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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论莫言小说的生命意蕴摘要莫言小说给人总的感觉是热情洋溢，任性姿情又变幻莫测。古齐文化的浪漫因子的熏陶及孕育，促成了莫言小说的奇特魅丽。作家童年时期物质的匮乏，心灵的压抑孤独构成了他对生命的独特感受和理解。本文拟探讨莫言小说深层语义所蕴含的生命意识和整体风格的发展。关键词：莫言小说 生命意蕴在莫言的小说里，总是充满了难以抑制的炽热激情。在姿情任性中腾舞起力的漩涡，他笔下的一切，似乎都表现出一种难以名状的性质，我们简直无法用社会公认的传统审美规范和评价标准予以从容的评说。这里的土地似乎是燃烧着愤火的狂暴的汪洋，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搏战，呈现着惊心动魂的残酷和原始性的野蛮，在这里生存的人们，大都是
2、一种自由的放纵不可禁束的厚仆生命形态，甚至连这里的自然景物，也都散溢着雄健浑莽的粗犷的气息阅读并体味着莫言提供的这些小说艺术景观时，我们会深切而强烈的感受到由这种野蛮粗暴的美的所传达的狂傲刚勇的生命元气和强力。正是这种充盈的生命元气和强力，诱使我们丢弃了原本十分苛刻的挑剔习惯，进而用整个身心去欣然呼应这个世界中灿烂喧闹着的一切生命律动。生命，作为人生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基本原动力，理应成为文学观照世界的必然内容。甚至可以说，生命是文学的本质，而文学是生命的一种具体表现。许多西方哲学家、文学理论家都鼓吹阐扬过这一观点。叔本华把文学的对象视为生命意志的理念，尼采认为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是生命本
3、来的形而上的活动，柏格森则要求文学艺术以直觉的努力，去表现绵延不断的内在的感性生命驱动力，将生命冲动作为文学艺术的源头活水。而在我国，对这一认识的承认和纳取，应该说是当代文学才显示出的具有历史意义和价值的骄傲与光荣。对生命意蕴的弘扬，已构成了新时期一代小说家创造活动的内在精神联系。本文探讨的便是汇进在同代人共同追求中的莫言小说生命意蕴的个性表现形态。在莫言的作品里，大都有很不平凡的感觉，这种感觉来自他童年的记忆。正如一个人的少年是他的幻想家时代一样，一个人的童年是他的艺术家时代。人在这样的童年时代里充满着相当纯粹的艺术感觉，就像原始艺术中所保存的那种童年人类的纯真感觉一样。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4、阅历的加深，人生经验的丰富，人们在童年时代的这种感觉连同感觉能力一起逐渐消失了，并且再也无法复得。然而莫言却奇异地保存了这样的感觉能力，并且把他那童性的感觉成功地镶嵌在他的小说中，使之闪闪发光。例如在红高梁中叙述者语调单纯，其它叙事方式的诸因素则异常灵活地排列组合，迅速演变，以第一人称的全知视觉，转述追忆出祖父辈的旧事，保持了主观情绪明朗的高调叙述，情调明朗显示为忧郁与欢乐并存，惨烈与悲状共生。尤为突出的是莫言以超验的感知方式，表现了充分矛盾的内在纷扰，几乎是将一种最初始状态的情绪直接地表达出来。一方面是凄楚、苍凉、沉滞、压抑，另一方面则是欢乐、激愤、狂喜、抗争。这极象交响乐中两个相辅相成的旋
5、律，彼此纠结着对话，前者是经验性的，后者则是超验性的，前者是感受、体验，是对外部生活的情绪的概括，后者则是向往、是追求、是灵魂永不止息的呐喊。毫无疑问，莫言是一位敏于感觉而寓于想象力的作家，然而即使是本性所至，这也绝不仅仅是个人的才份问题，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一方面“人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着自己”，另一方面“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史的产物”。我们在这里当然无力去溯寻漫长的世界史，但是回顾一下作家走过的足迹，对分析作品中全部知觉内容形成外部现实和作品中所展示的生命意蕴还是有必要的。莫言出生在山东高密这样一个有着灿烂深厚的文化积淀的古齐之地。他生长在农村，在贫困动乱的乡村度过缺欢少
