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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智者风采：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陈省身是国际著名数学家，微分几何大师。1930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数学系，1934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同年公费到德国汉堡大学师从布拉施克教授，1936年获博士学位。后到法国巴黎师从著名数学家嘉当。回国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1943年到普林斯顿研究院研究数学，获得国际声誉。1948年，陈省身创建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并任所长代理主持一切工作，培养出吴文俊、廖山涛等著名数学家。1949年开始长期旅美，担任芝加哥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1962年任美国数学会副会长。1981年任美国数学科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陈省身是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英国
2、皇家学会外籍会员，俄罗斯科学院、意大利林琴科学院、法兰西学院等学院的外籍院士。1984年，陈省身任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2000年他回天津定居，为中国成为世界数学大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84年，陈省身获得数学界的最高奖沃尔夫奖，证书上写道：“此奖授予陈省身，因为他在整体微分几何上的卓越成就，其影响遍及整个数学。”向世界数学中心进军在南开大学林荫道的深处，有一座以“宁园”命名的小楼，这就是陈省身在南开大学的寓所。2000年，陈省身回国定居，这里就成了他永久的居所。十七年前，陈省身在母校南开大学建立了数学研究所，这是他一生在中国和美国创建的第三个数学研究所。作为世界微分几何的领袖，他的影响遍及
3、20世纪的整个数学，他的数学历程与20世纪世界数学的历程密切相关。在晚年，他又为中国数学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1993年，他最早向江泽民主席提出建议，在中国开一次国际数学家大会。2002年8月20日，国际数学家大会在中国的北京举行，陈省身被推拥为大会名誉主席。曾涛：陈先生您好，今天到您的家里来拜访您，非常高兴。陈省身：谢谢，我也很高兴。曾涛：我看过您写的一篇文章，您在文中说，您最美好的时光，都是在天津度过的。陈省身：对，我的少年和青年时代主要是在天津。我是浙江嘉兴的人，我的父亲在天津法院做工作，所以他把家搬来了。我没有选择呀，我是小孩嘛。到了天津之后，我就进扶轮中学，就是现在的铁路一中。后来又
4、进南开大学。所以在天津念书，差不多有八年。这是人生很愉快的一段时间。曾涛：在那个时候您就想过以后会成为一个数学家吗？陈省身：不会，不会，那时候，完全不了解数学可以成一个事业。爸爸送我上学，我上学就是了，并且我也没有很多竞争的意愿，功课反正过得去，但也不是了不得地好，数学比较好就是了。曾涛：那时候您的人生理想是什么？陈省身：我们那个时候正是中国最苦的时候，那时候年轻人的理想就是打日本。我到南开来念书，要路过海光寺，那里是日本兵营。经过日本兵营的时候，日本的守卫就拿着枪站在那里，在中国的土地上。我想那时候不止我个人，我们的同学在那时候最要紧的事情，是要保卫这个国家，最好是能去打日本。曾涛：那您最后
5、是怎么选择了数学的呢？陈省身：我想有这么一点，数学我不用费劲，就可以念得过得去，我就觉得我是应该念数学的。英国有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叫哈代，他说过，你要决定能不能念数学，就看你上数学课的时候，是不是比老师好。我不能说我比老师好，不过我上课听懂数学完全没有问题。曾涛：在您读书的时代，世界的数学中心是在什么地方？陈省身：19世纪的时候，数学最好的国家是德国，德国的中心是哥廷根，法国一直都很好，所以巴黎也是一个中心。我想两个最好的中心是哥廷根跟巴黎。曾涛：那个时候您了解到这样的情况吗？陈省身：我不了解。曾涛：那您怎么一开始就会选择去德国留学？陈省身：我就觉得，要念数学的话，一定要留学，在中国不能够学我所
