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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六讲 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一、作者简介,邦雅曼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 ，17671830），法国文学家和政治思想家，近代自由主义的奠基者之一。 有关贡斯当的生平，他曾在其自传性随笔红色笔记本开篇这样写道“一七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我出生在瑞士的洛桑。母亲昂利埃特德尚迪厄出身于法国的一个古老的家族，其先辈是为了躲避宗教之争才移居到沃州来的，父亲朱斯特贡斯当德勒贝克则是驻在荷兰的瑞士军团里的一名上校军官。就在我呱呱坠地后的第八天，我的母亲不幸因患产褥热而离开了人世。”,贡斯当接受的教育有些杂乱无章，起先他在布鲁塞尔接受了一连串家庭教师的教育。从14岁开始，贡斯当
2、开始接受正规的大学教育，1782年就读于巴伐利亚的埃尔兰根大学，从1783年7月至1785年4月就读于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在那里接受了两年正规的大学教育。贡斯当在爱丁堡大学求学期间正值以大卫休谟（David Hume）、亚当斯密（Adam Smith）等人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运动达到高潮的时期，贡斯当深受其影响，由此他对英国的文化产生了强烈的认同，奠定了他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离开爱丁堡大学以后，贡斯当四处漂泊，先后到了巴黎、洛桑等地。虽说贡斯当的一生主要是对法国大革命进行反思，但在1794年之前他只是大革命的一个旁观者，对大革命只有间接的感受，因为从1788年至1794年间他一直在德国的一个
3、小朝廷中供职。1794年9月18日，他在洛桑遇到了斯塔尔夫人，从此他的政治生涯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斯塔尔夫人在以后近20年的时间里对他的生活和思想影响最大。1795年5月25日，贡斯当与斯塔尔夫人一起抵达巴黎，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政治生活中去，此后他发表了他的第一批政治小册子：论当前法国政府的力量和赞同它的必要性（1796年）、论政治反动（1797年）以及论恐怖（1797年）等。,雾月十八日政变后，贡斯当在西哀士的帮助下入选保民院，后因反抗拿破仑的专断统治而于1802年被逐出保民院，从此过着流亡生活，直到1814年才得以重新返回巴黎。在流亡期间，贡斯当继续从事写作和著述并曾访问德国，在那里接触到
4、浪漫主义哲学和宗教思想。1806年完成了一部全面论述政治学的专著的初稿：适用于所有代议制政府的政治原则。 1806年，贡斯当完成了一部心理分析小说阿道尔夫，这奠定了他以后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1813年，贡斯当在拿破仑政权垮台前夕，出版了论征服的精神与论僭主政治两本政治小册子，对拿破仑的军事统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1813年，拿破仑远征俄国失败后，波旁王朝复辟并制定了1814年宪法，试图建立立宪君主制，而贡斯当返回巴黎以后担任当时自由派的主要代言人。,1815年，在百日政变期间，贡斯当先出逃，而后又应拿破仑的邀请担任了他的制宪顾问，为拿破仑负责起草了帝国宪法补充条例，并正式发表了适用于所有代议制
5、政府的政治原则。 从1815年至1830年，贡斯当不断地同复辟的波旁王朝进行斗争，一直是法国自由派的领袖人物。贡斯当于1819年作著名演讲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这篇文献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他以后在自由主义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1830年七月革命后不久，贡斯当逝世，法国于该年的12月12日为其举行了国葬 。,二、重点观点导读,（一）两种自由 1、两种自由的内涵。 对现代人而言，“自由是只受法律制约、而不因某个人或若干个人的专断意志受到某种方式的逮捕、拘禁、处死或虐待的权利，它是每个人表达意见、选择并从事某一职业、支配甚至滥用财产的权利，是不必经过许可、不必说明动机或理由而迁徙的权利。它是
