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转移--都阳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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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的城市化与劳动力转移对于减贫的意义,都 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主要内容,中国的人口转变：人口红利的变化 人口转变的劳动力市场效应：刘易斯转折点及其含义（金融危机中的劳动力市场） 刘易斯转折点后的劳动力转移与减贫 城市化进程与政策,中国人口年龄金字塔,4,人口转变的特点,人口转变是指一个经济体由高生育率、高死亡率的模式，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转变的过程 和很多国家相比，中国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了人口转变的过程 人口政策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很大程度上，人口转变过程和经济快速增长是吻合的,迅速实现人口转变的原因：生育政策和快速经济增长,生育政策在人口转变过程

2、中的作用不可低估，在1980年代最为明显。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有127个国家的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支持计划生育，涵盖了世界人口的94%。但中国几乎是唯一取得政策效果的国家； 经济快速发展也是一个显著的事实：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世界上最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持续对生育率下降产生作用。充分认识经济增长对人口转变所产生的作用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 其他因素，如死亡率的下降。,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快速人口转变所产生的影响：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是指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大的比重，相应地，抚养比较低。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这种人口年龄结构更有利于经济增长； 1970-1995年东亚经济实

3、现了年均6.1%的人均GDP增长率，高于其稳态增长率4.1个百分点。据估算，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为1/4-1/3（1.52.0/6.1）；而在东亚奇迹（超出稳态部分即4.1个百分点）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更高达1/3-1/2（1.52.0/4.1）,快速人口转变所产生的影响：人口红利,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使人口年龄结构向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方向转化，进入了人口红利阶段：1982-2000年，总抚养比下降了20.1%，推动增长速度上升2.3%，同期人均GDP增长速度在8.6%左右，抚养比下降的贡献为26.8%，约为同期人均GDP增长的1/4左右 21世纪初期人口红利将面临转折点。总抚养比将从2000年的

4、42.6%下降到2015年的39.4%，即下降3.2个百分点，带来经济增长率0.4%。如果把前期人口因素考虑在内，人口转变对增长带来的人口红利将在1/3左右。2015年前后是中国人口红利的转折点，此后，随着老年化，人口红利阶段将转为人口负债阶段,中国的人口转变：人口红利的变化 人口转变的劳动力市场效应：刘易斯转折点及其含义（金融危机中的劳动力市场） 刘易斯转折点后的劳动力转移与减贫 城市化进程与政策,刘易斯转折点,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对劳动力需求的满足必然引起工资上涨，二元经济转变加快 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两部门边际劳动生产力相等，二元结构特征消失 库兹涅茨转折点：收入不平

5、等上升到最高点后转向降低,为什么说是转折？,转折是相对于二元经济的典型特征而言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劳动力成本可以从长时间保持稳定的、较低的水平 一旦这种局面打破，而且不可逆转，那么，就是二元经济时代的转折 转折的另外一层含义是，转折点后，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发展的模式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人口转变是判断“转折”的重要基础,未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主要结果是人口老龄化和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这种趋势在近几年开始出现 人口结构年龄结构变化是长期的、不可逆转的因素，并对劳动供给产生直接影响 因此，只要经济增长产生的劳动力需求超过“临界”水平，劳动力市场上数量短缺就会发生。尽管短期的需求波动，如金融危机的影

6、响，会对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产生影响，但是危机后的劳动力市场格局将重新回到原有的轨道,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新观察,在2000-2005年的五年里，15岁以上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总量由1800万左右持续上升到2500万左右，是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的五年 2006-2010年，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总量由2370万左右持续下降到1850万左右，是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的五年 65岁以上的新增人口从2000年的760万左右上升到2005年的900万左右；2005年到2010年从900万左右上升到1100万左右,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枯竭,劳动力市场上的数量短缺,2004年沿海开始出

7、现民工短缺的报告，随后，短缺由技工向普工、由沿海向内地蔓延 2005年劳动部的调查确认了劳动力短缺现象的存在 韩俊等（2007）通过全国17个省，2749个行政村的调查发现，近3/4的村已无青壮年劳动力可转移 金融危机后，经过短暂的调整，珠三角地区重新出现缺工的现象,劳动力市场上的价格调整：农民工工资的变化,劳动力市场上的价格调整,工资上涨有无生产率基础？,工资上涨的生产率基础：金砖四国的比较,劳动力市场的制度调整：更严格的规制,投资推动的增长,危机爆发前的调控政策已经对增长产生影响,外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限,外部冲击对劳动力市场更容易产生影响,外部冲击对劳动力市场更容易产生影响,金融危机后的

8、劳动力市场,在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下，通过空前的刺激计划和宽松的政策，经济增长目标能够顺利实现 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也是短暂的，而且劳动力市场的恢复已经比较明显 但金融危机的影响仍然暴露了社会保护不足所带来的脆弱性，特别是此次危机中受冲击最甚的农民工群体 利用人口红利期，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及其引发的结构调整仍将是劳动力市场短暂调整后面临的主要挑战,中国的人口转变：人口红利的变化 人口转变的劳动力市场效应：刘易斯转折点及其含义（金融危机中的劳动力市场） 刘易斯转折点后的劳动力转移与减贫 城市化进程与政策,劳动力转移在扶贫开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劳动力流动是对地区间经济差距的反应，可以提高个人的劳动边际

