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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弗罗姆的健康人格观弗罗姆被称为新精神分析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逃避自由是弗罗姆的代表著作之一，该书基本上反映了他的人格思想。他在逃避自由（1941）一书中提出，古代社会安全而不自由，现代社会自由而不安全，所以现代社会的人要逃避自由。以寻求更为安全的生存社会。在弗罗姆看来，如果我们不了解一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就不能理解相应的心理现象，和这个民族的人格结构特征。“自我”是现代社会的思想观念，它倡导个体的独立自由，以至使人们不在那么安分守己了。但人们并没有从赖以生存的、习惯化了的稳定的不变的社会意识或心理中解脱出来，“多元”的或快速的社会变化使他们在心理上渴望自由，但这种渴望又不能与行动一致起来，或
2、不能得到将其外化的手段或方法。这种自由的内容还没有得到强有力的文化指导。既是说，人们的心理深层结构和愿望之间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使得人们在现阶段不得不逃避自由。正是由于人们原有的可依赖的心理文化没有了，或这种文化的整体受到了破坏，导致了文化对人的自我实现的潜能的破坏，由此需要重构新的社会文化，并形成一种新的文化人格观。当人们的心理处在“稳定”和“变化”的转型时期里，也是人们对痛苦的选择时期和人格的重塑时期。一般来说，不平等时人可以相安无事，社会文化给每个人规定了角色或等级，人们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习惯于这种社会流程。因为这是社会封闭与政治经济地位带来的结果，使人们在心理上求得稳定、安全。当社会文
3、化发生了变革之时，人们的心理也就不那么心安理得了。这样一来，人们必须要在痛苦的情感体验中做出抉择，同时又必须在抉择中体验着痛苦。此时，“自我”开始从束缚中解脱、人格被抽象出来，人有了尊严，“自尊”便被视为至高无上。当自我与权利和财产相统一的时候，西方式的“自我”文化观便形成了，人们便开始了新的社会文化创造。这种文化的创造包含有两种进程的有机结合：一是个体独立和自由的增加进程；另一是个体的孤独和不安的增加进程。弗罗姆将其称为“自发性”（spontaneity），后改为“原创性”（productiveness），其含义是，积极地表现人的情感的和理性的潜能。通过这种活动，个人既能保持自我的独立和完整
4、性，又能与世界和他人融为一体。表现在活动中，具有爱和创造性的工作。这便是一种健康的文化人格价值取向。弗罗姆在分析解释纳粹德国统治时期所出现的“法西斯现象”时，指出，传统文化成长下的人是安全的或稳定的心理结构，这种稳定性是来自一个人所生存的团体，个人的社会角色是从属于该团体的、是事先被长期形成的文化所规定好的、是不独立的。因此生活在这种社会文化下的人们很少有“非分之想”。此外，还因为文化价值的“一元化”取向，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行为是“伦理的”，而非“经济的”，没有或很少有“利益”之困惑。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除了有上述的文化因素之外，支持其长期不变的稳定社会形态的另一个根本性的因素是，宗法制。即
5、使是出现了社会动荡也只是“朝代”更迭，其稳定的社会结构是不会发生改变的。但是，到了近代社会，随着社会文化的变化，由于“政治”利益以及经济形式的变化，稳定的传统社会形态也就发生了变化，个体的社会角色从一元到二元、甚至多元。“自我”的利益人格成为社会文化发展的主体，“利益”或经济行为成为“个人存在”的根本纽带；“文化价值取向”在以“近代科学技术文化”为先锋的影响下，“功利主义”成为新的社会文化人格形成的主要因素，衡量一个人的地位或价值的是所拥有的“财产”多少，而不再是传统文化下的“道德”或“宗教”。一个人一旦失去了财产，他也就失去了自我，失去了自我，也就等于失去了自由与自尊，生命也就显得没有价值了
6、。用这种文化人格观来解释成长中的青少年的人格形成，成长性的动机更多是为了寻求“自由”，但是在争取“自由”之前，缺乏必要的前“自由”储备，当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时就很可能因原有“心理依赖”（或社会文化遗传）或“成长环境”的惯性作用，而与新的环境无法在短时期内“共存”或“认同”，人所具有的自主性、创造性将被“不安、孤独”等不良情绪所破坏。因此，成长中的青少年必须要面对两方面的考验：一方面随着他们在身体和精神上日益强大，已经感觉到自我力量的不断增长；另一方面，他们日益感到自己和他人的分离，自己在社会中显得是那么的渺小。如果这种增长被孤独与无助的情感所笼罩，不能够及时有效地面对成人化的社会文化，那么个体的社会化将是对自由渴望中的逃避。弗罗姆对此的解释是，“当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日常生活不能满足人与世界、与他人建立和谐关系以克服孤独感的愿望时，人就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之中。”这是因为，“一方面，个人的独立和自由日益增多；另一方面，个人的孤独和不安全感也日益增强。”其发展的结果，为了满足自我的生存需要、拓展发展空间，人就有可能寻求不健康的满足自我的成长方式：（1）主动逃避，不能自主或自救，放弃个人的自我；（2）建立一种依赖或延续心理依赖，不主动发展社会化；（3）建立一种脆弱式的“自我”，以求得暂时的安全感。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