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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经济增长 的判断与思考,1/18/2020,1,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夏业良,经济增长是什么？,是国民财富的积累还是人均产值的提高？ 经济增长是否意味着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提高？ 是否意味着人们可以比以前消费更多的商品与服务？ 收入差别来自资本、劳动力、技术的差别，增长或许会带来更大的收入差距。,1/18/2020,2,日本和德国的增长奇迹,第二次世界大战曾经摧毁了他们大量的资本存量。19481972年日本年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为8.2%，德国年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为5.7%，而同期美国年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仅为2.2%。 这说明了什么？ 如果储蓄率（产出中用于储蓄和投资的比例）不变，就会经历一个高增长阶段
2、。,1/18/2020,3,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索洛模型表明：储蓄率是稳定状态资本存量的关键决定因素。 如果储蓄率高，经济就将有大量资本存量和高产出水平。如果储蓄率低，经济中资本存量就较小，产出水平也低。 如果储蓄率高，就会保持大量资本存量，产出水平也高，但并不能永远保持经济高速增长。,1/18/2020,4,中国内地的储蓄率,关于储蓄率需要解释的是，我国沿海发达省份由于充分利用了自身的比较优势，因此改革开放以来储蓄率呈上升趋势，而存在较多干预的内地省份则呈现出多种模式。 比如，西南地区部分省份储蓄率逐步下降，而西北地区这种趋势并不明显。 因此，更为贴切的指标应当是私人部门的储蓄率，但目前尚不存
3、在对这一指标的完整估计。,1/18/2020,5,生产函数,Y = A F(L, K, H, N) Y = 产出数量 A = 可获得的生产技术 L = 劳动力数量 K = 物质资本数量 H = 人力资本数量 N = 自然资源数量 F( ) 是展示生产投入如何组成的函数.,1/18/2020,6,资本的边际产量(MPK),随着资本量的增加，生产函数变得越来越平坦，这表明生产函数表现出资本的边际产量递减。 每个工人的产出Y 产出，f(k) MPL边际劳动产品 1 每个工人的资本，k,1/18/2020,7,生产函数,规模收益不变的生产函数具有深刻的隐含意义.这意味着经济规模并不影响每个工人的产出和
4、每个工人资本量之间的关系 设 x = 1/L, Y/ L = A F(1, K/ L, H/ L, N/ L) 在此: Y/L = 每一工人的产出 K/L = 每一工人拥有的物质资本 H/L =每一工人拥有的人力资本 N/L = 每一工人拥有的自然资源,1/18/2020,8,索洛模型与增长收敛,新古典模型关于收敛的预测是基于一个基本的假定：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以及技术进步的一致性。 然而在实际观察中，在绝对意义上的增长收敛并不具有普遍性。 因此在理论文献中，对收敛问题的关注并不是从索洛模型提出伊始，而是当经济学家们发现经济发展的实际经验“违背”了新古典理论预言的时候。,1/18/2020,9,
5、增长的发散与收敛,我们不难发现造成国家间经济增长趋于分散的最可能之因素是由于技术进步的速度不同。但是，对于技术落后的地区，由于技术学习的成本要低于研究开发的成本，所以技术进步也应当趋于收敛。 或者说，增长发散的原因是因为技术进步的差异，那么技术本身没有出现收敛的原因何在呢？ 内生增长理论的兴起极大地促进了对于类似问题的研究，在增长收敛的决定条件方面，人力资本积累、对外开放程度、国际技术外溢和制度结构等因素受到了广泛重视。,1/18/2020,10,索洛模型的涵义,索洛模型预言：各国收敛于其平衡增长路径。因此每一工人平均产量的不同，源于各国对其平衡增长路径相对位置的不同，因此可以期望穷国追赶上富
6、国； 索洛模型意味着每一工人平均资本高的国家，资本报酬率也低。这样就有了资本从富国流向穷国的激励，并且这也导致收敛性。 如果在知识扩散方面存在滞后，收入差别就可能出现，随着穷国得到最新生产方法，这些差别倾向于缩小。,1/18/2020,11,索洛模型的结论和局限,索洛模型的主要结论是，实物资本的积累既不能解释人均产量随时间变化的大幅度增长，也不能解释人均产量在不同地区的巨大差异。 具体而言，假定资本积累影响产量的渠道是传统渠道：资本对生产有直接贡献，它由此得到的报酬是其边际产品。那么索洛模型意味着，我们试图理解的真实收入之差距之大，远远不能以资本投入量的差异来解释。 索洛模型将技术进步看作是外
7、生的，不予解释。也不考虑资本的正外部性。因此为了解决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我们必须超越索洛模型。,1/18/2020,12,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在1990-1994年期间，根据估算美国的GDP增加了7.3%，资本存量增加6.6%，劳动力（根据教育水平提高进行了调整）增加5.4%。 如果资本在产出中的份额是30%，劳动力是70%，那么这一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增加的百分比是多少呢？首先看全要素生产率的公式： TFP=gQ (Yk gk) (YL gL) 全要素生产率增加的百分比等于国民产出（ gQ）增长减去由于资本引起的产出增长(Yk gk) ，再减由于劳动力引起的产出增长(YL gL)。把1990-19
8、94年这一时期的数据代入：TFP= 7.3 - （ 0.3 6.6）- （ 0.7 5.4） = 1.54 在这一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增加了1.54%,1/18/2020,13,研究增长的解释变量,Barro（1997）对跨国增长收敛实证研究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总结。他所使用的解释变量包括：初始水平的人均GDP、人力资本、人口增长率、储蓄水平、预期寿命、政府消费占GDP的比例、贸易条件、投资率、通货膨胀率、区域虚拟变量、对产权的保护程度、政局的稳定和民主化程度等等。,1/18/2020,14,中国经济增长与地区差距研究,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各地区之间差距演变的研究，已经存在较为丰富的文献，这些文献
9、可以大致上分成两部分： 一是采用多种指标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地区经济差距进行了测度和分解，如吉尼系数、变异系数（coefficient of variation）、Theil指数（Theil entropy）、阿特金森指数（Atkinson index）、收敛指数和收敛指数、Kernel估计量等等； 二是为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绩效和收敛特征提供理论解释。,1/18/2020,15,人力资本的估算问题,如何估算人力资本是个重要的问题。在关于中国各省的教育统计中，比较详尽的指标是入学率、升学率和学生在校人数，但这两个指标是流量概念，且在八十年代皆成下降趋势。 人力资本则是一个存量指标，其变动与流量指标
