北京，元首都），也记载了这一事件，正可以印证、补充元史的不足。他也提到王著的名字，但现今的汉译本都把这一为首者的名字译错了。如首译此书的魏易译为：“有契丹人名陈国者chen-ku，军官也，所部有六千人欲谋举事杀阿马克。其至友中有名王国者van-ku，亦为军官，率众万人。”（译本卷二，第16页）李季译本说：
7、“有一契丹人名张易，系一千夫长他满怀忿怒，遂与另一契丹人王著此人系一万夫长（按元史载王著为益都千户）密谋毁灭阿氏”（译本第155页，括号内按语为李季原加）。张星烺新译本说：“有一个契丹人，名叫张库（chencu，音译）是一个千户军官他盛怒之下，对另一个万户军官契丹人王著（vancu）谋杀阿合马。”（译本第163页）最后，陈开俊等译本是：“有个契丹人，名叫张易（chenchu），是个千户他满怀悲愤，和另一个契丹人，万户王著（vanchu）密谋杀害阿合马。”译者在“王著”名下附脚注说：“按元史，王著为益都千户。”（译本第113页）按，元史世祖纪和阿合马传，王著是益都千户，不是万户，译者也已指出；和
8、王著同谋的人是高和尚，此人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二月由枢密副使张易推荐，说他“有秘术，能役鬼为兵，遥制敌人”，受命与大臣和礼霍孙将兵赴北边，其后无验逃回，是否封为万户，史无明文，但其人绝非张易。张易确有其人，但并未参与杀害阿合马的现场，当时他任枢密副使，王著派遣其同党崔总管假传太子真金令旨，令其发兵，张易“莫察其伪”，即遣其部下领兵而去（元史阿合马传）。至于陈国、王国、陈著、张库，只是魏、冯、张三先生就字面译音，更无其人；连他们译为王著的那个人，也并非元史上的王著，他们都译错了。外国学者解释得更早。1927年，穆尔在题为阿合马伯罗之被杀一文中即指出，cenchu确为千户王著，vanchu即
9、万户，其人极可能是元史中的高和尚。其后伯希和更肯定其说5。由上可见，翻译马可波罗游记，不仅是文字的转译问题，而是一项严肃而艰难的探索和研究工作。我们不能要求汉译者毕其功于一役，把书中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应在他们译书的基础上，作一些校勘、补注、考证等前人未竟的工作。这些年来，我们已作了一些，以下分类述之。顺便提一下蒙文译本。第一种是赛亚东根据李季的汉文译本转译的，由吉林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第二种是葛尔乐朝克图根据日本青木一夫所译意大利拜内戴托发现的“z写本”译为日文再转译为蒙文的。二书虽系一再转译之作，却说明了我国对马可波罗游记的重视。二、研究情况概述马可波罗在书中记载的元代中国的事情非
10、常繁富，他游历的地区很广，所见所闻，多笔之于书。这些记载，既可与中国史籍互相印证，也有一些晦涩不清、需要考证的地方，这就给研究者提供了课题。西方学者已研究并解决了一些问题，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补充、审正、提出新的看法，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任务。（一）马可波罗的身份问题马可波罗在书中对他自己在中国担任的角色述说不清，他先说他为大汗（即忽必烈）出使各地，又说曾治理扬州三年，这在中国史志上都无迹可寻。对此，我国学者曾提出三说。（1）枢密副使说法国学者颇节（一译鲍梯）于1865 年出版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游记中据转译之元史世祖纪至元十四年（1277）二月“以大司农、御史大夫、宣徽使兼领侍仪司事孛罗为枢密副使
