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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文化史,第三讲 中华文化根植的经济土壤,古代中国有农耕与游牧两大经济类型，农耕占据优势，是主要经济基础。以土地所有制为尺度，中国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态经历三个阶段： 殷商西周的土地国有及公社所有阶段，三代井田阶段； 东周井田瓦解至唐中叶均田瓦解阶段，土地私有制确立，国家对土地所有权保留种种干预； 唐中叶均田瓦解到鸦片战争，土地私有进一步深入，国家对土地私有权干预减弱。 后两阶段可归一个大段落，即土地私有阶段。,一、农耕自然经济 是古代社会经济的主体,2.农耕自然经济体制下的多元化经济充分 中国农耕经济并不仅仅是以农业生产为界限，而是包含着手工业、商业等多方面的经济充分。 中国农耕经济的发展
2、，始终保持着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经济成分。,3.内敛型的海洋贸易 中国海洋贸易不是向外扩展的外向型经济，而是一种内敛型的经济，是作为农耕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二、中国传统自然经济 的发展阶段和形态,（一）殷商、西周：土地国有及公社私有，集体劳作的自然经济阶段 一是土地国有（官有，王有）。由天子分封给贵族，形成领主所有制。在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普遍存在。 二是土地不得自由买卖和私向授受。 三是农业生产以集体劳动为主。,井田领主制经济基础上文化，特点是： 一，在殷商是神权至上，迷信；周人逐渐淡化了迷信，发展了天命观念和德治主义，以敬天、孝祖、敬德、保民等一套思想体系为领主制农业经济的合理性做理
3、论论证，并提供伦理道德上的依据和感召力。这些思想后来被汲入儒学，成为几千年来中华农业文化的精神支柱。 二，学术只限于王室和贵族圈子，学在官府，礼之专及，巫史文化。它以主体性被抹杀，个人及学派的创造性思维无存身之地为显著特征。,（二）东周、秦汉至明清：土地私有、个体劳作的自然经济阶段,第一，土地国有、私有并存，而私有渐居主导。 土地私有化的倾向，尤其是地主占有倾向，渐成主潮。追逐私人田产，以获得富足、安定的生活保障，成为人们争相求索的目标。 这种田产崇拜，秦汉以来，使土地成为社会各阶层争相获取、且有可能获得的最重要的私有财产。 把握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是理解秦汉以来以至明清种种社会矛盾和繁杂的社会
4、心理的关键。,第二，土地可以自由买卖。 土地自由买卖给秦汉以降的中国社会带来一个严重后果，即是殷周时代的贵族等级制度渐趋淡化，社会等级结构松弛无序。 首先，在经济上的“人之贫富不定之去来无常”相呼应，政治上的买卖爵位也常见。 其次，官僚选取，趋向于摆脱等级身份，如隋唐后的科举制度，无特权身份的读书人也可进入官僚行列，拓宽了统治基础。 这是中国帝国文化走在世界前列的原因之一。,第三，单门独户经营、男耕女织小农业占主导地位 自秦汉以降，中国社会基础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与此相辅相成的地主自耕农土地占有制，以及地方小市场在城乡的普遍存在，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形成中国前资本主
5、义经济从生产、流通到分配的完整结构。 这种经济结构形成完备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系统，拥有自发的调节能力，从而具有廉价性，对商品经济有着强劲的抵御力，因而显得十分坚韧、稳固。,这种经济结构一再诱导社会财富投向土地，而不是转向商业资本，甚至商业资本也情不自禁地趋向投入土地。 土地拥有者，着力点也不是追加投资，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是扩大地产，并通过培养子弟沿着科举之途，从庶民地主变成官僚地主，这便是中国人 “耕读传家”的真实意义。 这一切经济的及社会心理的原因的综合，使得中国在十六世纪，一直未能进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并与自然经济在中国特别难以解体，互为因果。,（三）商品经济的波浪式前进,中国古代商品经
6、济发达较早，它是为了补充农耕经济的不足和满足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因此，这种商品经济缺乏独立发展的性格；特别是历朝“重农抑商”政策更加强了商品经济的依附性，从而使它的发展随着专制社会的变迁呈现出波浪式前进的态势。 当农耕经济繁荣，政治较为清平时，商品经济也随着繁荣；而当农耕经济走入低谷，政治腐败混乱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受到严重的破坏。 商品经济对农耕经济的依附性格，又促使工商业者的普遍归宿，是最终回到经营土地的老路上，促使地主、商人和官僚的三位一体的结合，这种性格，大大削弱了商品经济对于自然农耕经济的腐蚀瓦解作用。,三、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 特点及其对文化发展的影响,从根本上讲