10、有一定区别。但是，对于存量水平的统计，只有在1982年和1990年人口普查，以及部分年份的千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中才可以得到。,1/18/2020,16,教育的普及程度对经济增长是否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另外一个常用的指标是国有企业技术人员占劳动力的比例，但该指标1996和1997年的数据出现了较大的下降，这与人力资本积累的规律不符，所以只得放弃。 有学者使用了两次人口普查中对于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的统计，这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地区固定效应。具体变量设定为：1982年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数占总人口的比例（），衡量各省在八十年代人力资本丰腴度的差异；1990年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数占6岁及6
11、岁以上人口数的比例（），衡量各省在九十年代人力资本丰腴度的差异。 当然，这种处理方法过于简化了。按照上述方法的回归结果说明，教育的普及程度对经济增长不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1/18/2020,17,投资比例与增长,数据表明，用于投资的产出比例和人均收入水平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具有高投资率的国家通常有高收入，即投资率是一国穷富的关键性决定因素。 此外，税收政策、退休和养老福利的形式、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制度与文化差别等也会影响增长。 在经常发生战争、政变、革命以及官员腐败程度较高的国家里，储蓄和投资水平明显低于其潜在水平。,1/18/2020,18,不同地区之间的城乡差距,下图中给出了1978
12、-1997年间，中国28个省市自治区总体以及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城乡相对人均消费水平的算术均值。 整体上讲，城乡差距在80年代早期由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而趋于缩小，但是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就一直呈现扩大的趋势。 在截面上，东部地区的城乡差距最小，西部地区的城乡差距最大。换言之，经济越不发达，城乡差距就越大。,1/18/2020,19,中国城乡之间的人均消费差距,1/18/2020,20,影响经济增长及造成地区差距的主要因素,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1999）的理论框架认为，影响经济增长实际绩效的关键因素在于技术进步的状况，而技术结构的实现又需要相应的要素投入结构。 注意，生产要素的相对价
13、格是由经济系统中的禀赋结构决定的，因此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要求技术结构的选择需要与本地的禀赋结构相吻合。 但是，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受到赶超战略的影响，一直坚持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方针，这就造成了工业发展背离了中国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从而在长期内损害了经济增长。,1/18/2020,21,地区性保护政策与地区差距,Young(2001)认为地区性保护政策是地区差距加大的关键，因为市场保护会使经济的发展偏离本地的比较优势。 Young通过农业发展的数据来佐证上述观点。但是，各地区所推行的本地市场保护政策在长期内的有效性却令人怀疑，实际上由于保护政策刺激了项目的重复建设，最终加剧了地区间的市场竞争，结果导致
14、了市场保护政策的垮台。中国家电行业的演变能够充分证明此点。,1/18/2020,22,人力资本存量与地区差距,蔡昉和都阳（2000）的实证研究表明人力资本上的差异是造成地区差距的主要原因，不过他们没有对1990年前后增长收敛的基本特性发生转变提供解释。 韩廷春(1999)认为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如现阶段的中国），人力资本的作用远远高于科研投入。Yan和Yao (2001)等也持类似观点。,1/18/2020,23,中国的经济增长靠什么？,从增长的角度来说,中国依赖的不是农业,而是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现在,工业的增加值已经占到GDP的45%左右,与新加坡和韩国当年不相上下。 而农业所提供的GD
15、P只有10%,而且这个份额还在下降之中。 这意味着,解释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需要将注意力转移到制造业部门中。,1/18/2020,24,持续投资提高了制造业的竞争水平,投资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为什么一直那么重要？ 20年来,是高水平的投资支撑着制造业的扩张。 与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类似,从总量上看,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保持了较高的投资率。 近5年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17.2万亿元，特别是发行6600亿长期建设国债，带动银行贷款和其他社会资金形成3.28万亿元的投资规模，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1/18/2020,25,固定资产投资,从固定资产投资的口径来计算,投资率由80年代初的20%上升
16、到了90年代末的35%左右。 而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建筑安装工程和设备工具购置两项又占绝对的份额,说明了工业和制造业经济扩张中的绝对重要地位。,1/18/2020,26,结构性变化特征,在改革以后的15年时间里,居高不下的投资率基本上是在中国经济发生显著的结构性变化的过程中实现的。这个结构性的变化具有两个可以识别的特征： 一是资本和就业在部门间的转移,二是资本和就业在地区间的转移,而这两个转移的过程几乎是同时发生的。 乡镇企业、外资企业和其它非国有企业的进入和快速扩张是资源在部门间转移的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中国制造业也因此而开始进入高速增长的时期。,1/18/2020,27,制造业的集聚效应,绝大多数新兴的制造业部门迅速地在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集中和集聚,这个现象很像甚至干脆就是经济地理学上所描述的那个所谓“工业的集聚”。 这样一种同时拥有多个增长中心的经济在世界上其实并不多见。 显而易见,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不仅是依赖了高速扩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