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 散文杂文 昨夜西风凋碧树 徐光耀课外阅读素材.doc》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高中语文 散文杂文 昨夜西风凋碧树 徐光耀课外阅读素材.doc（41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高中语文课外阅读素材：散文杂文 昨夜西风凋碧树 徐光耀昨夜西风凋碧树 徐光耀忆一段头朝下脚朝上的历史我自小喜听故事，十三岁当了小八路，此习不改。后来多次受到了火线英雄的感动，也练着写故事、编故事，于是成了作家。从作家再发展，便很自然地成了右派。 说“很自然地成了”，即指“命中注定”，故事之成为故事，都出在必然性和偶然性的交叉路口上。 因不想让读者太痛苦，也为减轻我的痛苦，顺手取了讲故事的方法。这样可以大家轻松一点。当然，也难免忽地“激昂”一下，或跑跑“野马”，原则是不离开大题，而事实则保证字字真确。 一、祸源如果不是傅作义一个偷袭，夺去了张家口，则当时解放区的华北联合大学的师生也就不必急惶惶地
2、千里行军，逃到我们军分区来了。然而他们逃来了，且驻在我们分区附近距辛集不远的一片乡村。我那时在分区前线剧社当创作组副组长。由于写过几十篇抗日报道和故事，很方便得个机会进了文学系，插班（人家已上过一年多课了）学习。陈企霞就是系主任，一下成了我的老师。这是1947年的事，我二十二岁，正当上进心特强之时。于是专心听讲，拼命读书，八个月毕业后，竞因学习成绩优秀而立了功和一小功（那时立功分三级：大功、功、小功），是文学系的最大功臣。这给老师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也给自己展现了一片光明，可也开启了我的祸端。 建国之后的1950年，丁玲奉命创办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改）。我当时刚出版了长篇小说平原烈火，由于写的是共
3、产党打日本，党的声望正高，小说颇有点影响。丁玲必是也看过这本书，所以一经我申请人读，所里就表示欢迎。还在开学之前的两个月，我就脱下军装，搬进了鼓楼东大街IO3号，兴头十足地跑进跑出，为所里帮办杂务。所长丁玲尚未露面，就急切地盼她快来上任，以一睹这党员大作家的风采。那时，不管什么，凡是党的，都感觉着崇高可贵谁知在这快快乐乐中，又种下了第二桩祸根。 1953年，我刚从文研所毕业，便下了乡。一则，那时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说，农业合作化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作为一名党员和军人，理当在这条路上冲在前头；其二，丁玲曾劝诫我，“要忘掉自己是一个作家”，踏踏实实到生活中去锻炼，“一时写不出并不可怕，可怕
4、的是永远写不好”。于是我带着军职，跑到故乡大清河北的雄县，做了三区区委副书记，分工专管互助组和合作社。这个“猛子”一扎就是三年，日日与农民“三同”，付出了很大辛苦。以致我第一个孩子出生，也没有顾上去看。 在这三年的最后一年，文艺界出了一桩大事，忽地打出个“丁、陈反党小集团”来，我的两个老师丁玲和陈企霞，一下子全成了“反党分子”。我是回京取薪金才听到这个消息的，脑海里像打个炸雷，怎么，他们都是老地下党员了，我穿开裆裤的时候他们就在革命，又都在圣地延安“浸泡”多年，从他们的文章看，又都是党的事业、党的威望的铁杆维护者，平时接触中，并没有听到过他们一句哪怕是很小的牢骚，怎么？怎么？ 我还没有“怎么”
5、清楚，单位通知去参加中宣部召开的党员大会，并指定我在会上发言。可我连丁、陈犯的是哪几条，还未听到正式传达呢。然而，言是必须发的。我也是十三岁人的党，那时已有十七年党龄，自幼听党的话听惯了，党向来没错儿，既然说他们反党，那必是反了。我是他们的“得意门生”，先肃“流毒”也是理所当然的。 中宣部的党员大会有几百人参加，当然是批判了、陈。印象至今深刻的是部长陆定一的讲话，他说，文艺界什么都“嘻嘻哈哈”，政治上吊儿郎当，不知道严肃。他的尖锐措词和疾言厉色，使我身上直冒冷汗，深愧自己的迟钝和麻木。在几个声讨之后，我被点名上台真抱歉，不是有意掩饰，我确乎记不起当时说些什么了，总之，是抓住“一本书主义”这个词