6、爱的童少年。他深知农事的艰辛，家境的贫寒，谙熟乡土社会的世态人情。他有着一颗天真烂漫而又骚动不安的童心，一副忧郁甚至变态的眼光，寡言而又敏感多情，自卑而又孤僻冷傲，内向而又耽于幻想的气质与个性，使他和大自然之间亲密无间恍如天人合一，这也是造成他有着尖锐细致奇诡多变的超人艺术感觉的前提。透明的萝卜中黑孩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莫言童年生活的自我写照。莫言的生活阅历较为广泛，由做工、参军，进而由战士到干部。在较短时期内，他由保守、封闭、贫穷的农村，到政治文化的中心城市，成为名重一时的作家，这样迅速更叠的外部经历，必然带给心理以一定的负荷，要习惯于较豪放的情感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人，短期内适应复杂严密的
7、城市人际关系，首先就面临着文明的压抑从而出现孤独忧郁的感受以至于痛苦纷扰，也是必然的。其次，莫言家乡山东是中国正统文化规范儒教的发祥地，和上古时期就开发繁荣起来的北方半个中国多数地方一样，这里法制统治严密，血缘伦理与皇权至上的政治伦理高度统一，家族关系和封建伦常关系深入民众心理，礼教的长期影响，形成世代因袭就像遗传密码一样的自律性心理机制。另一方面这样独特的文化形态，本身就存在着内在矛盾，即礼教规范的严密束缚与野性不泯的生命本能抗争。在民间则以一种更为朴野，故而也就更为惊心动魄的方式表现出来。一经被现代人的文明意识照透自然就显示出“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
8、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朴野形象，激发出纷扰的主体情绪。其三，莫言的童年，正是中国农村最沈寂最萧条的时期，一方面政治稳定，虽然没有战祸匪患，个体人生的自由度在严密的现实关系束缚下也变得日益狭小，另一方面，政策失当导致长期的经济停滞，在贫困愚昧的基础上又极易滋长封建特权。这种沉重的时代氛围，无疑都对幼小的心灵有着严重的影响，他在贫困与沉寂中度过的岁月，形成了对世界最初的印象。在贫困与沉寂的压抑下，莫言早熟的洞察力极容易敏感于人性的富美与丑陋，善良与邪恶。这造成莫言对人生悲剧底蕴的诗意感受。诚如海明威所言：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就是有一个不愉快的童年。在一个优秀作家的身上痛苦和艺术必定呈现为成正比的能
9、量转换。事实上，莫言无欢少爱的童年记忆和深重的婚姻情感历程，就像两个巨大的能量源，不仅催发了他早期作品如泉喷涌，而且以它凄迷而忧伤的美丽光晕笼罩并照亮了它们。似乎是受到西方生命本体哲学的影响，莫言小说所着力表现和强化的生命意蕴，侧重于对性和爱这一生命的自然性的发掘。他常把性爱作为考察和衡量生命与人性的具体样本，泻染描绘着由那种毫无遮掩的生命欲望和原始初质本能冲动所释放出的生命能量、生命元气和生命强力。这种表现弘扬了心理层次上的理性意义上的个性解放，它还对人深层结构中爱欲本能和潜意识进行大胆肯定和激赏。情欲本能是感性生命的最重要的驱力，爱欲之情是生命意识中最深层的生存欲望。这种生命本能冲动构成了
10、人类社会运转不息的原始基质。莫言小说多是从这一层面入手，绘制出一幅幅故土高密、东北乡人事景物地生命图画，弹奏着北方农民蓬勃生命力的礼赞，以此鄙弃一切传统文化的文明的伪饰，呼唤和鞭策着在传统理性禁束下与现代生存困扰中逐渐衰弱的广大国民的感情生命力。红高梁系列就是莫言极力表现人物生命意蕴特点最突出的历史题材小说，具体涉及到祖父母一辈人身上。莫言以这些情感热烈狂放，气性强悍坦荡的爷爷奶奶们身上，发现了未受虚伪文明桎梏的原朴鲜活的生命激情。红高梁中“我”爷爷余占鳌，被生命对自由的渴望驱动得不得安生也不肯安生，而常常争强好斗。在爱欲冲动的支配下，他近乎狂暴地抢占奶奶的肉体与灵魂，并进而杀死奶奶婆家的父子
11、和胆敢侮辱奶奶的土匪花脖子。这种直率而粗鲁的领会生命的方式，固然体现了一种最朴素的人的尊严，但更体现了一种强烈的人类情爱本能冲动的勃勃活力和一种痛快淋漓自由放浪的人生态度。且看爷爷奶奶在高梁地里相亲相爱情景的这段描写“余占鳌把大蓑衣脱下来，用脚踩断了数十根高梁，在高梁的尸体上铺上了蓑衣。他把我奶奶抱到蓑衣上。奶奶神魂出舍，望着他脱裸的胸膛，仿佛看到强劲骠悍的血液在他黝黑的皮肤下川流不息。余占鳌粗鲁地撕开我奶奶的胸衣，让直泻下来的光束照耀着奶奶寒冷紧张、密密麻麻起了一层层小白疙瘩的双乳上。在他的刚劲动作下，尖刻锐利的痛楚和幸福磨砺着奶奶的神经，奶奶低沉音哑地叫了一声：天啊就晕了过去。”在爷爷这种
