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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预算软约束问题探究基于政府、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三方的研究江晶晶【摘要】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低效率的问题已引起广泛讨论，造成国有企业低效率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一个被广为关注的原因是政府要求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对国有企业进行软的预算约束，由此造成的资金来源的软约束致使国有企业无需合理安排其资金的运用，以追求其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此类预算软约束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对经济行为的不当管制和干涉，由此造成了两层预算约束的软化：政府对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和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对国有企业。笔者将对这两层预算软约束的形成原因、预算约束的软化过程、提供软的预算约束的主体的行为动机、在软的预算约束下各主体的行
2、为是否为最优选择以及此类预算软约束带来的效率损失进行详细论述和分析，并讨论此类预算软约束的弊端以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最后，提出文章的后续研究方向，希望能够对此问题有一个完整的分析和阐述。【关键词】 预算软约束；国有企业低效率；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低效率一、前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由于我国特殊的政治经济体制，有关我国国有企业的问题始终受到广泛关注。尤其是科斯等经济学家提出新古典理论框架下的企业理论以来，众多经济学者开始更加积极地探讨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问题。国有企业的存在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意义，但是这并不排除其存在需要改进的方面，造成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
3、原因主要是企业的产权不明晰，没有有效的激励机制能够促使其代理人积极地追求成本最小化以及利润最大化。而且出于诸如保护人民公有财产的动机，政府在许多方面总是表现出对国有企业的偏爱，致使国有企业受到的资金、资源等方面的约束实际上并非与其他企业相同的硬的约束，而是软的预算约束。本文将就政府对我国国有企业实行的预算软约束问题进行探讨，这个问题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是否对国有企业实行软的预算约束；第二个层次是政府对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实行预算软约束，以此来解释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愿意对国企进行软的预算约束从而减少自身利益的动机。对以上问题的分析主要采用了博弈论的分析框架和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4、前者又在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下和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等不同角度对不同层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希望整个分析过程能为关于我国预算软约束问题的讨论提供一个新的思路。下面笔者对文中将要探讨的“预算软约束”进行一个概念上的界定：若一个主体甲对另一个主体乙提供的资金、资源等要求的回报低于对其他主体的要求，则看作主体甲对乙实行了软的预算约束。二、文献综述在以往的文献中，科尔奈（Kornai）首先在其专著短缺经济学中提出预算软约束的概念，并对此做了相关阐述，随后，许多学者也提出了各自的观点。科尔奈本人对预算软约束的解释是：当出现以下五种情形之一时，企业的预算“不再事前约束企业的选择的自由”：“价格制订”、“税制是软的
5、”、“国家的无偿拨款”、“信贷制度是软的“、“软条件的外部资金”。 Kornai,Economics of ShortageM.North Holland,Amsterdam,1980.随后，按照科尔奈提出的“父爱主义”思路，庞泽（Ponzi）运用博弈论模型解释了单个银行的机会主义行为对整个银行信贷市场的影响。D.福力（Foley）以及M.海尔威格，X.费里克斯、格斯纳瑞以及泰勒尔，拉封特以及梯若尔（Laffont and Tirole，1988）也运用了博弈论的分析框架分别对分权体制和集权体制下信贷软约束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以上学者的讨论得出了集权体制下商业约定更容易遭到严重的破坏的结论，为更
6、深入地探究其原因，杜瓦特波特和马士金（M.Dewatripont and E.Maskin，1989）提出了在集权和分权体制下决定商业信贷信守程度的内生理论，他们在分析中也运用了博弈论的研究方法，讨论了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分别以“沉没成本”、“事后有效”和“事前有效”几种不同情况下导致的逆向选择，来解释不同金融体制下的预算约束情况，将中央集权体制下和金融体制所包含的信息结构与利益机构联系起来的预算软约束定义，为借款人提供了“慢的”“未完成的”投资项目的事后“再”贷款行为。此观点出自Economic Perspectives1987第一期。与这个“逆向选择”型内生化的预算软约束理论不同，杜瓦特波
7、特和梯若尔提出了一个“道德风险”型的内生化预算软约束理论模型，他们认为预算的“硬”和“软”本质上是事后有效和事先有效之间的替代。预算软约束的好处是使再贷款可以促进长期项目的完成，而预算硬约束的好处是一开始就使效益不好的企业不敢申请差的投资项目。因此，他们建立模型所得出的结论是：需要多元的投资主体或多元的监督系统以避免预算软约束现象。柏格罗夫和罗兰德以银行对投资项目的监督成本承受能力来解释预算软约束，并得出了大银行机构源于监督方面的优势而能够对于企业预算施加强硬约束的结论。此外，国内也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平新乔对预算软约束进行了一个概念上的描述，提供资金的机构使企业的支出途径越出了其收入的现值