6、需要的东西。可是留学呢，我家里没钱的，我父亲是个公务员，所以我一定要考取奖学金。因此在南开毕业之后，我就考清华研究院。这个研究院有个规定，成绩好的学生可以派出国。这是出国的一个机会，所以我就考了清华了。清华研究院毕业之后，因为我的成绩还好，所以送我出国两年。清华的留学生大部分都去美国留学，但我感觉美国没有欧洲好，我就要求去德国，学校也准了。我去的是汉堡大学，汉堡大学在德国不是一个很有名的大学，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才成立的，所以它的数学系很新，但是也很强。曾涛：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您在汉堡大学时，您的那位老师布拉施克，是一位什么样的老师？陈省身：我这老师在德国是最有名的一个几何学家
7、，他是一个很伟大的数学家。他到过中国，我在清华做研究生的时候就听过他的演讲，所以对他的研究我知道一点，所以我到汉堡大学念数学，选择他作我的老师。他很高兴有一个学生是从中国来的。我头一次看见他时，他就给我一大叠他的最新的论文。我看了，而且看出他的一篇论文里有个漏洞，我就去问他，的确是缺少一点。他非常高兴，因为他没想到中国来的这个学生刚见面，就看懂了他的文章，还指出了他的漏洞所在，而且我后来还把他这个漏洞补上了。他叫我写篇论文，我立刻就写，就发表了。所以在汉堡就很成功，一下子老师就欣赏我了。德国的制度不像中国，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定，教授权利很大，他对我欣赏了，我以后就很顺利了。我在德国念博士，花很少
8、的时间，学校1934年11月开学，我1936年2月就得了博士学位了，一年半都不到。曾涛：好像当时中国的教育部也对您这个成绩觉得很惊讶，因为一般用庚子赔款送出去的学生，都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才能学成。陈省身：当时到德国，不像现在了，现在到德国去，都先会讲德文。那时我学了一点德文，但是在德国社会里头去混是完全不够的。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经验。当时我到了汉堡，别人都讲德文，我讲不了，想找中国人，汉堡有个中国领事馆，可是领事馆的人大部分都出去旅行了。所以我在那里是举目无亲，言语不通。不过也过去了。曾涛：那时候您的英语还可以吧？陈省身：英语也不大好了。就是国内念的这些，而且我跟外国人的接触很少的。所以在那
9、里有点可怜的。曾涛：不过我觉得您那个时候也真有勇气，英文和德文都很弱，就直接去德国念博士。陈省身：还是要补习德文的，我也补习了一点。在那里，我很快就得了学位。除了刚才所讲的问题之外，我还找了个题目，主要的是我懂得相当多，可以自己找题目，自己找的题目做起来就快了。所以我就一年多一点，就得了学位了。得了学位之后，原先计划让我在国外学两年的期限也快到了。正好那时候美国又退回一批庚子赔款，国内设了一个文化基金会，也资助人到国外去工作，所以我就跟它申请，基金会又资助我在国外学习一年。曾涛：当时您得了学位之后，您的老师给过您什么建议吗？陈省身：老师给我两个建议，一个是去法国，跟嘉当学习。还有就是留在汉堡。
10、留在汉堡这个计划也是很好的，但留在汉堡，就准备做数论，因为汉堡那时候有两个很伟大的数论学家。但是我觉得我已经学几何了，还是到法国去跟嘉当学习吧。到法国去，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得念法文了。那时不像现在英文这么通行，而我的法国老师嘉当只讲法文。不过我不怕，我还是去了。巴黎师从嘉当的岁月在巴黎，陈省身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跟随嘉当学习数学，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几乎读完了嘉当的所有著作，使他很快进入国际上数学研究的前沿。曾涛：听说那时候嘉当在法国很有名，学生要见他很困难，很多学生排队轮流去他的办公室，谈一会儿就得出来。您怎么能够引起他的注意呢？陈省身：嘉当是一个很有名的几何学家，我想一直到现在，也是20世纪最伟大