12、浸染着原始性野蛮的爱情行为中鼓荡迸隘出的，正是生命的欢乐、人性的神圣和精神的自由舒放，这种炽热的爱情和旺盛的生命，正是人类求生存、求自由的永世不竭生命活力的一个确证。在红高梁系列中我们不能不为爷爷奶奶们顽强的生命力和奔放的生命热情所震慑，然而，这一代人的生命信念却如此简单：“人生一世，不过草木一秋，豁出去一条命，还怕什么？”在爷爷奶奶们看来，只要不怕死，生就是自由自在，无所畏惧的。这时候，生的豁达来源于对死的认知理解，其实也就是直面死亡的豁达。这里，作为生的对立面，死，一方面被看做是个体生命的完结，是虚幻的，无价值的，唯有生是有价值的，值得珍惜的，另一方面，当他们面对死亡，视死如归的时候死又是
13、有某种特殊的意味，是生命的真正归宿，抑或是某种生命价值的体现。按照这一生死观构筑的生命信息就是爷爷奶奶们所体现的那种粗犷豪放的“响马精神”。莫言在反面确证自由人性和充盈的生命活力的宝贵及重要，有效地深化了对生命意识的阐扬。与莫言对爷爷奶奶们的生死描述相比，他笔下的父母辈显然缺乏那种刚直不屈、傲岸挺拔的“高梁的灵魂和风度”。生存环境的复杂化使他们的生命信息积淀了较为厚重的社会素质，他们显示的不再是生命的本体意蕴，而是特定生存环境中某种心理内涵的呈现，在死亡本能面前显示出生的困惑和变态。如果说爷爷奶奶对生命的欲望是以勇于求生也勇于就死而表现其生命价值的话，那么父母辈们对死亡的恐惧使他们对生只有最基
14、本的生活需求而不敢对生命抱有享乐的奢望，生的愚昧和死的无知构成了他们的卑躬屈膝、忍辱负重的生命品格。贫困使他们失去了爷爷奶奶们强悍的体魂，繁重的社会秩序又使他们的行为准则为重重的成规戒律所束缚，等级观念直接构成了他们卑屈苟活的生命信念和宿命观。在父母辈的身上，自卑与专断（爆炸中的父亲），怯儒与凶暴（枯河中的父亲），愚昧与文明（欢乐中的母亲）以背反的方式组接在一起，暴露出这一代人崎岖峥嵘的生命世界。爷爷奶奶们“豁出一条命，还怕什么”的行为原则在这里是“民心如铁，官法如炉”的社会心理，“种的退化”与文明的进步这里表现着历史无法回避的反思。莫言在他的作品中多次感叹人的“种的退化”，并试图作哲学的探讨
15、：“我有时忽发奇想，以为人种的退化与越来越富裕、舒适的生活条件有关。但追求富裕、舒适的生活条件是人类奋斗的目标又是必然要达到的目标，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深刻矛盾，人类正用自身的努力，消除着人类的某种优良的素质。”不管这种探讨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客观实际，作品确实触及了一个相当醒目的现实：相比于我们意气风发的祖先，我们这些不肖子孙确是相形见绌。莫言通过对人生生命力在压抑中产生的痛苦情绪抒写，以及对人生丧失了生命活力的悲剧生存方式的提示体现了强烈的生命意识。生命力的被禁束，自由人性的被摧残所引发的深重痛苦，浸泡着一大批在小说中和叙述者同辈的青少年形象身上。这些“黑孩”、“小虎”、“蝈
16、蝈”们一方面被命中注定的抛落在难以脱逃的冷漠、残酷的处境中，小小年纪便过早地承担了人生的艰辛与痛苦，身心俱受到沉重的挤压；另一方面，他们的血脉中时而迸射出抗争火花，先辈们的钢骨血性激策着他们用顽强坚韧的生命意志与厄运较斗。他们神往于明朗温暖的生活、自由自在的人生和自然舒展的生命形态，不甘驯顺麻木地承受磨难。在这些人的形象上，莫言显然寄托着自己唤醒国人生命意识高扬自由人生的热切希望。他相信只要每个个体生命都能勇敢地抗击黑暗和邪恶，我们的人民就会真正彻底地摆脱悲剧生活方式和生命形态，迎接那永恒的自由人性的太阳再度升起。由于莫言追求生命力的强力张扬，却忽视了其中蕴藏的反生命存在，形成了新的矛盾。在红高梁系列中，我们可以看到家庭形象生命意蕴的复杂性。余占鳌和戴凤莲对个人生命强力追求以及“我”对他们的行动价值的认同和礼赞，具有某种历史合理性，但同时，当这种追求被无条件地推向无视起码人道或道德原则而置他人生命于不顾，甚至滥杀无辜的极致时，就必然在深层潜藏某种反人道或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