8、所确定的限度（平新乔，1998）。樊纲也对此有所评述，国有企业作为债务人并不能对自己的债务负责，欠多少钱也不会破产（樊刚，1995）。林毅夫则从另一角度提出看法，认为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是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的主要原因。钱颖一、许成纲、钱颖一和罗兰德、李稻葵等国内经济学家分别分析了金融分权改革社会主义所有制与软约束之间的关系。具体到有金融系统参与的预算软约束的问题上，国内也有部分学者做过此类研究。钟伟、宛圆渊利用Dewartripont Maskin模型做出的结论显示，在集中性金融体系中，预算软化将引发信贷扭曲膨胀，进而引出预算软约束型金融危机的说法，并提出其防范必须从减少政策性负担、弱化政府隐
9、含担保和引入竞争性金融体系等方面入手。以此作为继以往提出的三代金融危机模型之后的对金融危机的微观阐述（钟伟，宛圆渊，2001）。此观点出自经济研究2001年第8期。陈鹏远、伍瑞凡、章欣对预算软约束下国有商业银行激励机制进行了博弈分析研究了，分别阐述了在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负担引起的预算软约束下，作为固定报酬和剩余索取权两种激励方案对作为银行代理人的基层行长的作用（陈鹏远，伍瑞凡，章欣，2005）。此观点出自金融与经济2005年第3期。从以上的综述可以看出，西方学者的分析方法较国内先进，但由于研究背景不同，因此，西方学者的研究不利于直接指导我国实际。而国内学者虽然在国有企业改革的经济环境下对预算软
10、约束问题进行了探讨，但多限于文字的阐述，当然也有一些数据的分析和检验，但缺乏有效的分析框架。本文将在第三部分中假设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威胁是不可置信威胁，然后建立一个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分析框架，并在此框架下分析政府对国有企业实行软的预算约束的动机。三、政府对国有企业实行预算软约束的动机分析（一）政府和国企的纳什均衡在分析政府的行为选择动机之初，笔者先对政府和国企间的行为选择进行一个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分析，也可作为对下文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分析的一个过渡。我国的预算软约束多见于面对不可置信承诺的国企，表现为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博弈。从计划经济走过的我国国有企业，其生存或发展或多或少地依赖政府提供贷款
11、及其他条件。但是，这种来自政府的支持或救助不是直接出现在事前契约中的，而是通常，政府先对国企经理发出威胁：若企业亏损，政府不会提供救助，即面临严重亏损的企业只能破产。面对政府的威胁。若经理相信，则会努力工作，这是一种均衡状态。但是，我国的国企经理很可能认为这是一个不可置信威胁，因为，国企的破产会给政府带来很多麻烦，比如大量的工人失业、政府减弱对某一行业的控制程度等等，而其实政府救助国企的途径很多，如直接补贴或让银行增加对企业的贷款、延长企业贷款时间等，这些途径对政府官员本身并没有明显的利益冲突，因此，国企经理有理由相信政府的威胁是不可置信威胁，从而并不努力工作。此时，国企的经理面临的可供选择的
12、行动集合（action set）是努力工作，不努力工作，而政府的行动集合是提供救助，不提供救助。这个博弈有两个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即政府不提供救助，企业经理努力工作和政府提供救助，企业经理不努力工作，而且，政府还会考虑针对这种状况做出承诺行动（committment），以使自己的威胁战略变成可置信的行动。比如将企业改制为股份制企业，并使经理持有一部分股份，在企业盈利时经理可以获得更多收益，但当企业亏损时经理也需要用自己的家产抵补损失。但是，正如上文的分析，政府还有其他诸多顾忌，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政府的威胁是不可置信的，国企经理当然可以意识到这一点，因此，这个博弈中唯
13、一的精炼纳什均衡是政府提供救助，企业经理不努力工作。文中不可置信承诺与不可置信威胁是同义的。（二）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的建立在上文中提出的各参与者的行动集合中，假定国有企业认为政府有两种可能的类型：强政府或若政府。强政府从来不偏爱国有企业，弱政府可能偏爱国有企业，但通过假装强政府，可以建立一个不偏爱国有企业的声誉，一则不使国企在行动决策前有所依赖，二则避免来自公众的舆论压力。国有企业不知道政府的类型，但可以通过观察自身的贷款条件（如是否可以延期偿还贷款或延期偿还贷款是否多加利息等）来推断政府的类型。一旦企业得到了相对优惠的贷款条件，企业就认为政府是弱政府，在理性预期下，政府在随后阶段的承诺不
14、能带来任何可置信的效果，不能激励经理改善经营。假定政府的单阶段效用函数是： （1） 这里是政府实际救助或支持国有企业的资金占企业成本的比率，是企业预期政府救助或支持的合理比率（市场机制下为0）；b是政府的类型：b=0代表强政府，b=1代表弱政府。假定b=0的先验概率是，b=1点先验概率是，即当期（t=0）企业认为政府是强政府的概率是，弱政府的概率是。通过解一阶条件可得，在单阶段博弈中，弱政府的最优支持比率是，效用水平是。即在单阶段博弈中，政府为弱政府时能获得最大效用。假定博弈重复T阶段，令为 t阶段若政府选择零救助的概率，即假装强政府的概率，为企业认为弱政府选择零救助的概率。在均衡条件下，=。
15、若在t阶段没有观测到政府救助行为，根据贝叶斯法则，企业在t+1阶段认为政府是强政府的后验概率是： （2）其中是t阶段政府是强政府的概率，1是强政府不偏爱国企的概率。即若政府不偏爱国企，企业认为政府是强政府的概率向上调整。若1,严格不等式成立；若=1，等式成立。若政府偏爱了国企， （3）即若观测到政府扶助，企业就知道政府是弱政府。（三）两阶段模型的解若考虑两个阶段：T-1和T。在T阶段，即最后阶段，建立零救助的声誉已经无意义，弱政府的最优选择是=b=1，企业的救助预期为，弱政府的效用水平是： （4）由于，弱政府的效用是声誉的增函数，这是弱政府有积极性建立强声誉的原因所在。在T-1阶段，假定弱政府在之前没有有偏爱国企的行为，企业的救助预期是： （5）其中1是弱政府的最优救助概率，是弱政府的概率，是企业认为若政府选择救助的概率。令为政府的贴现因子，为简化模型，这里考虑纯战略，即，1的情况。若弱政府在T=1选择偏爱国企（，即），那么。给定国企的救助预期，弱政府的总效用为： （6）若弱政府在T-1选择不救助国企，则弱政府的总效用为：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