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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反思大上海空间结构-试论大都会区的空间模式 作者： 日期：摘要： 首先回顾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的历史，解放前的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是有机疏散的空间结构，而解放后的历次总体规划则逐步加强着“等级-规模”的空间结构。这是源于“中心地学说”的理论。然而“中心地学说”是在农业社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理论，已难以适应工业化社会，尤其是信息化的现代城市空间结构要求。其次，反思上海的总体规划不断被突破的教训，对照国际大都会区的经验和教训，上海应摆脱独立城镇的体系概念，应建立起区域城市的理念。最后指出，当人类经济社会活动发展到信息化的时代，城市空间结构则应向高层次演化，即形成“以大区域为单位、大尺度核心集聚”以及“形成
2、多核心、多轴带等复合集聚体系”，构建上海城市优化的空间结构，其中区域的交通体系的建构是关键。第一部分：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的回顾 自1843年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后，在100多年间上海被各列强所占领，租界面积不断扩大。直至1927年，建立上海直辖市脱离江苏省，市政府制定了大上海计划，并聘请了美国的龚斯基博士担任规划顾问，上海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规划。然而，当年的国民政府软弱无能，只能在租界以外的东北部今五角场地区规划建设新的市区，其面积只有27平方公里，仅相当于现在浦东新区内环线以内的城区面积，实际上仅仅是一个近郊的新城市组团，因此，大上海计划并不是完整的上海市总体规划（图1）。但是，就是这样简单的
3、规划，也因为日寇的侵略战争被迫半途而废。 真正意义上的上海总体规划当属1946年由一批当时新近从英美回国的规划学者，带着对祖国建设的蓝图憧憬，编制了上海市土地使用总图初稿（图2）。该规划体现了欧美40年代流行的“有机疏散”的理念。 解放后，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曾经进行过多次的编制工作，如苏联专家按照巴黎模式、风格全面重构上海的1953年规划（图3）。对上海城市空间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是1959年在“大炼钢铁、亩产万斤”的背景下制定的1959年版总体规划，其中为了把上海建设为工业门类齐全的城市，编制了市域从600平方公里拓展到5850平方公里新背景下的上海区域规划，提出了建设卫星城（吴淞、闵行、吴泾
4、、松江、嘉定、安亭等合计6个），为今天郊区的发展打下了初步的工业化基础。（图4） 而上海城市规划史上第一个正式经国家批准的总体规划，则是1986年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86年城市总体规划延续了1959年提出的建设卫星城的思想。此时卫星城的规划规模增大了，最小不少于10万人，条件好的增加到30万人。特别是始于70年代的宝山钢铁、金山石化两大产业基地的配套卫星城-吴淞、金山卫，规划被重点发展到各100平方公里、60万人左右，开始了有步骤地开发长江口南岸与杭州湾北岸的上海两翼。该规划明确了上海中心城、卫星城、郊区小城镇和农村小集镇4个等级结构（图5）。 2001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上海市城市总体
5、规划（1999-2020年），该版的城市规划针对卫星城重生产、轻生活的倾向，以及区域反磁力作用不强等问题，借鉴国外大都市的经验，提出了郊区新城的概念。在当时规划的11个新城中，10个是郊区县级政府所在地，1个是平地的芦潮港新城（临港新城）。该规划计划形成中心城、新城、中心镇、一般镇及中心村5个层次，多层、多核的城镇体系结构（图6）。 2006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首次明确“城乡体系”，简称“1966”城乡规划体系：即一个中心城、九个新城、六十个左右的新市镇和600个中心村，4个层次的城乡体系（图7）。 从上述简单地回溯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的空间演变过程，可以看到，解放前的
