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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古代哲学家、哲学流派简介（3）哲学家（a） 根据中国哲学简史、中西哲学小史的介绍，结合查阅的资料，遴选了31位对中国哲学发展有着不同程度影响的中国古代哲学家，梳理、编录了他们的思想和观点，仅供参考。一、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省曲阜市南辛镇）人，开创了儒家学派。他编纂了春秋，修订了“五经”，创办私学，打破传统贵族教育。在道德哲学方面以“仁”为核心自成系统孔子之道即是“仁”。孔子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各个时代很不相同。他死后，逐渐被认为是“至圣先师”，高于其他一切教师；到了公元前2世纪，地位更加提高，认为他是接受天命，继周而王，被称为文宣皇帝、文宣王；公元前
2、1世纪，孔子被认为是活着的“神”，这也是孔子光荣的顶点，在汉朝中叶，儒家的确可以称做。之后，孔子的地位回归到理性上来，不再被认为是“神”，但他依旧是“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总的来说孔子如同格拉底在西方历史中的地位。根据他与弟子言行编辑的论语容涉及政治、教育、文学、哲学以及立身处世的道理等多方面，是儒家思想的经典著作。（一）正名说：为了有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孔子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必也正名乎”！治理国家的原则就是首先要正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种社会关系的名。比如“君”的本质即所谓的“君道”，这是理想的“君”必备的。“君”若按君道而行，他才于“实”、于“名”，都是真正的“君”。也就是“
3、实”与“名”为它规定的含义相符合。否则纵然使别人称他为君，他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君”。每个名都有一定的含义，都有其对应的责任和义务，也都指向事物的本质“实”。（二）仁、义之说：孔子认为“仁”就是爱人。比如，父行父道爱其子。真正爱人的人是能够履行社会义务的人。“仁”就是人的一切德性的总和，“仁人”就是“全德之人”的意思。所以统治者要“爱人”，体察民情，爱惜民力，“为政以德”，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义”，宜也，即当做就做，不该做就不做。且所做的这些事从道德上来说都是正确的。如果出于非道德的原由，虽然做了应该做的事，这种行为也不是义的行为，而属于利的行为。义与利是相对立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4、。“义利之辩”在道德学说中是极其重要的。（三）忠、恕之道：“能近取譬 可谓仁之方也已”。那么实行仁的方法，即“仁之方”是什么呢？在于“推己及人”！推己及人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中庸所举的例证，“己所欲，亦施于人”，孔子称之为“忠”，强调的是忠恕之道肯定方面；另一是大学所举例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称之为“恕”，强调的是忠恕之道的否定方面。这正反两方面合在一起，就叫做忠恕之道，也就是“仁之方”。因为忠恕之道的道，是以本人的好恶为尺度来调节本人的行为，所以忠恕之道也称为絜矩之道，也是“仁”之道。行忠恕就是行仁，行仁就必须履行社会中的责任和义务，这就包含了义的性质，所以，忠恕之道就是人的道德
5、生活的开端和终结。（四）知命论：即“无所为而为”的观念。在孔子看来，“命”是指人们所能控制的围以外的东西，对此，人不可能都无为，人若是竭尽全力，总还有一些东西是在他力所能及的控制围以。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有些他应该做的事。孔子认为，做这些事的价值或目的在于“做”的本身，只要尽力去做，努力去做，而不必在意结果是否会成功，即应该“无所为”。人只有已经做了他自己能够做的一切以后，对于那些仍然要来到的东西，才只好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只好平静地、无可奈可地接受它。这才是“知命”，即知天的命令。要成为君子，知命是一个重要的必要条件。所谓尽人事听天命。做了，就表明此项义务在道德上算是尽到了。所以孔子说“知者
