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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部分总报告合作、竞争、融合跨国公司与中国改革开放30年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光辉的里程碑，实现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那时起到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经过了30年历程。改革开放30年恰恰是跨国公司逐步进入中国的30年，也是中国全面融入全球经济的30年。30年来，跨国公司全面进入中国，在获取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催生了中国现代企业和现代产业。30年来，中国企业不断向跨国公司学习，与跨国公司合作，同跨国公司竞争，迅速成长和壮大。跨国公司与中国企业实现了相互合作相互竞争相互融合。回顾过去使我们从历史中吸取经
2、验和教训，更加坚定地坚持改革开放；展望未来使我们从美好的前景中汲取信心和力量，更加勇敢面对挑战。一、闭关锁国使中国偏离全球化 回顾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首先应当回顾近代历史，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考察。同时，还应当横向地进行全球比较，以全球化视角进行研究。我们研究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潮流。应当从历史与全球这两个维度探讨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1.经济全球化潮流与大国兴衰综观历史，人类已经经历了3次经济全球化潮流。从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到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结束，第一次经济全球化是一次以贸易全球化为特征的全球化。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中期，在差不多一个世纪时间里，对外投资成为第二次经济全球化的特点。
3、20世纪70年代的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潮流则以金融资本全球化为特征。 每一次经济全球化潮流都是对原有世界经济格局的破坏，都意味着全球经济资源的重新整合。每一次全球化潮流都带来了新的技术革命和新的商业模式，新的产业结构调整，新的生产力要素的形成。每一次全球化潮流都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世界近代历史表明，经济全球化潮流与国家兴衰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地理大发现后，世界越来越走向一个整体的世界。一个国家的兴起或衰落，一个经济体成长的快与慢，外部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发展的国家和经济体往往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取新的来自全球的经济发展资源，例如资金、技术、能源、原材料以及市场。与此同时，它们也
4、以积极的姿态迎接其他国家和经济体的竞争和挑战。历史证明，那些能够吸纳和整合全球经济资源的国家和经济体，那些能够迎接新挑战和竞争的国家和经济体往往崛起于全球化潮流之中，成为全球化中的强者。第一次全球化潮流中的英国，第二次全球化中的德国、日本以及后来的美国的崛起就是最好的例证。反之，在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中，偏离潮流甚至逆潮流而动的国家和经济体因不能吸纳和利用新资源，不能成功地迎接新挑战和新竞争，往往竞争力衰落，而使其在全球的地位下降。英国、法国在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中的衰落，原苏联在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中的衰落就是最深刻的教训。2.清帝国闭关锁国走向衰落回顾我们中国在三次全球化浪潮中所处的位置及结果发人
5、深省。在历史上，曾经拥有辉煌文明和强盛国力的中国由于偏离了前两次全球化浪潮而被边缘化。 当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兴起时，中国经过明末清初的战乱进入了“康乾盛世”（1661 1796年）。在“康乾盛世”末期，当时中国人口达到3亿，耕地10.5亿亩，粮食年产2000亿斤；全球10个50万人口的城市中国有6个（京、江、宁、扬、苏、 杭、穗）。当时的中国不仅农业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且手工业也相当发达。对外贸易常年出超。正是在这个时期，以商品贸易全球化为主要内容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正在形成。西欧地区开始了深刻的工业革命、科学技术革命以及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处在康乾盛世的中国统治者不仅没有顺应全球化潮流，反而偏离甚
6、至逆潮流而动。这时的中国封建统治者妄自尊大、闭关锁国。面对西方兴起的资产阶级商业革命、政治革命、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中国已经全面落后。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在其编撰的落日的辉煌一书中，对清王朝统治者的闭关锁国导致衰落的过程进行过深刻的剖析。该书指出：“与西欧国家不遗余力地保护工商业发展的做法相反，清王朝对工商业控制、压抑、打击，把工商视为末业，认为兴商既不合祖宗成法，也对国家无利。”雍正皇帝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今若欲于器用服玩之物，争尚华巧，必将多用工匠。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且愚民见工匠之利，多于力田，必群趋而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
7、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虽不必使为工者尽归于农，然可免为农者相率而趋于工矣。”(清世宗实录，卷五七) 闭关锁国、拒绝开放是清廷对外关系的基本政策。康乾时期，是人类历史从分散走向整体的时代，是经济国际化趋势日渐明显的时代。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却采取了逆时代大潮的封闭国策。它不重视对外贸易的经济利益，只把通商当作怀柔的手段。当英国商人给清朝的文书中要求扩大通商，声称中英通商于天朝有益时，乾隆皇帝却谕令两广总督苏昌：“国家四海之大，何所不有，所以准通洋船者，特系怀柔远人之道”。他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一封信中讲：“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粤海关志，卷二
8、三，第8页)清帝国将贸易变成了怀柔遐方、加惠四夷的政治行为，而不将其视为经济发展的需要。落日的辉煌一书还指出：清政府对外关系的着眼点决定了其在对外交往中所持的排斥态度。康熙初年一度开放海禁，允许沿海居民出海贸易。但不准外国人来华贸易。按传统做法，只有在外国人对华朝贡期内允许贸易，期限一过，即停其贸易，贡使便只能打道回国。外国人在贡期外从事贸易，康熙初年只有两次。康熙五年时便宣布：下不为例，永行停止。康熙的这项政策，影响了清朝100多年，其后世子孙顽固地坚持不准外国人来华贸易，贻误了中国的发展。到康乾时期，世界各国的航海业突飞猛进，船只越造越大，而清廷却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