6、规划与解放后的规划理念十分迥异。解放前是有机疏散结构，而解放后的规划则等级结构理念在逐步加强。 究其缘由，可能直接的原因在于城市规划的编制体制。由于中国的区域规划还没有全部纳入法定的规划体系，只是个别地区偶尔在进行，因此，为了克服在城市总体规划中“就城市论城市”的思维简单化问题，需要在区域范围内作通盘的考虑，以便为各个城市总体规划提供职能、规模等依据。因此1984年城市规划条例、1989年城市规划法以及2007年新颁布的城乡规划法都强调了城镇体系的规划。而城镇体系规划的核心内容是“三结构一网络”，即职能结构、规模结构、空间结构和基础设施网络；近年来增加了生态环境系统。但实际上，城镇体系规划最终
7、是归宿于等级化色彩极其强烈的城镇等级体系。 这种情况的思想根源则是源于“中心地学说”的理论。该学说是德国地理学家瓦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CHRISTALLER)在1933年发表的南部德国的中心地一书中提出的。这个理论的中心内容，是关于一定区域内城市和城镇职能、大小及空间结构分布的学说，即城市的“等级-规模”理论。他用六边形来形象地概括区域内中心城市级别与影响范围的关系（图8）。在这经典的中心地理论模型中，突出地表达了城镇的等级结构，G、B、K、A、M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各级中心对于其影响区域边界呈六角形区域。这与我国目前应用的城镇体系的等级结构一脉相承。 我们必须指出的是，上世纪30年代，
8、德国南部还处于落后的农业社会，农业社会的基础下，人类的主要经济活动是跟随者农地的分布。由于农田是平铺在地球的表面上，人类当时的生产和生活在空间上的分布以及城镇的分布也自然呈现均匀的形态；同时，这一理论也反映了当时的市场区域的等级关系。也就是说，中心地理论，是基于落后的农业社会的历史背景下的一种理论。 2001年上海的城市总体规划提出的新城概念，11个新城中10个为郊区县级政府的所在地，显然上海郊区县城的布局是继承着古代农业社会形成的均衡布局的结果。过于迁就于现有城镇布局的现状，导致实践中难以催生适合世界级、全球级大都市的上海城市新结构。 当然，中心地学说的理论也深刻揭示了“城市在空间上的结构是
9、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在地理上的投影”，表明“物质向一个核心集聚是事物的基本现象”的基本观点，这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也不应该全盘否定。按照这样的观点，应能推理出工业化、信息化时代，区域空间结构已不再是简单的等级体系。反映农业社会的“等级-规模”的模型，显然已经不能正确映射目前我们所具备的条件。这是我们必须要讨论和点出的上海新的城市空间结构的切入点，是当今大都市区的空间形态之关键。第二部分：上海规划与实践的启示 半个世纪以来，上海城市规划的演变，表现出规划在实践中不断总结、不断发展的基本态势。例如卫星城、新市镇的规模不断在扩大，职能也在不断走向综合。这与西方一些国家新城建设的经验和规律是一致的，是客观
10、定律的反映。然而，也有些方面则表现出我们上海对外界经验反应的迟钝和滞后。 例如，根据2007年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年）实施跟踪课题的研究表明，2006年底的城市发展规模现状总量已经超过该规划在基于农业经济思想下定位的2020年的设想规模，2006年上海人口已经达到1816万人，超出了原定规划期末2020年1650万人口的规模。同时，还突出存在如下几个问题： （1）新城发展以后，反磁力作用不大、不明显，交通和就业没有及时跟进，设想的田园化自体循环的愿望必然地走向落空； （2）出于限制城市自然蔓延发展而建设的外环路沿线绿地中，实际建设用地比重已经从百分之三十八，上升到百分之六十七