7、，中国农耕社会的多元化结构造成了中国社会经济的既早熟又不成熟的特点，制约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顺利产生。,农耕经济的持续性与中国文化的延续力。 农耕经济的多元结构与中国文化的包容性。 农耕经济的早熟与中国文化的凝重性。,（一）城乡经济的同一性，城市对乡村的经济依赖 古代中国的城乡关系，政治上城市是宗主，乡村是附庸；经济上，乡村是财富的来源地，城市是财富的消耗地。从国家机制看，城市凌驾于乡村之上；但从经济看，城市并未能获得独立运行的生命机制，不过是农业的附属物，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成为乡村和城市共同赖以存身的基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把传统中华文化的主体称作“农业文明”。,（二）生活资料生产与人口再生
8、产 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前资本主义社会，扩大社会再生产的能力是有限的，经济发展规模经过几十年、百余年的休养生息，便大体接近极限。 地主小农的一大特点是，农民不仅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同时也关心劳动力的再生产。个体小生产主要不是通过科学技术的提高来维持及增加生产量，而是依靠扩大劳动力的投入，所以劳动力的数量便至关重要，人们就用早婚、多育的方法来缩短人口再生产的周期。 早婚、多育成为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传统心理。,四、中华农业文明的若干特征,所谓农业文明，不是说构成这种文明的充分中没有工业，而是整个文明基础的主导面和支配力量是在自然经济轨道中运行的农业。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系列性格，其根源都深植于这一种经
9、济生活的事实之中。,第一，务实精神 民族心理的务实精神，是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的农耕生活导致的一种群体趋向。 作为农耕民族的华夏汉人从小农业的简单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思维定势和运思方法是主要切实领会，并不追求精密严谨的思辨体系，却较早完成了贯穿自然、社会、人生的世界观的构筑。,第二，循环论恒久意识变异观 华夏汉人受到农业生产由播种、生产到收获这一循环状况以及四时、四季周而复始现象的启示，使之产生了一种循环论的思维方式。 农业社会中的人们满足于维持简单再生产，缺乏扩大社会再生产的动力，因而社会运行缓慢迟滞，大体呈静态。 在这样生活的环境中，容易滋生永恒意识，认为世界是悠久的、静定的。 中国人由于某种原
10、因的策动，可能在某一阶段作出暴烈的行动，然而，在更多的时候则表现出习故蹈常的惯性。,第三，中庸之道与注重自然节奏 华夏汉人崇尚中庸，少走极端，是安居一处，企求稳定平和的农业型自然经济造成的人群心理态势，集中到政治家思想家那里，中庸之道就成为一种调节社会矛盾使之得到中和状态的哲理，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 中庸之道施之于政治，是裁抑豪强，均平田产、权利；施之于文化，则是在多种文化相汇时，能异中求同，求同存异；施之于风俗，则是不偏颇、不怨尤、入情入理，内外兼顾。 中庸精神既发端于农业社会，又效力于农业社会替这个社会赢得所必需的稳定和安详。,第四，尚农、重农 农业生产的节奏与生活的节奏相同。华夏汉族的传
11、统节日，来源于农事，多由农业节气演化而来，不像许多其他民族那样，节日对来源于宗教。,第五，集权主义与民本主义相反相成 中华农业社会需要并养育了一个君主集权政体，而这种君主集权政体一旦形成，又成为超乎社会之上的异己力量，它剥夺了人民群众的一切权利，所有权力都集中到朝廷以致皇帝手中。,第六，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 华夏汉人采用的主要是农业劳动力与土地这种自然力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建立的自然经济社会是种区域性小社会，与外部世界联系不多。 农民固守在土地上，起居有定，耕作有时，既是农民自身的要求，也是统治者的需要。 安土重迁是华人的固有观念。古来华人所追求的是在自己土地上从事周而复始的自成自销的农业经济所必须的安宁和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