6、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五）“仁”包含孝、忠、智、勇，是人性之“真的”，只须合“礼”，即是至好。（六）提出行中庸之道，这也是儒家学派的核心思维方法。（七）诗教论：主“美”和“善”的统一，即形式与容的统一。通过“诗教”，把艺术作为道德教育的工具，即把文学艺术和政治道德结合起来，把文学艺术当作改变社会和政治的手段。他认为，一个完人，应该在诗、礼、乐方面修身成性。二、墨子（约前479前381），名翟，战国初期宋国国都（今）或鲁国（今滕州）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在当时，墨子与孔子享有同等的盛名，墨学的影响也不亚于孔学，与儒家并称“显学”。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期，拥有“非
7、儒即墨”之称。孔子对西周的传统制度、礼乐文献，怀有同情的了解，力求以伦理的言辞论证它们是合理的、正当的；而墨子则是孔子第一个反对者。他认为孔子所赞同的都是不正当、不合用的，力求用简单一些，且在他看来是有用的一些东西来替代。即把传统的制度和常规，连同孔子以及儒家的学说，一齐反对掉。如果说孔子是古代文化的辩护者，是文雅的君子；那么墨子就是批判者，是战斗的传教士。墨子是阐述墨家思想的著作，一般认为是墨子的弟子及后学记录、整理、编纂而成。（一）兼爱、非攻说：儒家的中心观念仁、义，墨子并没有批判，相反他在墨子一书中经常提到仁、义，也常讲仁人、义人。只是墨氏的仁、义与孔氏的仁、义有些不同。墨子的仁、义是指
8、兼爱，仁人、义人就是实行这种兼爱的人。兼爱是墨子哲学的中心概念。在墨子的团队里提倡“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理念，墨子也极力地扩大兼爱的含义，与儒家的“亲亲有术，尊贤有等”相反，墨子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即天下的每个人都应该同等地、无差别地爱别的一切人，即“爱人若爱其身”。并提出“天下之人兼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辱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仁人的任务是为天下兴利除害，他就应当以兼爱作为他自己以及天下所有的人的行动标准，即所谓的“以兼为正”，这样“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他认为“兼爱”是唯一的救世之法。“非攻”是墨子
9、从兼爱思想出发所提出的，他认为争斗、战争，是天下人不相爱所致。所以，他极力反对攻伐之战，只参加严格限于自卫的战争。儒家与墨家在爱问题上主要有两个根本分歧点：一是爱有无差等的问题。墨家认为爱无差等，爱别人和爱父母是应当同等的；儒家认为爱是有差等的，爱父母总要胜过爱其他一般的人，并认为墨氏之爱“是无父也”。二是爱是在发生的还是外在强加的。墨家认为爱是外部人为地附加的，所以要依靠的、政治的制裁作为实施爱的保障；而儒家认为，爱是从人性部自然地发展出来的。（二）重利、重功论：这是墨子哲学判断一切价值的标准。为证明兼爱理论的正确性，也为判断一切言论的是与非，墨子提出了他的方法论“三表”法，即“有本之者，有
10、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所谓“本之”，主要是根据前人的经验教训，依据古代典籍；所谓“原之”，就是从普通百姓的感觉经验中寻求根据。“本之”是间接经验，“原之”是直接经验，都是属于归纳法的围。所谓“用之”，是将言论应用于实际政治，看其是否符合国家百姓人民的利益，从而来判断言论的真与假，最后决定取舍。孔子行事以“应该”为主旨，墨子行事则以“结果”是否“有利”为主旨。观察一件事能不能做，关键看事情的结果是否对国家百姓人民有利，是不是可以达到“富庶”的目的。所以三表中，尤以最后一表最为重要，它是墨子估定
11、一切的价值标准。他认为，正是因为大家“兼爱”了，才能产生对国家百姓人民有利的事，所以，兼爱是绝对正确的。“义，利也”。（三）天志、明鬼说：为了诱导人们兼爱，墨子又引进了许多的制裁，如“天志”、“明鬼”。墨子认为，天帝是存在的，天帝爱人，他要求人们彼此相爱，于是他监视人的行为，特别监视统治者的行动，以祸、福惩罚、奖励那些违反或是顺从天意的人。除了天帝，还有许多小一些的鬼神，他们也同天帝一样，明察秋毫。在对待鬼神和祭祀的问题上，儒家和墨家似乎都存在着矛盾。儒家重祭祀丧礼，却不相信鬼神；墨家反对丧葬和祭祀的缛礼，却相信鬼神的存在。其实儒、墨二家的观点都不矛盾。儒家重祭祀和丧葬之礼，只是出于孝敬祖先的
