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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沁县特产：黄芪古称黄耆，为补气诸药之最，是以有耆之称。明代名医李时珍称它为“补药之长”。 论质量，产于山西省的品质较好，称为绵黄芪。最著名的莫过山西沁州 (今为沁县)所产，特称之为绵芪。黄芪的药用部位为干燥根，多为秋季采挖，除净泥土，切去根头部及支根，晒干后，分别打捆即成。 研究表明，山西产的黄芪中人体必需的钡、钴、锶、铬、锰、锌等多种元素，均高于其它产品，对人体有害元素铍、铅较低，显示山西黄芪质较优。 黄芪的功效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补脾健胃、补肺益气、固表止汗、益气固表、补气消肿、补气养血、补气通络、补气升提、托毒排脓生肌等。 沁州檀山皇小米产于山西沁县檀山村，原名“檀山爬坡糙谷米”。清朝
2、年间，沁州人吴王典在朝庭做“阁老”官，他将家乡的“糙谷米”带到皇宫奉献康熙皇帝时，把“糙谷米”改叫“沁州黄”。由此，檀山就成为历代贡品“沁州黄”小米品种栽培和传播的发源地。 传说，很久以前，沁州大地发生了大旱，土地干裂，草木枯黄。唯有檀山寺院附近几株谷子没有被旱死，并且抽穗开花，结了种子。秋天，老和尚把这几株谷穗采回去，保存起来。第二年春天，又把这几个谷穗播种在附近的田里。经过多年的精心培育，不断繁殖，终于选育成一种品质优、抗旱性强、病虫害少、生长期适中的优良谷子品种。当时起名“爬坡糙”，用“爬坡糙”碾出来的小米叫“糙谷米”。现在的沁县檀山村，松柏隐掩，古树参天，满山绿装，是一座全年无霜期、自
3、然气候独特的风水宝地。由于地处太行山区，空气、土壤、环境对谷物生长非常适宜，正是檀山小米得以世代传播的天然保障。沁州檀山皇小米，外观粒粒圆润，金黄明亮，食用清香可口，营养丰富，是产妇、婴幼儿、中老年人的食补佳品。因檀山皇小米所含营养成份均高于一般产地的米质含量，并对各种炎症、高血压、高血脂等疾病具有一定的预防和抑制作用，雄称中国四大名米之一。 为了保护这一珍贵特产，提高农民收入，把名品打入国际市场，山西沁州檀山皇小米发展有限公司按国家有关政策购买了檀山村部分耕地作示范基地，并与村民长期合作种植。沁州檀山皇牌小米是一种纯天然食品，现正在申报参加国家绿色食品组织。该公司在加工工艺上一改过去落后的小
4、米加工方法，采取先将谷穗切下，集中运到加工厂，用现代化新一代技术的脱粒机脱粒，使谷子与打谷场上的土沙石、杂质彻底分离，保证了谷子第一道工艺的卫生、干净、无杂质，然后经过筛选、碾米、精选、包装等十几道工艺，并检验合格后装箱出厂、上市，是免淘洗的绿色食品。 檀山皇小米多次在国际、国内获得金奖，1998年11月在澳门举办的“首届世界农业成果博览会”上一举夺魁，再获金奖，成为消费者非常喜欢的米中精品。沁县干馍沁县小吃三件宝，擦面、干馍、黄枣糕。三件小吃是当地百姓喜爱吃的传统食品，早在清朝顺治年间就闻名于沁州、潞州、泽州等地.“干馍”是三件宝中的佼佼者，无论馈赠亲友，还是长途跋涉，皆带此馍以备充饥。相传
5、，清康熙三十五年，当朝官居一品的刑部尚书吴典的母亲进京看望他，亲自做了许多干馍送给吴典吃，吴阁老见老母带来家乡小吃，如获至宝，为敬奉康熙帝，便将干馍送到故宫让陛下、皇后、嫔妃品尝，食后个个翘指称赞。1.原料配备面粉5000克，碱面250克，食用油50克，食盐100克，花椒面25克。2.制作方法2.1先将4500克面粉放入盆内，兑入清水（夏凉、秋温、冬春热)1750克，碱面用开水溶化倒入面盆内，揉和成水面团后，再把500克干面粉掺入水面团里，撕扎光滑饧之。2.2把食用油、食盐、花椒面放入一个小盆内搅拌均匀即成调味品。2.3将饧好的水面团分成块，先取一块揉成长条，揪十个面剂做一炉。方法是，取一个剂
6、子摁扁，揪一个面秋蘸上调味馅，包入面饼里，用擀杖擀成圆饼形，放入鏊上（鏊上不抹油）两面烙成淡黄色后，再放到铛里烤热取出即成。3.特点色泽微黄，外脆里香-文摘自上党名吃一书作者贾保义（山西烹饪协会副秘书长长治市名吃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山西民间宴客习俗 ：山西民间“富人情，讲谦让，尚礼貌待人”（饮食习俗），视宴客桌位与餐位的安排为待客之礼的重要体现。过去民间待客，席位安排相当重要，无论圆方，均以正向位为首位，然后左为上，右为下，依次排座。这种和谐之礼，还表现在对餐具与菜品的陈列有规。如台布铺放平整，下垂忌拖地面，距离相等，中缝要直，正对正副主人位。菜品上桌陈列之讲究，是山西人尊古礼的传承。山西民间