11、，兼宣徽使，领侍仪司事”记事及书阿合马传中王著等杀阿合马后，元世祖命枢密副使孛罗等“讨为乱者”等记载，认为此枢密副使即马可波罗，亨利玉尔从之。张星烺在译亨利玉尔英译本游记导言时，为之补中国史书上之马哥孛罗，详搜元史及其它资料，确证了颇节之说。束世澂见其文后，赞同其说，并著中国史书上之马哥孛罗考，较张文所搜孛罗资料更为完备。但也提出一点“存疑”，即，元史上的孛罗，在任枢密副使以前，至迟在至元七年（1270年）已任御史中丞，若其人果为马哥孛罗，则马哥之至中国，至迟亦在是年，而据游记，其抵华时间，当在至元十二年（1275）。他说：“岂枢密副使孛罗非马哥孛罗欤？然其行事与游记何无一不合者也？”这本是一
12、个击中要害的问题，然而束先生因基本同意张先生的枢密副史说，最后仍以波罗书记载有误的推测（此系张说）而未追究下去6。张氏此文，在当时颇有影响。法国人沙海昂（即将颇节本游记转为新法文者）读后，即译为法文，并在当年（1922）10月在北京观象台为之作宣传讲演7，表明二人看法相同。1926 年出版的李思纯元史学，有补马可波罗传略，也说马可于“1277年，遂拜枢密副使”。但蒙兀儿史记作者屠寄（18561921）在其书卷一一七马可保罗传中则反对此说，他在该卷夹注中引证元史阿合马传后说：“西人之稍读元史者，妄谓此副使孛罗即马可保罗，徒以孛罗二字与保罗音近耳，实则副枢孛罗必是蒙兀种人而非马可，故马可游记旧本不
13、载其事，明嘉靖间（15221566）西人续得马可游记足本始知之，并谓或马可不愿当世知之，故先不传播。钱念劬旧潜记疑之，寄以为定是西人附会之说。”屠氏此说远在张星烺补传之前，当系针对亨利玉尔导言之说，此据该文最后夹注有“英人尤氏（即玉尔引者）云”可知。这是我国学者最早否定马可波罗为枢密副使的第一人。他译波罗为“保罗”而不用“孛罗”，免与元史中名孛罗者相混，颇有见识。虽然他仅从种族不同而推断，未举出更多论据，但首倡之功亦不可没。此后，法国东方学者伯希和在1927与1928年合刊的通报（刊物名，荷兰出版）上，发表了马可波罗行纪沙海昂译注正误一文，批评了沙海昂沿袭颇节“枢密副使说”之误。他提出，英人巴
14、克尔（parker）在1904年曾说1277年的孛罗不得为马可波罗，他自己也曾引剌失德丁（rashu-d-din ）的蒙古史（即今汉译史集引者）的一段，证明中国史书所志参加阿合马案件的孛罗，也不是可马波罗8。冯承钧在所译沙海昂马可波罗行纪上册序中说：“考元史，至元七年以御史中丞孛罗兼大司农卿；至元十二年以大司农、御史中丞孛罗为御史大夫；至元十四年以大司农、御史大夫、宣徽使兼领侍仪司事孛罗为枢密副使，记载此孛罗拜官始末甚详，则不得为至元九年（按，应为至元十二年即1275年引者）初至上都之波罗，彰彰明矣。”他说：“所以我名其人曰马可波罗而不名之为马哥孛罗。”此注作于1935年2月20日。同年12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第4份刊载了岑仲勉先生的蒙古史札记，其第八篇为枢密副使孛罗一文，针对张星烺先生的论点作了详细的讨论。首先提出三点疑问：1.张氏将孛罗一家自威尼斯至大都时间之三年半强缩为一年余，与事实不合，疑点一；2.张氏缩短行程时间目的在证实马可父子于至元十年（1273）到中国并参加炮攻襄阳之役，但该役在至元十年正月，马可父子即令能到，行装甫卸，何能立即献炮法攻城，此其二；3.张氏谓马可在扬州当任达鲁花赤或宣慰使，如马可曾为枢密副使，则其出任扬州官员为降职，何以获元世祖宠遇者竟左迁外秩？且其治理扬州年代亦难以确定，疑点三。岑氏更进一步就枢密副使孛罗的仕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