12、感情，所以礼的意义是诗的，非的；墨家重鬼神，只是为了兼爱理论服务，诱导人们相信，兼爱受赏，不兼爱受罚。推行“节用”、“节葬”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目的在人们的心里树起敬畏的信仰。从墨子功利主义观点看，只要有用就是正确的。（四）尚同说：墨子认为国家必须是极权主义的，国君的权威也必须是绝对的。因为国家的建立就是为了结束混乱，混乱产生的原因就是思想认识不同，政令不一，即“异义”。所以，一国之只能有“一义”，且此义也必须是由国家自身确定的，除此之外别的义是不能容忍的。所以他要求百姓与天子皆上同于天志，一级服从一级，绝对地统一于上级，也不能例外，把天下人的思想统一起来，上下一心服从政治；同时只要为政者任用
13、贤者而废抑不肖者，对人民疾爱而使之,致信而持之,富贵以导其前,明罚以率其后，如此则一定能统一全国思想，实现民富国治。三、朱（生卒年代未详，但是一定生活在墨子与孟子之间。）子、子居，国人，思想家、哲学家，道家朱学说派创始人，与墨学齐驱，并属先显学。他的见解散见于庄子、孟子、非子、吕氏春秋等著作之中，基本观点“为我”、“轻物重生”。四、孟子（约前371前289），名轲，东周邹国（今省邹城市，为孔子和孟子的诞生地）人，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孟子是孔子理论的继承者、发扬者，他的思想理论体系的核心“施仁政”。著录孟子一书，与论语一起，成为“四书”之一。孟子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相当于柏拉图在西方，其气象之高明
14、亢爽亦似之。孟子的学识在当时就显达于世。（一）性善论：认为人性有种种善的成分，同时也有一些与动物共有的成分。严格地说这些“动物”成分不应该认为是“人”性部分。这些部分无所谓善恶，若不适当控制，就会通向恶。所以孟子主扩充“四端”，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此“四端”为人之本性，也使人异于禽兽，若能充分扩充，就能变成四种“”，即“仁、义、礼、智”，最终成为圣人。（二）国家起源论：孟子认为人伦是国家和社会的起源。“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所以只有在国家和社会中，人伦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15、。（三）民本思想：孟子主“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主应以爱民为先决条件，保障人民的利益。天命在于民心而不在于君主。若君主无道，那么在道德上他就不是君了，按孔子的正名说，他只是“一夫”，人民也就有了在道德上革命的权力，即使杀了他，也不算弑君； 但若君主有旨，人民便应谨守岗位。孟子认为，国家是一个道德的组织，国家的领袖必须是道德的领袖，因而只有圣人可以成为真正的王。（四）王道与霸道：作为君主应当效法先王（禹、汤、文、武、成王、周公），通过道德指示和教育治理国家，以“德”服人，施行仁政，那么他的治道就能称做“王”道；如果君主靠暴力强迫手段治理国家，以“力”服人，施行暴政，那么他的治道就是“霸”
16、道。他认为王道始于经济基础建设，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人民有饭吃，有丝绸穿，有肉吃，每个人“养生送死无憾”；终于“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即人人都要接受教育，懂得人伦道理，这样王道才算完成了。（五）圣外王说：孟子认为的修身为政的最高理想。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即恻隐之心），如果能把此“不忍人之心”推及至政事之上，行忠恕之道，则“仁政”可施。孔子的忠恕之道只限于应用到个人自我修养方面，而孟子则将其应用于治国的政治方面；孔子的忠恕之道只是“圣”之道，而孟子则将此道扩展为“外王”之道了。在认识忠恕之道对于个人修养即“圣”的意义方面，孟子的认识也比孔子进了一步。孟子认为充分发展了“不忍人之心”，也就知道了我们的“性”（性之初），而性是“天之所与我者”，所以“知其性，则知天矣”。（六）井田制：这是孟子理想的经济制度。孟子认为圣王的王道就是为人民谋福利，这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