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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代江南治农官的特征分析_贸易经济论文“治农官”亦称劝农官、督农官或农官，盖指明清时期职专农田、水利的地方官。治农官制始创于明代江南府县，且于该地区存在时间最久，影响尤大，故厘清江南治农官的兴废沿革、权责变化与隶属关系等问题，对于进一步探究明代国家与江南农业、赋税互动关系，具有相当意义。目前学界对江南治农官的专题性研究，仅见于日本学者森田明的明代江南水利治農官，是文对明代治农官的设置、职掌、制度改革及其与江南地区水利灌溉的关系、与“支配体制”的矛盾等问题有比较详细的论述。不过，该文在梳理治农官的创设轨迹与职能转变时，存在一些史实遗漏，有待进一步补充修正。除此以外，本文还关注明人对治农官存在价值
2、的认识与争议，以期全面如实地反映出明代江南治农官制的发展演变过程与实际功能。一、江南治农官的创设与沿革明朝建国伊始，延续并发展了宋元以来的江南官田重赋政策，苏、松、常、镇、应、杭、嘉、湖八府以全国1/16的税田，负担1/5的税粮，向有“国之外府”、“财赋渊薮”之称。明人尝云：“吴中之财赋甲天下，而财赋之源在农田，农田之源在水利。”或曰：“国家财赋多出于东南，而东南财赋尽出于水利，方今时务莫要于此。”为保证这一最大宗财政收入的长期延续，除了借蠲免、改折等手段适当缓解重赋压力外，以国家权力组织兴修、维护农田水利设施和防、抗水旱灾害，维持江南农业生产能力，成为明朝江南政策的重点之一。以劝农桑、督水利
3、为主要职能的基层治农专官制度，正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史载：苏松嘉湖等处为东南泽国，向设有水利治农官。祖宗时，松江旧有水利通判一员，谓之治农官。我(明)朝设官外有东南府县，皆有治农专官，府有通判，县有县丞，使岁时循行阡陌，兴修水利，以利民田。据明会典所载：“国初农桑之政，劝课耕植，具有成法，初皆责成有司，岁久政弛，乃稍添官专理。”那么，明代治农专官究竟创自何时？明清以来，主要有“永乐初”和“宣德二年(1427年)”两种说法。“永乐说”的依据主要见于明代江南地方史志。如成化杭州府志载：“夫水之利害，端宜轸顾，忧而勤长，民者之虑也。故自永乐初辄辍廷之大臣督理，郡县咸设治农官司之。”“永乐元年，浙西大
4、水，水襄圩岸，北抵苏常，远近一壑。朝廷特差户部尚书夏元吉督治水患永乐二年，又差通政司左通政赵居辰(任)，郡县添设治农官，置圩长，兴修水利，修筑圩岸，圩岸内外栽种桑柳，以固岸址。”崇祯嘉兴县志亦载：“永乐中，增设劝农县丞一员，后废。”(11)另据明人薛尚质的常熟水论称：“永乐初，(江南大水)爰命尚书夏公元吉来治，摹仿旧迹，以施治工，而水利再治。于是朝廷添设府县通判、县丞各一员，专治水利。”(12)目前，对“永乐说”记载最为清晰的是苏州知府况钟，他在宣德五年(1430年)的奏疏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江南治农官的创设原委：据里老王仲仁等言，洪武年间，无官治农，粮不拖欠。永乐元年，因天雨连绵，田禾淹没，
5、钦差尚书夏原吉踏勘水灾，开豁田粮。续差通政赵居任，府县添设通判、县丞，专一治农。永乐十九年为恤民事，沙汰革去。后奉行在吏部勘合，该大理寺卿胡概奏：“苏、松、嘉、湖、杭、常六府地方广阔，田圩低洼，钱粮浩大，府县正佐官各有政事，恐农务荒废，要添官治农催粮，府县自行委官部运，不许别项差占。”奉钦依：“添与他，着专一整点农务，催办税粮，迟误时日不饶。钦此钦遵。”添设府、县通判、县丞各一员，督领粮长，专一治农，催征秋粮。(13)综上所述，早在永乐初年，为整治江南水患，明廷在派出夏原吉、赵居任等钦差大臣主持治水工程的同时，于江南府县创设了这种以府通判、县丞充任，以治水、防灾为主职的基层治农专官制度。(14