6、每个人与其他个人结社的权利，结社的目的或许是讨论他们的利益，或许是信奉他们以及结社者偏爱的宗教，甚至或许仅仅是以一种最适合他们本性或幻想的方式消磨几天或几小时。最后，它是每个人通过选举全部或部分官员，或通过当权者或多或少不得不留意的代议制、申诉、要求等方式，对政府的行政施加某些影响的权利。”（第46-47页）,解读：现代人的自由就是私人生活中的独立性，个人应该拥有最低限度的不受政府干涉的私人空间，应该享有专有财产权、言论自由、迁徙自由、参政权等基本权利，但个人很少参与公共生活，这是个人所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自由，也即“免于强制的自由”，该自由类似于伯林所说的“消极自由”。 由于现代人的自由强调个人
7、私人生活的独立性，因此贡斯当称之为“个人自由”。,“古代人的自由在于以集体的方式直接行使完整主权的若干部分：诸如在广场协商战争与和平问题，与外国政府缔结联盟，投票表决法律并做出判决，审查执政官的财务、法案及管理，宣召执政官出席人民的集会，对他们进行批评、谴责或豁免。然而如果这就是古代人所谓的自由的话，他们亦承认个人对社群权威的完全服从是和这种集体性自由相容的。所有私人行动都受到严格的监视。个人相对于舆论、劳动、特别是宗教的独立性未得到丝毫重视。”（第47页）,解读：对古代人来说，对政府的决策是否拥有表决权是判定一个人是否享有自由的重要标准，只有当一个人享有参与制定政府决策的权利的时候他才是自由
8、的。同时古代人没有个人自由的观念，虽然个人在公共事务中永远都是主人，永远分享主权的一部分，但在私人生活里永远都是奴隶，个人的私人生活受到严密的监视和控制，个人面对国家是无能为力的，这是个人为保持能持续不断地参与公共生活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可以看出，古代人的自由是一种公民资格，相对于现代人的“以个体为本位的自由”而言古代人的自由是一种“以集体为本位的自由”。,在前现代社会中，公民的政治参与与其说是一种权利，毋宁说是一种义务，古代人的自由以参与之名剥夺了个人处理私人事务的自主权。对古代人而言，政治生活在人们的心目中处于核心地位，亚里士多德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说明了这一点，卢梭的“人只有成为公民
9、才能成为人”的思想也说明了这一点。古代人的自由只有在追求集体目标的时候才能实现，类似于伯林所说的“积极自由”。由于古代人的自由与公民的政治参与有极大的关系，故贡斯当称之为“政治自由”。,“所有古代的共和国都局限于狭小的领土上。它们之间人口最多、最强盛、规模最大者也无法与最小的现代国家相提并论。狭小疆域的一个必然后果就是，这些共和国的精神是好战的。每个民族无休止地攻击其邻国或被邻国攻击。这样，被彼此对抗的必要性所驱动，它们不停彼此战斗或彼此威胁。那些没有征服野心的国家也不可能放下武器，以防止它们自己被征服。所有国家都不得不以战争为代价来换取它们的安全、独立以及存在本身。这就是古代自由国家永恒的兴
10、趣或者说几乎是习惯性的关注。最后，作为这种生存方式的另一个必然的结果是，所有这些国家都有奴隶。手工劳动的职业（在某些国家甚至包括工业职业）都委托给带镣铐的人。”（第48-49页） 解读：描述古代共和国的情况以及人民为何会享有古代人的自由。,“现代社会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全然不同的景象。今天，最小的国家也比斯巴达或存在长达五个世纪的罗马大得多。由于启蒙思想的发展，就连欧洲分裂为众多国家也更多是一种表面现象，而不是真正的事实。过去，每一民族形成一个孤立的大家庭，它是其他民族家庭的天然敌人；今天，在不同名称与社会组织下生存的成千上万的人们在本质上是相当同质的。他们已强大到足够的程度，不必恐惧蛮族的游民。
11、他们也文明到足够的程度，来发现战争是负担。他们的一致倾向是和平。,这一不同导致了另一不同。战争的出现先于商业。战争与商业只不过是实现同一目标的两个不同手段这个目标就是得到自己欲求的东西。简单他说，商业是希望占有的人对占有者缴纳的一种贡赋。它是一种征服行为，是以相互同意的方式征服一个人无法希望以暴力方式得到的东西。一个永远是强者的人决不会接受商业这一概念。是经验引导他诉诸商业。经验向他证明，战争，即运用自己的强力反对其他人的强力，使他可能遭遇形形色色的障碍与失败，而商业则是求得他人权益符合自己适当权益的一种较为温和但较为确定的方法。战争是彻头彻尾的冲动，而商业则是计算。这就意味着，一个商业代替战
