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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百年文论的“人学”主题与合法性依据 xx年7月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8卷第4期Journal ofHebei 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 andSocial SciencesEdition)Ju1xxVO128NO4百年文论的“人学主题与合法性依姜文振(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91)据摘要中国文论现代性建构中经历了种种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差异与论争，但不同的文论话语形态却凸显了对于“人”的问题的共同关注，从而表明百年中国文论现代性之根本在于把现代性的诉求看作人的全面发展的诉求，以争取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性的全面提升作为中国文论现代性建构的总体核
2、心命题。 这是中国文论现代性建构及其历史发展的全部合法性之，也是百年来中国文论现代性建构的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关键词中国文论现代性；“入学”主题；合法性10A10005587 (xx)040ll806中国文论现代性的建构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发展历程。 文论的百年现代发展，是与中国社会文化现代性的建构相伴始终的，是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现代性诉求在文学艺术和文艺理论研究方面的具体体现。 百余年来现代性文论话语形态既有与社会文化的现代化同步的历时性演进，又有着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共时性多元并存与论争，从根本上凸显了人们对于中国文论现代性建构的主导价值取向的不同理锵与不同选择。 但是，所有的历时性的演进和
3、共时性的差异和论争，并不能遮蔽不同文论话语形态在立足民族文化现代发展的基础上对于“人”的问题的共同关注。 应当说，20世纪中国文学文论现代发展的主导思路，始终没有脱离“人学”的主题。 从整体上看，中国文论现代发展的“人学”主题，经历了上个世纪之交的从“新民”到“立人”的演进，经历了“五四”以后由“启蒙”向“革命”的转向，经过8O年代主体性的苏醒和畸变，在90年代关于“人文精神”的论争的众语喧哗中以带有鲜明时代色彩的方式进一步凸显了人们对文学与“人的问题”的深切关注。 深入考察百年来中国现代文论围绕“人”的问题的这一探索历程，可以为我们建构面向当代与未来的文论现代性提供许多深刻的启示。 上个世纪
4、之交，改良派维新变法运动的失败，宣告了19世纪以来几代知识分子寻求的“中体西用”以挽救危机的救国方案的破产，中国文化的现代变革成为历史的必然要求。 尽管救亡图存、抵御外侮是近代乃至现代中国人所必须完成的首要任务，但能够承担这一任务的绝不是在传统封建文化熏陶下思想狭隘、保守、卑微、懦弱的中国人，只能是具有开放意识、对传统文化有清醒的自省意识、对外来文化有接受和鉴别能力的现代意义上的现代中国人。 要造就具有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现代人，就需要具有最广泛的现代文化，文化启蒙于是成为那个时候的当务之急。 文学艺术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应当地要担当起开启民智、反映现实、干预生活的启蒙任务。 这样，在
5、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接合部，就呈现出一种各种因素彼此交合、互为根据和目的的文化状态“救亡”给人以摆脱内忧外困、获得民族的自尊自信与人的自立自主的承诺，但离开“启蒙”就无法使“救亡”的历史任务得以实现；人的“启蒙”首先是为了“救亡”，但离开“救亡”，人的“启蒙也将最终落空；文学要担当“启蒙”的重任，而文学自身又是需要“启蒙”的，要xx-02-25作者简介姜文振(1967-)，男，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与美学研究。 姜文振百年文论的“人学”主题与合法性依据119通过“启蒙”达到“救亡”之目的，首先要做的是“救”文学之“亡”，使文学在新的语境下获得新生。 这样，就形成了“救
6、亡”、“人的启蒙”与“文学的启蒙”的三位一体。 文学与“救亡”、“启蒙”紧密联系的这种三位一体性既可看作是中国社会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中“过渡期”性质的一种表现，又可看作是中国文学现代性发展的一种特殊形态。 “救亡”与“人的启蒙”互相制衡，一旦这种平衡关系被打破，文学的天平也将倾斜?。 从梁启超、王国维到“五四”激进派诸君对人的“发现”，都是始终将人作为自己的关注重心。 以人为根本出发点和目的，他们都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文论新主张。 梁启超看到了改造“国民性”的重要意义，在他那里，“国民性”实际上就是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民族心理特质“国民性何物?一国之人，千数百年来受诸其祖若宗，而因以自觉其卓然别
7、成一合同而化之团体以示异他国民者而已”【2J。 但是，梁启超的改造国民性以启蒙的“新民”学说的核心仍是“群”的思想，他把西方的人权、民主观念与自孟子以来的“民本”思想结合起来，希望打破传统的“臣民”思想，培养适合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国民”，希望通过“新民”，唤起人们的“公德”意识与历史责任感，认为“人不可奴隶于人，顾不可以奴隶于群”，因此，尽管他曾热烈地欢呼“於戏，璀璨哉，自由之花!於戏，庄严哉，自由之神!”j却并没有把“新民”提升到“个性解放”的高度，他的功利主义文艺观是这种矛盾思想的集中体现。 王国维则从康德、叔本华的学术思想切入文学与人的问题，以人生痛苦及其解脱之道为起点和归宿，认定只有
8、美的艺术才可以给苦痛的人生带来现实关怀，因而呼吁艺术保持“独立”的地位，表现出宇宙人生中所存在的美，创造出“有境界”的美的艺术品，使人能够由艺术的“境界”进人人生的“境界”。 可见，他对人的关注由直接的现实转入普遍意义上的人生，其艺术理想更富于乌托邦意味。 而“五四”时代的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则在关注重心上更倾向于梁启超而不是王国维，主要由于在他们看来与其让人到美的艺术中去寻求“慰藉”，不如引导人们去看透现实人生的苦难并致力于现实的彻底改造，因此，文学研究会提出了“为人生的艺术”的口号，主张对现实的客观再现，主张作家对生活的冷静的理性观照；创造社的浪漫主义原则则突出文学艺术的主观性，注重个性自由