6、)之后，治农官又经历了永乐十九年(1421年)的裁革与宣德二年(1427年)的复设。不过，明朝官书的记载更突出了宣德二年的复设。治农官在明实录中首见于宣德二年四月：“增置苏、松、嘉、湖、杭、常六府并属县官一员，专督农务。”只是在文后截引胡概奏疏时才指明了此举乃“依永乐之旧”。(15)到了明会典中，则完全忽略了永乐初设的事实，仅载为：“宣德二年，添设浙江钱塘、仁和、海宁、新城、昌化、嘉兴、海盐、崇德八县县丞各一员，治农。”(16)晚明清初史家多据此为治农官创设之始，(17)当代学者亦得出宣德二年为明代“开专官治农之例”的论断，(18)实受上述误导。经过宣德二年的复设之后，正统初年明廷再次裁革江南
7、治农官。据吴中水利全书记载：正统八年，奉旨：革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水利通判、属县水利县丞。(下注：巡按苏松御史何永芳题革。地方共称不便。)九年，敕巡抚应天等府工部右侍郎周忱兼督杭、嘉、湖水利。本年奉旨：仍用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水利通判，属县水利县丞，事毕裁省。(19)另据姑苏志载：正统七年，吴中大水，继以七月十七日飓风。时巡抚侍郎周忱预奏量留官粮，府一二十万石，县亦五六万石赈济。其年，各处低圩岸塍俱被冲坍。时水利等官，先已被巡按御史何永芳奏革，公奏取曾经任过办事官，量留一二十员，准其历俸年月，管修田圩，开塞河道，毕日送回吏部。未半，事完。(20)由此可知，大约在正统八年(1
8、443年)前后，江南治农官(水利官)在苏松巡按御史何永芳的奏请下，再遭裁革。当时巡抚周忱为救治江南水患，曾奏请借调原任治农官暂时带薪回任，负责组织管理基层水利工程，事毕遣还。江南治农官再度复设于成化九年(1473年)。据明宪宗实录载，“复设苏、松、常、镇、湖五府并所属长洲等县劝农通判、县丞各一员。从提督河道佥事吴请，欲复永乐旧制，且以杭、嘉二府并所属见有旧设劝农通判、县丞故也。”(21)此即朱国祯、谈迁所称之“复设江南劝农官”。(22)成化九年(1473年)复设治农官，除了因为水利对江南财赋区的重大作用外，还源于宪宗君臣有意推行劝农政策的举措。据时人周瑛记载：“近山东郡饥，公私蓄积无备，民用大
9、殍，天子念国本，遣大臣巡视，幸而上下献谋，公私协力，而民有济继。而议者以为，天下郡县宜增置治农官，以会政致事。制曰：可。于是，郡增置判，县增置丞，藩宪二司增置参议、佥事各一员，专司稼政。”(23)由此可知，山东等地的大饥荒及其暴露出的地方农业管理的制度性缺失正是成化君臣推行劝农政策的直接动因，而复设江南治农官则是当时劝农政策中的重要一环。自成化九年复设后的短短四年间，治农官制由江南七府推广至南、北直隶、浙江、湖广、河南、江西、山西、山东等地州县大部；其具体职务，与江南地区专设府通判、县丞的建制略有不同，主要增设各州判官、县主簿为劝农官，暂不涉及府一级。(24)而设置治农官的地区，大都地处黄、淮
10、、长江中下游及运河沿岸，是明代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因此，治农官的设置，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持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保证其对国家的赋税供应。不过，这种遍设治农(劝农)专官的政策实施不久即引发争议。成化十二年(1476年)七月，有大臣提出，“各处添设劝农、管河官员太多，乞改除别用，仍行有司照旧兼管。”(25)两年后，朝廷宣布裁革浙江钱塘、富阳、临安、于潜、昌化、新城、桐乡、安吉八县劝农县丞。(26)弘治九年(1495年)，再裁革常州府武康县治农县丞。(27)次年又添设了苏州府太仓州治农判官。(28)到弘、正之交，有人将“裁革冗官”的矛头再次指向了“天顺元年以后各处添设兵备及治农、捕盗等官”。(29)