6、儿，没头没脑地骂了一顿了事。 故事有波澜起伏才好看，仅仅隔了一年，1956年，我结束下乡生活，回到北京，写关于合作化的长篇。人也由华北军区调到总政文化部创作室来了，和胡可、杜烽一同住在前门外西河沿大耳胡同15号。其时已有风传，说丁玲、陈企霞不服反党之说，正向中央告状。我这个人较孤僻，生活面很窄，不是党组织发的话，也不认真听，只伏案搞我的创作。是在夏季的某一天，侯金镜来我们小院串门儿。他原是老抗敌剧社的，任华北军区文化部副部长兼文艺科长，是我们的老上级，现正做张光年的副手文艺报副主编，消息自是灵通。我们又知道，侯金镜一向很敬业，有思想，作风严肃，从不信口开河的。果然，他坐下不久便说：现在有件事搞
7、“被动”了，中央已经批下来，要求“重审”“丁、陈反党集团”。作协党组整天在忙这件事，很紧张。随后，他又亮了两个观点：其一说，党内斗争是不宜使用压力的，因为后果常弄得很糟糕；其二，“还是时间解决问题”。 这段民间闲话，触发了我的一些思想活动：第一，丁、陈真的“告状”了，而且现在要“重审”；第二，党内斗争不宜使用压力，很对。可这句话听来新鲜别致，也许不是侯金镜的发明，会不会是更高层人物的话？由此想到自已经历过的“运动”，“三反”、“五反”、“肃反”等等，无不使用过压力，以致每次“运动”后期，都须特别挂个“复查”、“甄别”阶段，以便把打错的“洗”出来。一个人忽被打错，当然很痛苦。但痛苦而能洗清，究竟
8、比冤到底强得多。于是想，丁、陈果真被错打，岂非已有出头之日了吗？谁知这一想不要紧，从心理上又种下一桩祸根了。 二、自然陷坑干脆就把“丁、陈反党集团”定成铁案，别搞什么“重审”，其实倒是件大功德，至少可挽救相当一批人，也省了把很多人牵进来共演一台翻滚大戏。可是，故事的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推进展现的，这才使人眼花缘乱，生动有趣。 我隔在军队创作室的小小一隅，本与以丁、陈为中心的大舞台不相干的。尽管“重审”之风强劲，连周扬也承认1955年“斗争过火”了。可我们创作室没有谁对此热心，大耳胡同15号三个人，都在埋头于自己的作品：胡可正围着戎冠秀酝酿构思，杜烽在忙于为剧本英雄万岁煞尾，我呢，沉在农业合作化的
9、故事中大绞脑汁。搞创作的人经常挨的批评是“不问政治”，大家都不愿惹是生非。 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还是来敲门了。头一桩，联大同学李兴华（时任文艺学习的编辑）打来电话说，陈企霞被关一年多，新近放了出来，因扣发工资，家属无措，搞得十分狼狈，快下雪了，连件过冬的衣服都没有。你是联大同学中出过书的，能不能把稿费分一点出来，给老师解决件大衣？我想，恩师有难，同学高义，自己确有稿酬，给件大衣又扯不上是政治问题，干吗推呢？便问需要多少。答曰二三百吧。我让他派个人来，取走了三百元人民币。 刚进人小说，又来了其二，还是为钱。这回是联大女同学，在文学系时是我的学习小组长，为我一向崇敬的。她进门就说，陈
10、企霞苦死了，简直家翻宅乱，鬼哭狼嚎，已到了过完今日不知明日的光景，要我立即“周济”几百元。这次，我犯了一点嚼咕。我是个怪吝人物，对自己也很苛苦，刚出了三百元，怎的这么快就“苦死了”？而终竟使我担心的，还是怕“翻案不成”，被扯进什么“集团”里去。过去的“运动”已有过不少实例。于是便犹豫说：钱呢，可以给，但须向我的支部汇报一下，看看组织的态度，以便将来发生什么变化，大家说不清楚。 这个女同学一听就变脸了，很愤慨地责我“忘恩负义”，颇说了一些难听的话。我很尴尬，仿佛真的“忘恩”了。但她还是给我找了个台阶下，变通说：“这样吧，你把钱借给我，与陈企霞无关！我总没有反党吧？你也用不着去支部汇报了。” 巧的
11、是我刚刚得到一笔稿酬，四百元，还未及存入银行。她拉开抽屉，一把全抓走了，出门时还特别叮嘱我：“不要告诉任何人，陈企霞你是知道的，若知道钱是同学给的，他会退回来。”我向来做人可靠，点头保证。 这两笔钱，后来都判了“资敌”的罪名。什么是“资敌”？现在的年轻人已很生疏了。当年在抗日根据地里，谁若把根据地出产的棉花、粮食等贵重物资弄到敌区去卖，一旦抓获，往往判为奸商，要枪毙的，罪名便是“资敌”。 真正决定我命运的是1956年年底。创作室文书夏信荣亲自登门，送给我一个大信封。信封卜盖着十分显眼的“绝密”大红戳，背后粘着三联单式收条，收条号码是“1266”，打的日期是“1956年12月正日”，小夏让我在三
