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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民营养与体质状况总结报告营养是维持生命与健康的物质基础。从胚胎发育开始直至衰老死亡的全部生命过程中，营养自始至终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决定人体素质和健康的重要因素。合理营养是使人们的社会、智力和身体潜力得以充分发挥的先决条件。营养不仅可影响固有遗传的表型，即基因的表达，同时还可以影响遗传物质，改变遗传性状。营养不良的危害是巨大的，在发展中国家，5岁以下儿童死亡中55%与营养不良有关，在非洲、南亚等不发达国家，这个比例更高。与营养良好儿童相比，营养不良儿童更有可能死于儿童常见病。充足营养也是优生优育的必要条件，孕妇营养不良可以引起新生儿营养不良、智力低下、出生体重过低，进而导致新生儿死亡增加；还
2、可以引起出生缺陷（如孕期叶酸缺乏可引起新生儿神经管畸形）、孕产妇贫血、死亡。营养良好就能减少怀孕和育儿期间面临的危险，改善居民营养状况，提高劳动生产能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营养与体质状况也是反映一个国家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一个国家人们的身体素质对社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国民营养状况不仅是国家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也是影响和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营养状况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物质基础和动力之一，食物营养直接影响社会人力资源的发展。营养与经济的发展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营养状况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潜在的，但却是巨大的。例如，英国和西欧将近200年来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的一半归功于营养和体质的
3、改善，北欧工业革命极盛时期的长期经济增长有一半以上归功于其体格发育的增长。相反，营养状况不好，将直接阻碍经济的发展，粗略估计几个亚洲国家由于营养不良造成劳动生产力损失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3，菲律宾等国研究指出，身高越矮，劳动生产力越低，成年人身高每少1，农业收入就减少1.4%。 同样的道理，经济的发展也能促进营养与体质状况的改善。我国是目前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过去20年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年均增长率在8以上，是世界近代史上最高的。居民的人均收入达到了20年前的20倍，贫困人口的比例由1978年的20以上降到了1999年的5以下(见图1)，人均收入不足每天1美元的比例也由80降到了1
4、2。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文化、教育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膳食营养与体质状况也随之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提高居民的营养水平作为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部分，已受到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江泽民、朱镕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要重视营养工作，改善全民营养状况。朱镕基总理在199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逐步改善国民营养水平和健康素质，李岚清副总理1999年专门召开了“关于幼儿教育和青少年营养健康问题”的会议，指出科技部要支持我国的营养改善工作，国务委员吴仪在2000年召开的省、部长级会议上再次强调要重点解决儿童微量元素缺乏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我们开展了这个项目的研究，目的在于了解我国居民的营
5、养与体质状况，发现现存的主要问题，提出相应的改善措施和建议。现将研究结果报告如下。1资料来源与方法11 膳食资料：来源有三： 国家统计局：统计局从1952年开始就在全国范围内按城乡、经济水平分层确定了一个抽样框架，调查了解居民的经济、文化教育、饮食、消费、各行业发展等情况。该框架类似队列研究，但抽样点中每年约有20的住户会轮换。本文对统计局19522000年的膳食资料进行了长期趋势的分析。 全国营养调查 (China National Nutrition Survey, CNNS)：到目前为止，我国分别于1959、1982和1992年进行了三次全国营养调查，但1959年的资料没有计算机数据，因
6、此我们只采用了第二和第三次全国营养调查的数据。这两次调查都采用了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1982年共调查178个点，每点约1500人，参加膳食调查的总人数为238，134人，膳食调查方法为连续5日称重法；1992年共调查约960个点，每点30户，总调查人数为100，201，膳食调查方法为称重法和连续3日24小时回顾法。 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 (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 CHNS)：这是一个队列研究，目的在了解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对我国居民健康、饮食行为、体力活动等的影响。1989年开始在我国辽宁、山东、江苏、河南、湖北、湖南、广西、贵州8省采用多阶段分层随
7、机整群抽样共调查190个社区，3800户约16，000人。该项目分别于1991、1993、1997（黑龙江省加入）和2000年进行了随访。膳食调查方法为称重法和连续3日24小时回顾法。12 体力活动资料 主要来自CHNS。我们对居民进行了详细的体力活动情况调查，内容包括职业、工作性质和时间、劳动强度、各种体育锻炼的强度及时间、家务劳动等，分析时将体力活动分为轻、中、重三级。此外，在1997年我们利用热能计 (Caltrac) 记录了610岁儿童的全天能量消耗，包括总能量消耗和运动能量消耗，并于2000年对这些儿童的体力活动进行了追踪。我们还利用电视机的拥有率间接反映体力活动的变化情况。我们假设