9、报酬。因此，对于贫困地区有直接的针对性。 劳动力配置决策是家庭决策的组成部分。是家庭对劳动力市场信号的反应。政策执行的成本低。 劳动力本身是一个投资过程，可以积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劳动力流动与缓解农村贫困,工资性收入是农民收入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2008年工资性收入占家庭纯收入的比重为38.9%； 以前的研究（Du, et al., 2005）也表明，劳动力流动是缓解农村贫困的有效手段 因此，在实施扶贫开发战略中，鼓励劳动力的流动也是重要的政策手段 但劳动力流动对于禀赋不足（如人力资本）不足的家庭作用有限,刘易斯转折点后人力资源开发的必要性,转折点后经济的结构性转变，对新技能提出要求 职

10、业与技能的不匹配，对人力资源开发提出了新的要求：技能型工人的短缺持续存在 人力资源开发（技能培训）的体系远远难以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变化的需要 劳动力供给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进一步开发人力资源的重点领域,但劳动力市场可能面临局限性,而且迁移人口在城市的脆弱性也值得关注,在城市中，绝大多数迁移劳动力在非正规部门就业 当前城市的社会保护系统对他们保护程度较低 他们获得城市公共服务的机会更小,非正规就业的规模和构成,小时收入的对比：迁移劳动力和本地劳动力,工作状态和工作时间：迁移劳动力和本地劳动力,工作强度、健康状况与贫困,农民工工作更长的时间，会损害他们的健康状况。根据我们的估计，月工作时间每增加1小

11、时，自评的健康状况下降0.02个百分点 如果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和本地劳动力相当，则以他们收入度量的贫困发生率会上升15%到35%,流动人口和本地人口的社会保护,迁移劳动力和本地劳动力的居住情况,中国的人口转变：人口红利的变化 人口转变的劳动力市场效应：刘易斯转折点及其含义（金融危机中的劳动力市场） 刘易斯转折点后的劳动力转移与减贫 城市化进程与政策,广义城市化的含义,传统城市化的含义就是增加城市人口及其比例，这一方面遇到统计意义上城市化与实际经济含义的城市化之背离，另一方面也遇到现实的障碍。 广义城市化：提高居民意义上城市人口比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均等城乡公共服务水平；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12、居住地与户籍身份分离,非典型城市化的遗患,扭曲了农村的人口结构，造成农村人口的依赖性程度提高。 扭曲了劳动力市场信息，延误了劳动力供给对需求的正常反应。 阻碍了农民（工）以合理的价格获得住房、社会保障和子女义务教育等公共服务 。,这种城市化扭曲农村人口结构,这种城市化延误劳动力供求调节,民工荒和返乡潮交替出现 “周期性失业+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也是分割的扶贫体系的制度基础,因应城乡分割的社会经济现实而产生的城乡间不同的扶贫策略，也在客观上阻止了贫困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 在经济发展初期，阻止贫困的流动既有利于集中解决贫困问题，也有利于社会的和谐 然而，城乡分割的扶贫战略以城乡分割的社会现实为前提。

13、在劳动力的城乡流动日益频繁的情况下，两种平行的减贫战略一方面无法有效地消除贫困，另一方面也使得“迁移的贫困”更加突出 虽然，减贫政策是城乡分割的，但贫困现象已经是相互联系的,农村贫困和城市贫困：分割与联系,劳动力流动导致贫困的转移,城乡分割的条件下，贫困也就无法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在存在制度障碍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中国在改革以前，由于不存在劳动力的流动，因而也不存在贫困的流动 即便是改革开放以后初期，劳动力的城乡流动开始出现，但由于劳动力流动的规模有限，迁移的贫困也不明显 刘易斯转折点的临近，劳动力流动的规模空前扩大，统筹解决城乡贫困日渐迫切,城市化新理念和新思路,人口的城市化比土地的城市化更处于

14、核心地位 新增人口作为市民的意义，比作为劳动者的意义更为突出 对于全体城市实际居民而言，均等地获得公共服务比居住权更加重要,通过全面城市化统筹解决城乡贫困,城乡分割的制度（包括减贫政策），导致了迁移贫困的产生 农民工的城市贫困和脆弱性有多种表现形式，其产生的根源是由于即便他们生活和工作在城市，其制度环境没有根本的转变 通过全面的城市化，统一城乡的贫困救助体系，是未来解决城乡贫困的基本途径,与其他发展经济的关联: 发展作为一种迁移方式,在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是相比于其他生产因素更丰富和重要的发展资源。 中国经验表明，当人们寻找提高福利和家庭生活水平的机会时，迁移是一个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内在方

15、面。 中国政府将迁移作为一种刺激经济发展的工具，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都根据其发展和改革阶段调整迁移政策。,与其他发展经济的关联: 发展作为一种迁移方式,很难相信中国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增长和开放的城市劳动力市场能成功地进行迁移。迅速的经济增长可以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 迁移为经济发展提供大量的劳动力，以体现在劳动密集型工业中的相对优势。 中国经济提高劳动力再分配效率。 中国家庭从非农产业中获得更高的收入，给收入不公均等化带来影响。,与其他发展经济的关联: 发展作为一种迁移方式,迁移作为城市化的结果在发展中国家中是一种普遍现象。 中国在改革中逐步推进城市化进程，符合正常的中国国情，中国缺少前改革开放阶段 在渐进改革过程中，中国经验表现在以下方面,认识到迁移潜在的负面结果是很重要的。风险存在：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导致城市的过量拥挤，提高社会紧张程度和成本，同时使农村最好的受教育者和富饶的土地变为无用。 尽管迁移是从农村到城市，但农村发展也应受到重视。 政策制定者需要认真选择他们的政策步骤。由于和改革相关的政治复杂性，支持迁移的战略必须更加注重短跑-长跑的优先性、顺序和权衡。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