11、武宗“即位诏”重申此议。(30)于是，弘治十八年(1505年)六月，江南的松江府华亭县和镇江府丹徒、丹阳、金坛三县治农县丞再遭裁革。(31)正德二年(1507年)三月，又裁革各省府州县等衙门劝农通判等官四百四十五员。(32)不过，三年后，随着刘瑾被诛，吏部议改正其“变乱成法”，当初被裁革的江南等地劝农官又一定程度得以恢复。(33)嘉靖以降，江南治农官又几经添革。嘉靖十八年(1539年)，添设浙江湖州府通判一员，驻扎乌镇，“主缉捕盗贼，兼管治农水利”。(34)三十年(1551年)前后，苏州、松江、湖州等府治农通判又遭裁革。(35)四十一年(1562年)，又裁革了常州府宜兴县治农县丞。(36)隆庆
12、四年(1570年)，大学士陈以勤奏称：“臣闻宣德、成化间尝命各省府州县增设参政、佐贰等官，专治农事及预备仓，籴谷赈济请责成各该巡抚，令查原设参政有无，俱坐委一员，仍以屯田水利佥事，增其职掌，共领农事；府州县除掌印外，其佐贰官亦各查原设有无，即委定一员分理。”(37)万历五年(1577年)，漕运总督吴桂芳亦提出：“仿国初法，以府州判、县簿为治农官，专治农事，其未设农官者，即以管粮官兼之。”(38)不过，明廷还是以冗员名义，裁革了苏州府长洲、吴、常熟、嘉定四县及镇江府丹徒、丹阳二县治农(水利)县丞，其水利职掌，分别归并于巡盐主簿和所属典史兼管。崇祯二年(1629年)，再度裁汰苏州府太仓州、长洲、吴
13、、常熟、嘉定等县治农(水利)判官、主簿各一员，属吏目典史职专水利。(39)明代江南治农“官”制于此宣告结束。二、江南治农官的职能转变与隶属关系森田明认为，领导水利灌溉是明代治农官的主要职能，对一般农事的督率则是其“副次机能”。(40)这种概括在宏观上是恰如其分的。具体看来，明代江南治农官共经历过三次职能转变，其隶属关系亦存在复杂变化。由前文可知，明代治农官制创始于永乐初年的江南治水期间，故其“提督农务”的最初职掌，主要是在朝廷派驻江南治水督农的钦差大臣领导下，组织里甲民夫兴修维护农田水利设施与防抗自然灾害。明代江南治农官的第一次职能转变发生在宣德二年复设之时。这次复设在名义上虽称依“永乐之旧”
14、，但从胡概奏请中可知，除“整点农务”外，还赋予治农官“督领粮长”、“催征税粮”的职能。(41)宣德五年，苏州知府况钟在保举常熟治农县丞王恂大的奏疏中称赞其“提督农务甚是得宜，催征税粮亦自有法”，(42)盖言当时治农官的职责所在。而这次职能转变，实与当时江南地区普遍存在的严重逋赋，以及朝廷决心整顿江南赋税征解体系的背景有关。明代江南虽有重赋之名，但逋赋亦十分严重。特别是永乐迁都前后，北运漕粮更加重了江南地区的赋役负担，加上永乐至宣德初年江南水患连年，逋赋与蠲免、折征、停征此起彼伏。江南名士杜宗桓曾指出，苏松二府“自永乐十三年至十九年，七年之间所免税粮不下数百万石，永乐二十年至宣德三年又复七年，拖
15、欠、折收轻赉亦不下数百万石。折收之后，两奉诏书敕谕，自宣德七年以前拖欠粮草、盐粮、屯种子粒、税丝、门摊、课钞悉停征。前后一十八年间，蠲免、折收、停征至不可算。”(43)另据行在户部透露，“苏州府自永乐二十年至洪熙元年欠粮三百九十二万石有奇”，若截止到宣德五年(1430年)，则共“该粮七百六十余万石”。(44)如此巨大的财政缺口，成为明廷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仁、宣年间，明廷派出周干、叶春、胡概等人巡视江南，并依永乐旧制，先后以胡概、成均督理浙西农务，另兼巡抚；宣德五年，又令周忱常驻江南“总督税粮”，(45)拉开了整顿江南财赋管理体系的序幕。而在此背景下复设的江南治农官，正是解决江南逋赋问题的又一配套性措施。不过，经过这次职能转变的治农官，却很快暴露出与原有制度框架间的矛盾冲突，并引发了一场关于治农官权责归属的争论。首先，治农官被赋予催征税粮的职能后，对下直接督领粮长，加强了官府对赋税直接征收者粮长阶层的控制。但问题是，治农官名义上的顶头上司虽是府县正官，实际上却直接受朝廷派驻江南“督农务”或“督税粮”的钦差大臣领导：“侍郎成均所管本府七县治农官，设立圩长、圩老九千余名。”(46)“人民缺食，不能措办种谷。蒙钦差行在工部右侍郎周忱督遣治农官，着落粮长、粮头，劝借种谷，于吴塘等河近水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