8、看电视时间越长，体力活动的时间就会越少。13 体格测量资料 CHNS和CNNS都对身高、体重等进行了准确、细致的测量，测量方法详见文献。我们采用WHO的标准定义营养不良（BMI=25）。我们没有将肥胖（BMI=30）单列出来，主要是因为BMI=30的比例很低（1992年时仅为1.5），同时WHO西太平洋地区建议在亚洲国家采用BMI=25定义肥胖。14 病因及死亡率资料 来自卫生部居民病伤与死亡原因年度报告。卫生部每年都对居民的病因、死亡等进行统计分析，疾病按WHO第9版国际病伤与死亡原因分类（ICD9）方法分类。我们采用了19742000年的病伤死因资料。2结果21 膳食消费状况 随着经济的发
9、展、食物供应政策的改变、食品加工工艺的进步等，我国居民的膳食消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膳食消费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膳食包括很多内容，我们仅对膳食的主要部分进行了分析。211 谷类 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大国，80的人口在农村，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农产品。然而过去50年里这种情况在悄悄地发生改变，每次改变都带有历史的痕迹。 从长期来看，谷类摄入量的变化大概可以分为五个阶段（见图2）。第一阶段在建国到1957年，属于低水平快速增长期。经过长期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饥荒盛行，死亡率很高，期望寿命很短，新中国在一片废墟上站立起来了。但人们从政府里看到了希望，农民有田种，
10、工人有工作，经济蒸蒸日上，粮食消费量呈上升趋势。但由于传统耕作模式的落后和土地资源的贫乏，粮食产量仍然有限，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的需要，因此消费量的增长很有限。 第二阶段在1957到1962年，属急剧下降期。由于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以及和前苏联的决裂，经济有很大幅度的衰退，粮食产量和消费量大幅下降，1962年谷类的消费量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年人均仅165kg。 第三阶段在1962到1979年，处于缓慢增长期。经济开始复苏并缓慢增长，粮食产量及消费量稳步增长，消费量从每年165kg增加到每年195kg，17年间仅增长了30kg，平均每年增加仅1.8kg。 第四阶段在1979到1985年，高水平快速增长期
11、。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经济飞速发展，年经济增长率在10以上。食物产量大幅度增加，加上政府开始从美国和其他国家进口粮食，粮食的消费量增加很快，6年间增加了60kg，平均每年增加10kg（每天27.4克）。 第五阶段在1985年以后。尽管粮食产量继续增加，但消费量不再增加，而呈下降趋势。此时粮食供应极大地丰富，完全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但消费观念开始变化，由过去的争取吃饱向尽量吃好转变，不在局限在多吃主食上，膳食模式开始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由于文化、经济、交通等存在巨大的城乡差别，粮食的消费有也有很大差别。城市的消费量在1979年前呈缓慢的下降趋势，以后逐渐加快。1999年城市居民的消费量仅为84
12、.9kg，是1979年的一半，仅为同期农村居民消费量的1/3。 近期来看，CNNS和CHNS的数据都显示谷类的摄入量在下降。从1989到1997年，人均下降127克/天（城市67克，农村161克），低收入组下降最多，196克/天，中高收入组分别为85和86克/天。谷类的摄入量仍然是随收入的增加而下降。低、中、高收入组的摄入量分别为615、556和510克/天（见表1）。 摄入量的下降主要是粗粮摄入量的下降。CHNS数据显示细粮下降了38克，粗粮下降了89克；CNNS数据中，细粮摄入量没有变化，但粗粮下降了59克。212 蔬菜和水果 城市的摄入量略高于农村，1997年前一直处于下降趋势，以后有所
13、上升；农村的摄入量1995年时开始上升，比城市早2年。摄入量在1992年有一个突降，从129kg下降到107kg，以后维持在这个水平（见图2）。 近期资料也表明，蔬菜的摄入量在下降，但水果的摄入量在增加，1997年的摄入量是1989年的2.5倍。摄入量的减少也主要在低收入组，1997年比1989年少80克/天，中高收入组的摄入量下降不是太明显（见表1）。213 动物性食品 过去50年里动物性食品的摄入量增加了3倍，1992年增加到38kg，城市1999年增加到65.3kg。1979年前增加幅度不大，以后增加速度明显提高。从1952年到1979年间仅增加5.6kg（平均每年仅增加0.2kg），而
14、1979到1992年增加了21kg，平均每年增加1.6kg，其中肉类从8.4kg增加到20.3kg，禽类由0.6kg增加到2.3kg，鱼类由3.2kg增加到7.3kg，蛋类由2.0kg增加到7.8kg。动物性食品的主要来源仍然是猪肉类及其制品，但所占比例农村已由76下降到58，城市由57下降到44。其他来源的动物性食品所占份额仍然较低，例如，鱼类农村由11增加到16，城市22没变，禽类农村由3增加到10，城市由6增加到12。（见图3） 近期来看，城市的摄入量比农村高（178.2g vs. 116.7 g），增加也快（46.7g vs. 36.8g）。动物性食品的摄入量和增加量与收入呈正相关。1
15、997年低收入组的摄入量是77.6g，比1989年增加了18.6g，而中等收入组分别为123.2g和19.6g，高收入组分别为191.7g和64.8g。高收入组的摄入量和增加量将近低收入组的3倍（见表1）。22 能量及营养素 能量的变化趋势与谷类的相似。1985年前逐渐增加，以后呈下降趋势。1952、1982和1992年的摄入量分别为2270千卡（9.50 MJ）、2440千卡（10.21MJ）和2328千卡（9.74MJ）。蛋白质的摄入量基本没变，但动物性蛋白质增加较多。1952年动物性蛋白质仅占3.1，1992年增加到18.9。脂肪的摄入量增加了一倍（28.3g vs. 58.3g）。能量的来源有很大的变化，蛋白质提供的能量所占比例变化不大，但来自脂肪的能量增加了一倍（11 vs. 22），来自碳水化合物的能量从77降到66，动物性食品提供的能量从4.9增加到9.3（见图4）。CHNS的数据显示，来自碳水化合物的能量已降到60（城市为53），来自脂肪的能量却由19.3增加到27.3。从膳食脂肪的变化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一个从低脂肪膳食向高脂肪膳食转变的趋势。8年间高脂肪膳食的比例增加了2.5倍（14.7 vs. 38.5），60的城市居民来自脂肪的能量超过了30，而脂肪供能低于10的比例迅速减少（见表2、表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