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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际贸易、国际利率与中国实际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_贸易经济论文一、引言实际经济周期（Real Business Cycle，以下简称为RBC）理论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是宏观经济学最引人注目的发展之一。主要代表性论文有Kydland和Prescott（1982）、Long和Plosser（1983）、King和Plosser（1984）、Hansen（1985）、Prescott（1986）等，其中又以Kydland-Prescott模型为代表，它为后来RBC模型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模型框架。当今世界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各国间的贸易与投资联系日益密切，其影响经济的能力在于打破了产出与消费和投
2、资间的联系，这就要求改变传统封闭经济RBC模型不考虑国际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的构建框架。由此一些学者尝试将传统RBC模型推广到开放经济，如Mendoza（1991）、Backus、Kehoe和Kydland（1992）、Guo和Zuzana（2009）等。他们试图解释一些开放经济特征，如贸易余额的逆周期性波动、各国消费的高度相关性等。小国开放经济RBC模型正是源于Mendoza（1991）的开创性工作。但“Mendoza（1991）模型不能模拟加拿大实际TB/GDP（贸易余额与GDP之比）的完全逆周期性特征”；该模型对（全要素）生产率冲击是一阶自回归平稳过程的假设太过于极端（Letendre，2
3、004a）；并且“小国开放经济RBC模型不能合理预测阿根廷实际居民消费与TB/GDP之间的显著的逆向变动关系”（Garca-Cicco，Pancrazi and Uribe，2010）。要使TB/GDP具有完全逆周期性，必须存在一种机制使同一技术冲击对产出具有更大的促进效应，致使产出与TB/GDP的偏离增大；同时能引致居民消费与产出之间的协动性增强。内生资本利用（Endogenous Capital Utilization）就具有这种效应，它影响经济的能力在于打破了资本与投资的联系、改变了冲击的传导机制（Guo and Zuzana，2009）。与传统开放经济RBC模型相比较，资本的密集性利用
4、会加速折旧，致使投资波动幅度增大；技术冲击不仅可以通过自身和对内生的劳动供给变动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还可以通过对资本利用的影响，从而对产出产生更大的影响，致使产出波动增大（Guo and Zuzana，2009）。这就加大了产出与TB/GDP的偏离，致使TB/GDP的逆周期性增强。与此同时，居民劳动选择的跨期替代致使居民消费的波动幅度增加，这又致使居民消费与产出之间的协动性增强，致使居民消费与TB/GDP之间的逆向协动性增强。因此，传统RBC模型逐渐开始向引入内生资本利用的开放经济RBC模型扩展，而后者在解释TB/GDP与产出逆向变动方面取得了成功。但只是引入了内生资本利用的小国开放经济RBC
5、模型仍然不能合理解释实际居民消费与TB/GDP之间的完全逆向协动性。要使模型能够合理预测上述关系，必须引入另外的引致居民消费、产出波动幅度增加和居民消费的顺周期性增强的机制。本文研究表明，Mendoza（1991）、Guo和Zuzana（2009）模型中缺少讨论的政府部门的引入，即政府购买冲击和对政府购买与居民消费之间的替代关系的引入，就具有这种效应。将政府部门引入RBC模型的思想源于Christiano和Eichenbaum（1992）的开创性工作。他们认为传统RBC模型中把技术冲击作为经济波动的唯一来源，“这个假设太过于极端”（Kydland and Prescott，1991）。将政府部
6、门引入RBC模型，思想是政府支出的外溢性会对经济波动产生影响，做法是利用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替代关系，将政府支出引入居民的效用函数。其对传统RBC模型的改进在于，政府支出的引入打破了产出同实际工资之间的紧密关系，结论是模型预测实际工资既非强顺周期性、也非逆周期性，这与实际经济较为一致（King and Rebelo，2000）。在开放经济下，政府支出冲击还会进一步通过其与居民消费之间的替代改变居民的劳动供给，并通过闲暇的跨期替代得以放大和传播到整个经济从而影响经济波动的形成，如引致居民消费与产出的波动幅度增加、居民消费的顺周期性增强，进而引致居民消费与TB/GDP之间的逆向协动性增强。这不仅解
7、释了为什么开放经济下政府支出冲击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增大，而且引致模型能够合理预测居民消费与TB/GDP之间的完全逆向协动性。因此探讨引入政府支出冲击的小国开放经济三部门RBC模型的构建是进一步的研究方向。对Mendoza（1991）、Guo和Zuzana（2009）模型的另一个批评在于缺少对技术进步的探讨。它们均假定技术水平是一个随机冲击变量，是一个一阶自回归平稳过程。Letendre（2004a）指出，从加拿大经济看，技术水平存在明显的增长趋势，这就暗示其存在明显的技术进步趋势。它可以通过影响产出在消费（包括居民消费、政府消费）与投资之间分配，改变投资与消费对技术冲击的反应路径。面对相同的
8、技术冲击，其引致了消费、投资波动幅度降低。因此传统RBC模型逐渐向包含技术进步的开放经济RBC模型扩展，而后者的构建显然更符合有明显增长趋势的实际经济。所以将技术进步引入Mendoza（1991）模型也是进一步的研究方向。开放经济RBC模型的另一个进展是将国际利率作为外生冲击引入到这类模型之中。经济学家认为，有许多外部因素可以影响国际利率波动，包括国际金融磨擦（Garca-Cicco，Pancrazi and Uribe，2010），国际贸易与投资的主要大国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等（黄梅波、吕朝凤，2010a），也包括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调整等等（黄梅波、吕朝凤，2011）。它们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使国际
9、利率波动呈现出自回归性质的冲击特征。与政府支出冲击的引入类似，引入国际利率冲击打破了传统RBC模型只依赖于技术冲击的局限，致使模型中各变量波动增加（Stadler，1994）。与此同时，又因为国际利率增加，引致了一国持有的国际债务的边际成本增加，由此将会减少国际债务，致使TB/GDP与产出的偏离增大，同时致使一国居民消费、投资下降（Blankenau、Kose and Yi，2001）。这些都暗示将国际利率冲击引入小国开放经济RBC模型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将国际利率冲击引入Mendoza（1991）模型同样是进一步的研究方向。本文的研究结论恰恰表明，同时引入资本利用、技术进步、国际利率冲击和政府