7、有鱼头朝首席或客人，又有“头三尾四”饮酒之俗。民间还有摆席与流水席之分。摆席即一次性将宴席菜肴摆好，比较讲排场的晋商红白喜事待客，或吃“官席”，碟盘摆放颇为讲究，每桌菜品摆成吉祥字形，要符合坐席者的身份。流水席是一道菜接一道菜地上，其礼体现在上菜顺序上，山西民间大多是先上冷菜，然后大件（大菜）、领行件（一般菜）依次上桌（过去民间多是第一道大件为鸡，最后一道大件为鱼，取意吉祥有余，最后一道行件为甜菜，取意甜在后头），最后是饭食。上菜时，要用右手握持，托捧于左手之上。吃菜时，要先首席，后其他，“若有尝羞者，则俟君之食，然后食，饭饮而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尝之，然后唯所欲，凡尝远食，必须近食”
8、（礼记玉藻），这种官食之礼于民间沿袭传承，如“长者举，未酹，少者不敢饮”等先奉尊长者动杯筷之礼。此外在用餐过程中诸如“凡尝远食，必须近食”之规，现虽简化，但其中一些仍为民间所讲究，被看做基本的宴客礼仪。长治之特色节日 “二十三灶王爷上天，二十四扫房土，二十五糊窗户，二十六炖大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白面发，二十九贴倒福，三十家家欢乐吃扁食。年前的日子，虽腰酸背痛，却有所期待期待穿新衣、吃饺子、放炮、赚压岁钱；初二去姥姥家拜年，吃姥爷的拿手菜红烧肉。那是一段多么快乐的日子啊！从上党岁时节令及婚丧育子习俗的叙述我们不难看出来，在这些习俗当中蕴含着大量文化精神的信息。择其要者而言有如下三点：第一，保
9、种留根生命的第一要义保种留根观念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家族制度为基础的长期宗法制社会模式的潜在影响。家族是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的特有产物，它的产生与人们的婚姻关系以及生产力发展等都有密切的联系。由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组成的最小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共同体就是家庭，而几个或更多的同姓家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在一起便形成了家族。家族制度在某种意义上深刻地体现着人们的人生观、道德观、伦理观和价值观。当人们试图把生命或灵魂通过物质形式表现出来时，只有儿子和财产才能够承担起这个任务。在上党地区，广泛流传着这样一个小故事：曾经在历史上显赫无比的一个家族的一位长者有一次被人问到他的家族为什么那样兴旺发达，他顺手写下了
10、一个“1”字，然后又在“1”后面写下了一串“0”。来人不解，他解释说：1代表的是人，0代表人所创造的一切财富与功业。关键自然是要有人，否则0哪怕再多，组合在一起也还是0。这个传说故事，就十分恰切地道出了“人”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而中国自古以来长期以男尊女卑为评价人的标准，长者口中的人自然也只能指男丁了。因此，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以儿孙满堂为人生的最大满足和最高荣耀。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儿孙已经不仅是物体或是普通意义上的个体的人，而且成了以血缘联系使自己的生命、灵魂永存的载体；而财产与功名，则是人们自己消费了生命与灵魂的形象的转化物了。人们认为，只有把这些物质化的东西联结在一起，才能保证自我生命和灵魂