12、争的时代必然会到来。我们已经到达了这一时代。,最后，由于商业、宗教以及人类道德与知识的进步，欧洲各国已不再存在奴隶。自由人必须从事所有职业，提供社会的所有需求。”（第49-50页） 解读：描述现代共和国的情况以及现代人为何享有现代人的自由。,“先生们，这些不同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国家规模的扩大导致每一个人分享的政治重要性相应降低。在斯巴达与罗马，即使最卑微的公民也有权力。而英国或美利坚合众国的普通公民却并非如此。他的个人影响仅是决定政府方向的社会意志之难以察觉的组成部分。 第二，奴隶制的废除剥夺了自由民因奴隶从事大部分劳动而造成的所有闲暇。如果没有雅典的奴隶人口， 2万雅典人
13、决不可能每日在公共广场议事。,第三，商业不同于战争，它不给人们的生活留下一段无所事事的间歇。不断行使政治权利，日复一日讨论国家事务，争议，商谈，派别斗争的所有环境与运动，必要的鼓动：可以这样说；古代民族的生活被强制性地充满了这些必须履行的职责。对古代民族而言，没有这些职责，他们就会在无所事事的折磨下痛苦不安。而对于现代民族而言，这些职责只会造成困扰与疲倦。在现代民族，每一位个人都专注于自己的思考、自己的事业。自己得到的或希望得到的快乐。他不希望其他事情分散自己的专注，除非这种分散是短暂的，是尽可能少的。,最后，商业激发了人们对个人独立的挚爱。商业在没有权威干预的情况下提供了人们的需求，满足了他
14、们的欲望。权威的干预几乎总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说几乎，这种干预实际上总是令人困扰与窘迫的。每一次集体权力希望干涉个人思考，它便侵扰思考者。每一次政府声称为我们做事情，它都比我们自己做更无能、更昂贵。”（第51-52页） 解读：古代共和国与现代共和国之间的差异所产生的结果。,2、两种自由的关联性,“古代自由的危险在于，由于人们仅仅考虑维护他们在社会权力中的份额，他们可能会轻视个人权利与享受的价值。 现代自由的危险在于，由于我们沉湎于享受个人的独立以及追求各自的利益，我们可能过分容易地放弃分享政治权力的权利。”（第66页） 解读：两种自由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单纯强调某一种自由在现实生活中都是非常危险的
15、，两种自由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然而正是在此问题上，人们对贡斯当政治思想的理解存在误解，有不少学者认为贡斯当的两种自由之间是根本对立的，比如萧高彦认为贡斯当提出的两种自由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架构”。实际上，两种自由并不是根本对立的，并不存在谁优先于谁的问题，任何一种自由都不能偏废。,“个人独立是现代人的第一需要：因此，任何人决不能要求现代人作出任何牺牲，以实现政治自由。”（第59页） 解读：个人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前提和基础，没有个人自由，就没有政治自由，因为个人自由是个人所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自由，个人只有享有私人生活中的自主权，一个人才能成其为人，因此无论在何种社会中个人必须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空间
16、，必须拥有为任何社会强力所不能剥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但如果只强调个人自由，就会出现“过度私人化” 的倾向，也就是说如果每个人都专注于自己的私人生活或者由于个人的冷漠、无知、自私等原因而不愿或不能参与公共生活，那由谁来限制公共权力呢？一旦权力被滥用而又无人限制时，个人将享受不到任何权利和自由，为此公民不但要关注私人生活，也要关注公共生活。,“个人自由是真正的现代自由。政治自由是个人自由的保障，因而也是不可或缺的。”（第62页） “政治自由是上帝赋予我们的最有力、最有效的自我发展手段。”（第67页） 解读：政治自由是个人自由的保障，放弃政治自由将是愚蠢的和危险的，公民只有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公共生活，关注公共权力的运作，个人所享有的最低限度的权利和自由才能得到保障，对此伯林曾说：“也许，对自由主义者来说，政治（积极的）权利和参与政府的权利的主要价值，是作为保护他们所认定的终极价值，即个人的（消极的）自由的手段”。昆廷斯对政治参与的价值曾说“如果我们想扩大自己的个人自由，我们就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君主身上；相反，我们必须自己掌握政治舞台。”,可见，对维护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