10、支出冲击的小国开放经济三部门RBC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经济波动，上述机制的引入对小国开放经济RBC模型中各变量的波动特征都具有重要影响。与国外汗牛充栋的研究相比较，国内学者们在2000年以后才开始运用RBC模型来解释中国经济的波动特征。卜永祥、靳炎（2002）构造的两部门RBC模型和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2004）构造的三部门RBC模型的预测结果与实际经济有较大的偏离；黄赜琳（2005）构造的三部门RBC模型的预测结果对实际经济的解释力较低，只能解释70%以上的中国经济波动；李文溥、王燕武、卢盛荣（2009）的预测结果只能解释58%的经济波动；陈晓光、张宇麟（2010）的预测结果只能解释5
11、6%的投资波动、30%的资本波动，故而不能对我国投资与资本变化做出合理的解释。这些研究显然颇具开创性，但结果却差强人意。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3个方面：首先，都把中国作为一个封闭经济来进行考虑，这与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现状、日益融入全球化经济中的现实相悖。在开放经济下，居民更容易跨期平滑消费以及根据预期回报率调整投资，致使投资波动增大。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技术冲击引致了贸易余额更大的冲击，因为它使模型间恢复了一国产出与支出之间的联系（Stockman and Tesar，1995）。其次，都缺少对技术进步的考虑。从我国实际经济来看，产出、居民消费等主要宏观经济变量都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这暗示
12、要构建适合解释我国实际经济的RBC模型，必须考虑增长趋势，即从长期看，经济增长率将收敛于技术水平的长期增长率（陈师、赵磊，2009）。最后，都缺少对以国际利率扰动为代表的国际金融冲击的考虑。根据Blankenau、Kose和Yi（2001）、Letendre（2004b）、Nason和Rogers（2006）的研究，为了更好地模拟实际经济，国际利率冲击的引入是非常重要的。有鉴于此，就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引起中国波动的更为全面和一致的因素与机制。这也是本文研究的现实意义。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尝试探讨引入国际利率冲击、资本利用、技术进步和政府支出冲击的小国开放经济三部门RBC模型的构建，并利
13、用这个模型、考虑了技术进步的封闭经济三部门RBC模型分别来分析其对中国经济的模拟能力。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视角和方法上。从研究视角看，本文 第一论文网 结合我国日益融入全球化经济中的现实，利用开放经济RBC模型来分析中国经济波动。虽然也有学者从这个角度进行考察，如李浩、胡永刚和马知遥（2007）。但是他们直接利用Mendoza（1991）模型来分析，忽略了中国经济的特征，没有探讨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替代关系，不能预测我国实际产出波动低于消费波动的特征事实（陈晓光、张宇麟，2010）。更重要的是还缺少对以下3个方面的分析：一是，忽略了对资本利用的考虑，故而不能解释由资本的
14、密集性利用传导并放大的产出波动与投资波动之间、与就业波动之间的相对比例关系，并且Boileau和Normandin（2003）强调“资本利用对宏观经济波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了解释宏观经济波动，资本利用的引入是非常重要的”；二是，忽略了对技术进步的分析，这与改革开放后中国30多年的高速增长事实相悖；三是，忽略了对国际利率冲击的分析，由此没有分析以国际利率扰动为代表的国际金融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本文研究表明国际利率冲击是我国实际投资、TB/GDP的重要波动源。从研究方法看：首先，构建了理论模型，探讨了开放经济三部门RBC模型对中国经济的解释力。本文的理论模型是对Mendoza（1991
15、）、Guo和Zuzana（2009）研究的拓展，除考虑了政府支出冲击外，本文还引入了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替代关系和技术进步，论证了政府支出冲击是我国实际就业、居民消费的重要波动源，论证了技术进步提高了各经济变量的平滑性、影响了各变量与TB/GDP、与产出之间的协动性；其次，本文借鉴黄赜琳（2005）的模型方法，引入的是适合解释中国实际经济的、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不完全替代关系，论证了在开放经济下这个关系对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特征会产生更加重要的影响，是使我国实际居民消费波动大于产出波动的一个重要机制。此外，考虑到RBC模型好坏与否取决于参数的校准过程，我们对文中模型参数的校准都给出了充分
16、的理由，这样模型对经济波动的解释力也更具有说服力。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本文的第二部分是中国经济波动的特征事实的归纳；第三部分是数理模型的构建；第四部分是模型参数的校准；第五部分是模拟经济与实际经济的比较分析；第六部分是国际利率变化的效应分析；第七部分是模型中参数选择的敏感性分析；第八部分是本文的总结和进一步的研究方向。二、中国经济波动的特征事实本文选用我国在1979-2009年的数据，这些数据均来自于新中国统计年鉴（1952-1999）和2000-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从1979年开始讨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波动特征，主要是基于赵凌云、向新（2005）、赵凌云（2006）的研究。因为他们提出1979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始年。文中对所有数据进行了H-P滤波，以消除序列中的趋势成分，只保留了波动成分。根据Backus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