9、，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七六，康熙二十三年)这种以天朝大国自居，采取不与西方通商的闭关锁国政策，完全堵塞了可能给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提供外部刺激的渠道。 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满清统治阶层兴起洋务运动。洋务派认为中国正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必须进行变通。他们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武器以抵御外来侵略。李鸿章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但是，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却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倭仁主张“以忠信为甲
10、胄，礼义为干橹”，抵抗外侮。他们攻击洋务派学习外国先进技术是“以夷变夏”，要毁弃中国封建制度和伦理道德。由于顽固派的反对，更由于当时国际环境不利于中国统治者改革和开放，致使洋务运动难以深入，最后以失败告终。 在以后的数十年间，中国面对英国等在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中崛起的西方国家屡战屡败，一次次被迫割地赔款，国势遂一蹶不振。1984年，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上总结中国历史教训。他指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
11、有300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200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开放伤不了我们。”（邓小平文选3，P90） 3.文化大革命中自我封闭发展停滞 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新中国时是主张开放引资的。早在新中国建立前，毛泽东就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的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欢迎的”。（1945年中共七大讲话）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只能向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开放。中国从前苏联引进建设了156个
12、重大项目。为掌握技术，从19491960年，我国聘请来华专家2万人，出国留学实习1万人。李岚清同志回忆这段历史指出：“当时，我们对前苏联、东欧等国家的开放和经贸交流却有了很大发展。因此，这种选择还不能说是完全闭关自守，只能说是推迟了中国对西方世界的开放。”（李岚清，突围P12）1960年，由于，前苏联单方面决定停止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在1个月内撤走在华所有专家，撕毁600份合同。前苏联援助停止，导致当时我国250个经济技术合作项目停顿。这一事件极大地伤害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从此，中国人不得不“自力更生”，完全靠自己的资源发展经济。帝国主义封锁，前苏联停止援助，使中国从外部世界获取经济发展资源的途
13、径基本上被堵死。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极左路线进一步把中国同世界隔绝了。当时著名的“风庆轮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为了尽快发展中国的远洋运输业，1964年，周恩来总理做出造船和买船并举的决定，得到毛泽东主席同意。1970年，周恩来总理又指示，力争在几年内基本结束主要依靠租用外国轮船的局面，把立足点放在国内造船上，在国内造船一时不能满足需要时，适当买一些船，把远洋运输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风庆轮是当时中国自行研制的9艘万吨级货轮中的1艘。1973年底，风庆轮建成，经轻载试验，柴油机主机一号汽缸磨损8丝，接船单位交通部远洋局认为风庆轮同设计要求有差距，为安全起见，提出先跑近洋运输。为此，上海市革
14、委会工交组在姚文元、马天水支持下，污蔑中国远洋公司上海分公司是“崇洋公司”，并于1974年3月22日召开批判“崇洋媚外”大会。江青借此批“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指责国务院、交通部在造船问题上是“洋奴哲学”、“崇洋卖国”，矛头直接针对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同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尽管邓小平同志历数引进技术设备和开展补偿贸易的好处，但仍然遭到“四人帮”的攻击。1976年2月，张春桥攻击进口成套乙烯装置、出口原油的做法，污蔑邓小平同志是“买办资产阶级”，“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1976年3月2日，江青把向资本主义国家出售原油、煤炭、棉花骂为“汉奸行为”
15、，污蔑邓小平是“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姚文元在1976年4月25日和5月24日两次谈话中，则把出口原油、煤炭，进口成套技术设备，说成是“转嫁资本主义石油危机”，是“投降帝国主义”，“把中国变成殖民地的政策”，“完全是卖国主义”。江青一伙把出口原油，进口化肥、化纤等成套设备说成是“洋奴、卖国、汉奸”行为，攻击“外贸部有一批卖国主义者”，“政治局内部有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以上叙述引自李岚清，突围）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和“反修防修”这种把经济极端意识形态化的喧嚣中，中国进入了自我封闭时期。1984年，邓小平在总结中国历史上偏离世界发展主流的教
16、训时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30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 （邓小平文选3，P64）4.经济全球化潮流推动中国和平崛起闭关锁国使中国错过了两次经济全球化潮流，改革开放则使中国抓住了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潮流带来的机遇。1973年石油危机以及美元贬值开始全球自由兑换标志着第三次经济全球化兴起。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刚刚从10年文化革命的动乱中走出来。面对百废待兴的中国和刚刚兴起的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浪潮，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领导人果断地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带领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改革开放使中国得以吸纳和利用了第三次全球化带来的经济资源。1991年12月苏联解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