9、与主观表现，强调艺术的情感性，注重通过作品的情感作用达到“唤醒同情心”、“促成生活的向上”的作用。 可以说，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文学主张在“人”的问题上殊途同归，都将打破封建传统文化束缚，实现个性自由作为文学艺术的指导性思想。 这种“五四”文学精神更鲜明地体现于鲁迅的文学思想中。 鲁迅的启蒙思想超越了梁启超的社会空想，建立在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充分肯定的基础之上。 青年鲁迅曾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4J，从“立人”的社会理想出发，鲁迅始终将国民性的改造作为自己文艺创作的思想取向。 从梁启超的“新民”到鲁迅的“立人”，显现着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界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历
10、史进步。 可以说，“救亡”、“人的启蒙”与“文学的启蒙”在“五四”时代达到了相对稳定的平衡态，严格的学术体制未完全形成而显现出的理论环境的相对开放与宽松，为文论思想的多元格局创造了条件，使得人们能够在多维的向度上去思考文学与人的问题，在持续的论争(如“激进”与“保守”之争，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之争)中，对于人与文学的思考形成了多元互补的良好的理论探索局面。 “五四”时代“启蒙”与“救亡”的平衡关系与文学对人的深切关注，到20年代末都有了很大的改观。 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动以及30年代以来“救亡”问题的再次凸显，已形成的文论的多元探索逐渐向一元主导的理论格局转换。 相对于世纪之交，这个阶段的学人有
11、了更为犀利的思想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 多种因素的合力使中国现代性建构的革命模式取代了五四的启蒙模式，这是现代性建构的一个重要转向。 它的远景目标是人的解放乃至全人类的解放，而其近景目标则是社会解放、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 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种中国化的、实用性的理解。 它建立在这样一个文化想像之上通过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社会解放，致力于全人类的解放，从而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解放。 人们在这个问题的理解上既激进、忠诚又机械、抽象，人们往往将现代性应有的两个方面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与个120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xx年第4期人价值的确认和人的解放对立起来而不是整合起来，非此即彼式的理
12、解(不是阶级的，就是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的；不是无产阶级的，就是资产阶级的；不是革命的，就是反革命的?)从30年代到 六、七十年代加速度强化发展。 如前所述，“五四”时代“为人生”、“为艺术”的文学观实际上都更多地关注个人的生存、发展、自由与命运，而革命文学则将关注的中心扩展到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危亡，强调任何个人的存在与发展都不能不建立在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自强基础之上。 于是，在绝对“革命”的名义上，文论的建构趋于一元化，虽然仍有对人的“启蒙”的强调，但强调的却是“革命”的启蒙，是对“社会解放”理想的强化宣传。 我们在承认在人的问题上由“启蒙”向“革命”的转向的历史合理性的同时，不能不指出它同时
13、带来了历史的遗憾在将个人解放与社会解放对立起来的同时，人们不知不觉地将“个人解放”进行了内涵上的置换，应有的“人的全面发展与人性的提升”之义逐渐演变为后来的“革命”意义上的“全面发展”，文学塑造完美人格的理想主义(这在理论上被表述为革命的现实主义或“两结合”)代替了文学关注现实人生的现实主义，从文化思想界包括文学界的持续的思想改造到文学文论对无产阶级革命者形象的空想，其目的都是为了建构一种奉献伦理、非物质主义和利他主义。 我们虽然可以对此予以一种历史性的理解，但又不得不承认这一转变的思想效果并不理想从文学领域来看，文学文论和人的问题与“救亡革命”的紧密关系，使文学无法摆脱与“政治”的干系，也就
14、使得任何文论发展的不同思考都被“革命”打入另类50年代当巴人、钱谷融提出“人性”、“人情”、“文学是人学”时，没有经过理论上的公平探讨，他们的想法就被“政治”与“革命”枪毙掉了。 这种革命文论实际强调了一种对“革命政治”的无条件认同而排斥任何形式的怀疑态度、讨论态度、学理态度。 我们也同样无法责备那一代知识分子，正如王蒙先生所说“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果只抽象地说他什么你为什么缺少独立性，而不看到他们处于战争时期的特殊性，是不行的。 我们刚刚获得革命的胜利，它是靠我们的英勇奋斗不怕牺牲换来的，我们怎么顾得上反思革命本身是否也会有不义，有扩大化。 【5】陶东风先生说“中国知识分子大多卷入了革命，本
15、身就是革命中人或受到严格的革命教育。 这就失去了反思革命的应有的距离。 卷入革命的结果是或者在体制、职业上成为革命体制中人，或者在思想上成为革命意识形态中人。 而在更多的情况下，是这两种革命中人兼而有之。 这当然就很难获得反思革命的独立立场。 【6J这就导致一代学人在文论建构方面不得不然的“革命”取向，以人的解放为终极目标的“革命”导致了对人的全面禁锢，对崇高的“革命理想”的弘扬中遗失了对人的应有的理解与尊重，最终丧失了文论取向上的人文精神。 80年代以来，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文学文论重新将人的问题作为关注的重心，过去设置的人性、人道主义理论禁区被打破了，在“救救被四人帮毒害的孩子”的呼声中，开始了对于过去几十年、尤其是“文革”十年文学文论的全面反思。 在文论方面，这首先体现为现实主义与真实性文学原则的重新确立，“五四”文学反映现实人生、表现普通人的情感等传统在“伤痕”、“反思”、“改革”文学中逐步得到恢复，尽管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人作为人在生活中的复杂生活状态与情感逐渐成为文学与文论批评的重要主题。 理论领域对人的主体地位、尊严和价值的大力提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