11、的几何学家。法国的学生要跟着他学，世界各地来的学生也要跟他学。因为巴黎是世界的科学的中心，所以从国外来到法国念书的人很多。他是每礼拜四下午有一个办公时间，门口就站着一排人等着见他。法国人也不是说定时间，说我跟你讲十分钟或者二十分钟，没有的这么定的。有时候他讲多了，外面的人就继续等着他。我头一次见他时，他立刻就给我三个题目，那时候我听得懂法文，但讲得不好。所以我听懂了这个题目，但是我不会做，不会做我就没有理由再要见他了。有一天在学校里头碰见他，他说好久没看见你，你怎么样？我说你给我的问题我做不出。他说没有关系，你来谈谈吧。我就跑到他办公室谈谈。后来他这个问题我也会做一些了，然后他继续给我问题，我
12、又做出一些。大概他对我的印象还不错，所以他后来就跟我讲，你可以到我家里来，不用再在办公时间来见我。刚巧，他家就跟我住的地方同一条街。当然我也不能太麻烦他，所以我大概两个礼拜见他一次，每次谈一个小时。去以前，我把我做题得到的结果，和要问他的问题，用法文写在一张纸上，去了，就递给他看，他这么看，就省得听我讲法文了。反正他讲的我能听得懂。就这样，每两礼拜一次，大概有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去跟一个有名的教授做工作。他常常给我小问题，有的我做得出，有的做不出，有的他也做做想想。往往第二天我就收到他一封信，他说昨天你走了之后，我又想了想我们讨论的问题。然后他有一些意见什么的，都写在信里。所以我在巴黎的半年多时
13、间，是很紧张的。因为每次要准备两个礼拜之后跟他会见的内容，就要很用功夫的，但这样也学了很多东西。他的理论在当时大家都不懂的，很难。但是他的理论后来成为几何上最要紧的东西。你要学一个东西，不能说只做大问题，小问题也要会做，你要是大师傅，你不一定只会烧个鱼翅，炒个肉丝也要炒得好。所以我跟着嘉当就学了很多。曾涛：那个时候嘉当先生愿意每两个星期就让您上他家里一次，讨论问题，他为什么会给您这样特殊的待遇呢？陈省身：我想他对我有些欣赏，因为他每次都有新的问题给我，虽然这些问题我不见得都能做，但是我已经能做一些。我做的这些东西，在法国还发表了好几篇文章，所以他对我相当欣赏。曾涛：在法国学习那半年，您觉得终身
14、都受益是吗？陈省身：终身都受益。在法国巴黎这一段时间，以及后来在美国普林斯顿，这两段时间，我在整个的几何上，是作了一些贡献。你看，美国斯坦福大学数学系主任在文章里这么写的：“就美国几何学复兴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而言，我认为是陈省身于1940年代末从中国移居美国。”曾涛：40年代您在普林斯顿这段时间，您的老师嘉当还在法国，我看过您的一些资料，当时您常常给他寄包裹，他特别感动，给您写了信：“几天前收到了你的邮包，这使我非常感动。我和我的全家都要感谢你。感谢你关心我们的食品需求，很遗憾我们眼下仍不得不为此操心，尤其是我那六个分别住在巴黎和普瓦蒂凯的孙儿们，他们将津津有味地享用祖父最好的学生从美国送来的美
15、味的可可。那大一些的孩子将会饶有兴趣地得知这位年轻的数学家出生于中国，这对他们将是一堂生动的世界地理课。”陈省身：那时候法国刚打完仗，他缺少东西，基本的东西都没有，糖什么都买不到，很苦，我就给他寄一些包裹。曾涛：跟嘉当先生这样的交往，从老师到朋友，关系非常好，这真是人生的一种幸运。陈省身：当然。不但如此，后来他的儿子跟我也是朋友。还有一个儿子在抵抗德国时被打死了。他的几个儿子都很有才的，我最近还写了一个信给他的大儿子亨利，他的大儿子比我大七岁，身体还好。卓然名家在西南联大和普林斯顿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三天，陈省身接受清华大学的聘请回到中国。由于战争，清华南迁，陈省身从香港辗转到了长沙，后又到昆明，受聘于西南联大数学系。1943年，陈省身只身前往美国普林斯顿。在那里他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广义高斯-博内定理的证明，这是经典微分几何的高峰。在这里，他与数学大师韦伊和外尔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陈省身说，他一生最重要的工作是在普林斯顿完成的。曾涛：在西南联大，您跟华罗庚先生、王信忠先生住一个屋子，你跟华先生很熟啊。陈省身：跟华罗庚很熟，我们总在一块儿的。我是1930年到清华，他是1931年来的。后来我们在西南联合大学是同事，在昆明时住一个屋子。我们这三个教授住的屋子，也就这么大，每人一个床，一个小书桌，一个椅子，就把屋子摆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