11、的永存。说到底，这便是人民群众心目中根深蒂固的保种留根观念的由来。保种留根观念的根本点首先在于留根（上党之地俗称“留后”），其次才为保种。上党在清末和民国年间，每逢元宵节就有登百子桥的习俗，所谓百子桥实际不是桥，倒像个戏台。从庙里把子孙圣母、送子观音、送生爷爷、送生奶奶等的偶像都抬到台上，像前摆设贡桌香案，桌上摆着许多男女泥娃娃，是专给求子的妇女准备的。因此把这种场面叫作“百子桥”。一般无子女的妇女，往往是跟婆家或娘家的长辈妇女相跟上百子桥，在子孙圣母位前上供、烧香、磕头、默祷、布施，随后就到无灯的后台偷摸一个泥娃娃装在肚兜，回家后才分辨男女，之后就藏起来，直到怀胎生子。第二年再到百子桥去还愿
12、，带送泥娃娃。如无结果就再二再三地去祈求，直到愿望实现。其实，在许多古代文献典籍中，这种保种留根观念也有不少形象化的记载。如诗经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就叙述了简狄吞凤子（凤卵）而生下商的始祖契的故事。简狄吞了玄鸟蛋而生契，因而被民间尊为生殖之神，这种尊崇心理一直延续至今。玄鸟带来了阴阳男女的交合和春日生命的繁荣，当然值得无限尊崇。直至今天，上党民间还有不少人把男性生殖器俗称为“雀”和“鸟”，可见其影响深远。乞子得根以后自然要设法保住这个根。于是在上党地区，便有了许多为保种而设的禁忌和民俗仪式。人们一结婚，就寄希望于得子，“尚巫信觋”，迷信“圣母”，祈愿早日“得喜”，这“喜”自然是儿子。孩子
13、出生后，对产妇有诸多禁忌，以免“冲犯”。幼儿少年的礼仪很多，周岁以内有3天、12天、满月、39天和百天五次；从周岁起逐年做生日，一直到15岁圆羊开锁为止。圆羊仪式特别隆重而且讲究，圆过羊的孩子至此就意味着长大成人了。二月二是龙抬头之日，龙为至刚至阳之物，能克制一切邪祟，因而常被人们引为祛病避灾异之物。而蛇蝎毒虫则是威胁人们尤其是儿童生命安全的东西。因而，每逢二月二，上党北部一带至今仍流行吃野菜饺子的习俗，据说是要把“五毒”包进去吃掉；还有的地区，在这一天要拍瓦敬龙神，意谓通过拍瓦可以把龙的元阳精髓呼唤出来，克制毒虫，使它们失去爪牙，无害于人，这样，保种留根的意愿就可能实现。清明节是传统祭祀节日
14、，上党民间家家门上插柳象征欣欣向荣。同时，儿童争相编柳圈戴在头上或套在脖子上，或者用柳枝做成柳笛吹。这一方面是借柳树象征人的生命力旺盛柔韧不避艰苦环境随处可以生长，另一方面也包含着希望儿童像柳树一样健康无灾之义，因为传说中柳枝可避禳灾祸与疾病。民间传说清明日戴柳与否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健康以至生死与否，有“清明不戴柳，红颜变皓首；清明不戴柳，穷得像漏斗；清明不戴柳，死了变个大黄狗”的说法。端午节一般认为是为纪念自投汨罗而死的屈原而设的节日，但在上党地区，也带上了浓郁的保种观念的色彩。这一天，家家门上插艾草和柳条，男孩、女孩带香囊（用彩布做成核桃大小的荷包，内装麝香、蒿本等），俗言“续命包”。旦起，
15、以雄黄涂小儿手足、七窍，曰“避虫毒”，还有“取虾蟆置墨腹中阴干，抹涂疗肿毒”。更有“捕兔取兔脑和药，曰兔脑丸，善催生”等。所有这一切无不是为了一个潜在的目的保种。此外如除夕和元日后长者给幼儿压岁钱，祭灶时以祭灶糖杂入柿饼留为来年医治小儿误吞麦芒及口疮、痢疾等症之用的风俗，也是民间保种留根观念的反映。第二，庄稼丰收永远的渴望中国是一个历史十分悠久的农业古国，而上党地区所在的黄土高原又是中国农耕文化最早起源的地区之一。因而可以说，广大的乡村农民是上党乡村社会赖以维系与发展的主体。而与农民日常生活联系最为切近的，则是人与土地的关系问题。民以食为天，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最终要归结于土地能生产粮食这一根本之点上。早在两千年前我们的文化先贤就曾经说过：“食色，性也。”而在这两者之中，食显然比色更为基本。在长期的中国农业社会历史之中，贫穷和愚昧有如两只极端残忍的魔手，不断地、多方面地贬低着人、压抑着人、扭曲着人。有时甚至使人的生存状态只剩下了最本原的两点：食和性。更有个别时期，竟然只剩了一点，即食，因为极度的饥饿使人们连起码的性能力也丧失了。因而，对于歉收的恐惧便往往对于丰收的渴望的形式在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中表现出来。这是一种内在的，与人的灵魂紧密相联的生存恐惧。这种恐惧与中国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