12、联单上签字，然后撕下两条，留下一条，走了。 我回到屋中，小心地打开信封，里面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寄给我的信，字迹很清秀，像是女同志所写。信末盖有“中国作家协会代”字章，还附着打印好的文件，都是丁玲写的：一、我的检讨；二、给中宣部党委的信重大事实的辩正；三、辩止材料的补充。总计约有三万字。 我必须把党组这封信抄在下面，虽说破坏了讲故事的风格，为真确计，也顾不得了。徐光耀同志： 去年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所揭发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的问题及事实，经中宣部党委指示，目前正进行调查对证。关于丁玲同志的历史问题，现已审查清楚，除她过去所交代的问题外，没有发现新的问题。现有几个有关丁玲同志的问题，
13、请你协助提供材料，问题如下： （一）有人说，过去文研所学员中曾流传着文研所是丁玲创办的说法，对这一问题，你是否能提供出具体情况，如系何人说，何人传，你和其他学员对这结果是如何理解的？说文研所是丁玲创办的，这是否就是说在学员心目中，只知有丁玲，不知有党？据你了解，丁玲在学员中的影响如何？你和其他学员当时对她的看法怎样？ （二）有人说丁玲散布过“一本书主义”、提倡骄傲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你是否听到过？你和你所熟悉的学员和其他同志是否受过这种思想的影响？你对此问题的看法如何？又，丁玲曾在某个会上提出你的平原烈火比日日夜夜只低一点，她是在哪个会上谈的，什么情况下怎么说的？她是否在鼓励你的骄傲情绪
14、？对你有何影响？此外，有人说，丁玲从苏联回来后曾对你说人要写出一个作品来才行，她的意思是否向你宣传“一本书主义”？她当时怎样谈的？你当时的理解和现在的看法如何？ （三）有人说，丁玲在文研所宣传和培养个人崇拜，张凤珠也在学员中散布了一些助长个人崇拜及有碍团结的言论，你是否知道这些情况？请提供详细材料。 （四）有人说，文研所在丁玲的把持下，不要党的领导，党和革命的空气进不去，你是否也有此感觉，能否提供具体事实？你的看法怎样？ （五）中宣部讨论停办文研所时，据你所知文研所派了哪两个学员列席了中宣部的会议？由谁派的？如何布置的？关于这一问题，在当时学员中有些什么反响？你是否听丁玲同志在学员中散布过不满
15、中宣部的言论？ （四）据你了解，丁玲在学员中的影响如何？丁玲曾给你一些什么不好的影响？你对丁、陈反党小集团这一问题的看法如何？ 附上丁玲同志的辩正材料及检讨各一份，请你看后提出具体意见或看法。 上述问题，务请于12月7日前以书面材料交给我们为感。 作协党组（盖章） 11月30日 看完信，首先涌上头脑的有三条：一、作协党组以“绝密”方式向一个党员调查材料，说明事关重大，未可等闲对待；二、信上屡称“丁玲同志”且说历史问题没新发现，看来“反党”定性或许有变；三、问题提得十分具体，说明“查对”得认真而且仔细，很像要实事求是。于是心上欢喜，以为老八路作风又回来了，党毕竟伟大、英明、正确啊！ 从信中的问题
16、反观，丁玲之被打成“反党小集团”，罪行大体是这些：把持文研所，不要党的领导，学员只知有丁玲，不知有党；宣传“一本书主义”，提倡骄傲；散布对中宣部不满的言论，等等。问题都与文研所紧密相关，是否还有其他，可就不知道了。这是谁“发现”和“揭发”了这些罪状的呢？我怎么就不觉得？咳，管他！还是写回信要紧。 由于来信严肃认真，我也给自己定个规矩：一定要用党性顶住心上的欢喜，只当丁玲仍是反党小集团头目，所述事实，必须客观公正，不偏不倚，严防把偏私情绪带进去。决心既下，立马停了长篇，查日记，翻笔记，忆交往，对事实，两天准备，一天起草，快速把复信写成。自己读了两遍，犹恐不够完备，便悄悄拿给住在北屋的党小组长胡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