11、。其中浦西从百分之八十三上升为百分之九十，几乎全部城市化；浦东也从百分之三十七上升为百分之六十二； （3）城市形态呈现出圈层沿黄浦江带状，以及圈层+轴线（沪宁、沪杭）发展的空间布局态势。此外，市中心-临港、市中心-南桥及金山卫、市中心-青浦三条发展轴线也开始发育（图9）。从中我们会发现解放前的“有机疏散”理念下的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的影子。 尽管上海的郊区新城已经不断地扩大规模，甚至其经验开始被北京等国内城市照搬（如临港、松江、嘉定新城的规划人口在80-100万人），但有些不过是组合式的城市拼盘；其他一些新城，与郊区分布的原产业基地间缺乏互动，如青浦、南桥、金山等，新城与工业园区之间的快速联系相当
12、薄弱，城市形态的配适无从谈起，由此造成区域的产业支撑十分不足；新城的基础设施与市级工业区建设未能形成配套，人才公寓、廉租公寓及配套的服务设施滞后，难以留住人才创业生根。这些郊区新城的商务环境，限于等级体系的资源分布理论，也与市区相比差距较大。轨道交通方面，除了松江、嘉定在2006、2009年相继通车了9号线和11号线，多数新城没有轨道交通。现实中九座新城，其中闵行、宝山实际上是市区的自然延伸，没有自体循环的根本条件，显得名不副实；新城与人口规模较大的新市镇的选址和空间布局较多采用在本区行政范围内“向心围合”、“均衡设置”的模式，反映了以行政区为主导的农业化思潮下静态和“吃大锅菜粥”的空间布局思
13、想。这些新城和上海市区间始终是被定位在不同等级的城市，没有能够真正享有大都市生活、就业所需的那种形成一体化的大型连绵区域城市，反而是常有以邻为壑的现象发生。上述在规划实践中产生的问题与现象，应当恰恰是客观规律的反映，给人以启示，令人去反思。我们必须从中发现规律，抛弃一厢情愿、基于落后思潮和空想的那种不正确的规划理念。 我们长期来对于城市“摊大饼”，采取了各种手段不依不饶地竭力遏制，比如我们的外环绿带，搞到了500公尺宽，结果呢？始终无法如愿，被证明是空想，还造成了不少断头路，人民群众抱怨之声不绝于耳。实际上国际早有同样的教训。例如法国，经过近二十年的酝酿，吸取了英国等经验和教训之后，认为大城市
14、是要发展的，用人为的强制手段去压制大城市的发展是不可能的，用城市周围建立绿带的方法阻止城市的发展，必然是徒劳无益的，甚至是“脱离实际的幻想”。巴黎在1961年规划中也曾采用过绿带，但城市人口跨越绿带继续向四周蔓延，甚至干脆最后不得不去铲掉绿带以打通82条人为断头的道路。因此，巴黎周围如今没有绿带，而是在旧城区的左右两翼保留了大片森林公园和湿地。僵化、不符合实际的理论总是有时带着迷人的、道德感的面纱，往往是引发出不少思考偏差者的共鸣的。一些人总是看了几本类似有偏差的书以后，会担心“中心城区过渡蔓延已经使得郊区新城在空间结构上难以独立，使得构建与中心城区有一定距离、具备独立功能、与中心城之间留有足
15、够生态空间的理想新城的规划目标失却了现实基础。”对于“摊大饼”会给城市带来生态、交通等问题忧心忡忡。可是，对照许多其他国家大都市区的空间形态，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上海还是个“小饼”呀（图10）！这六幅世界主要大都市区建成区的图，其比例尺完全一致，不难发现中国人口14亿，是美国的5倍、日本的10倍，但中国城镇最密集的长三角地区核心部位却远远不及其他国家的大都市地区，表现得十分散碎。当然，我们同时对西方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小汽车普及后那种引发出的“无序郊区化”、失控的蔓延式发展也必须加以十分警惕。西方许多国家，城市和城市之间的行政界限是明确的，但城市建成区空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却并不影响有效管理；相反，许多城市设施反而可以共享，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的自由选择的机会，人们何必要刻意地去追求建设空间的独立性？实践永远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应“不固守理论上的定义及概念去追求空间结构的所谓独立性即所谓新城与中心城区在空间上有一定距离，有明显的生态隔离区域，是功能完全独立的新城。”也许我们担心“摊大饼”会给城市带来生态与交通等问题，这也并非是杞人忧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