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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将如何影响经济增长？ 刘永平 陆铭* 刘永平，福州大学管理学院（350001），电话：13559457984，E-mail：。陆铭，复旦大学经济系，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200433），电话：021-55665303，E-mail：。本文在复旦大学和第六届中国经济学年会（武汉，2006年12月）报告过，同时得到了袁志刚教授、Zhang Jie教授、张军教授、张俊森教授、封进副教授、陈钊副教授、陈勇、易君健等有益的评论，在此特表示感谢。另外亦感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07BJL051）的资助，本文同时也是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B1
2、01）和复旦大学“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创新基地建设的研究成果。感谢匿名审稿老师对文章所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文中可能的不足之处仍由作者负责。摘 要：本文在代际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家庭养儿防老和死亡遗赠的机制，探讨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与家庭的储蓄、教育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我们发现，在家庭养老经济下，（1）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具体取决于老年抚养比、资本产出弹性、少儿抚养比以及维持后代生存的必需照顾时间等参数设定。（2）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家庭储蓄率与少儿抚养比无关，但少儿抚养率同家庭教育投资率成反比。另外，根据现实可行的参数，数值模拟表明，在当前人口预期寿命既定情况下，计划生育政
3、策的放松将导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在老龄化加强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将随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进一步下降。总之，我们发现，在当前的家庭养老经济下，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将不利于经济的增长，为了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当前的中国应该继续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关键词：家庭养老、老龄化、储蓄、教育、经济增长一、导言这篇论文研究计划生育政策如何影响家庭的储蓄、教育和经济增长。我们发现，在将孩子视为家庭养老“投资品”的情况下，当前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将减少孩子的人均教育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从而不利于经济的增长。Li and Zhang (2005)运用改革开放以后的省级面板资料所获得的证据也发现，人口增长不利于经济增长。理论和实
4、证研究的结果共同说明，为了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当前的中国应该继续坚持以低生育率为目标的计划生育政策。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实施，在短短3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史无前例地实现了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人口转变模式（邬沧萍等，2003）。同时，与人口转变相伴生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据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年龄结构的预测，在2010年左右，中国将进入老龄化国家行列。预计到2040年，总抚养率将达到63%左右，从老年抚养率上看，每100个生产者将负担35个老年人，比2000年上升3.5倍（鲍思顿等，2005）。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人
5、口的预期寿命也得到了延长。据统计，自从7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的人均预期寿命有了很大的提高，就女性而言，人均预期寿命从66岁上升到了75岁，而对于男性，人均预期寿命则从 61提高到了71岁（Banister和Zhang，2004）。这不仅在客观上加大了年轻一代的养老负担，也极大深化了中国人口的老龄化程度。也日趋严重。面对咄咄逼人的老龄化问题，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引发老龄化的“始作俑者”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一部分学者认为，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动态的，在改革前，我们的经济处于马尔萨斯“均衡陷阱”状态（蔡昉，2001），因此实行人口控制政策有助于经济的增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生育控制政策对生育率的影
6、响已趋于下降，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生育率的影响则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换句话说，人口生育率具有内生化倾向（例如，都阳，2004，2005；赵进文，2004；杨涛，2000）。而邹至庄（2005）更为具体并进一步提出了三点应该放松计划生育政策的理由。一，从历史资料上看，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前，中国已经开始了人口转变的进程，因此引起人口生育率下降更重要因素是经济力量而非政府政策的作用。二，放松独生子女政策所导致的更高的出生率不会降低实际GDP的增长率。他认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GDP的平均增长率大约为9.5%，以1998年为例，一方面表明，1998年的高增长率足以吸收同年低于1%的人口增长率，另一
7、方面，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证实人口政策可以影响经济的自然增长率达0.5%以上。因此，他认为，从经济角度上讲，并不需要这个人口生育控制政策，它对人均GDP增长率的影响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计（邹至庄，2005，第201页）。三，独生子女生育政策的执行将导致许多的负面效应。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来源于人口，因而生育政策的控制将减少人力资本总量。另外，独生子女生育政策亦将引起人口的老龄化，这将加重家庭的养老负担，从而进一步削弱对后代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力，进而不利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从现实角度出发，一方面为了延长“人口红利” 所谓“人口红利”指的是，在人口转变的一段期间
8、里，未成年人和老年人占总人口比较低，这种总人口“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结构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较轻，从而导致储蓄和投资增长，人力资本投资增加，进而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利用时间，另一方面为了缓解将来的老龄化程度，减少“人口负债”，应放松人口控制政策（如蔡昉，2001，2004；于学军，2003；陈友华，2005；等）。但与上述学者们意见相反的是，另一部分学者从人口学角度出发，认为人口老龄化是生育率下降的必然结果，放宽计划生育政策以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纯属“远水解不了近渴”，只会增加当代负担并造成人口规模的放大，而这会导致资源的衰竭，从而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他们主张继续维持既有计划
9、生育政策（如姜向群，1996；蒋正华等，2003；邬沧萍等，2004；等）。此外，争论的双方都提到了人口年龄结构（尤其是老年负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由于双方都视少儿支出和老年支出为消费的性质，因此形成了一种成见，即生育率下降将导致少儿支出的减少，这种支出的减少有助于改善老年养老的支付能力（蔡昉，2001；姜向群，1996等），换句话说，少儿抚养和老年抚养是一个“零和加总”，具有此长彼消的性质。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既有的有关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讨论中，都没有将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教育作为一个内生的变量来加以考虑，因而难以全面而正确地把握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几种并行的机制
10、。在邹至庄（2005）提出的三点反对计划生育政策的理由中，第一点并不重要，如果经济因素真地已经让中国家庭的生育意愿数量降到一个孩子的程度，那么，保持一个实际已经不起作用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就无所谓了。但实际上，我们在后文中将说明，认为中国家庭自愿地生一个孩子并不符合现实。对于第二、三两点，关键在于邹至庄没有将教育作为一个在中国家庭养老背景下由父母内生决定的变量来加以考虑，而本文在考虑了这一点后将说明，恰恰是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在城市化进程下，随着人口出生率的逐渐降低，这促进了中国的人力资本积累（这反驳了邹至庄的第三个观点），从而获得经济的高速增长（这反驳了邹至庄的第二个观点）。总之，既有的争论
11、引发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我们应当怎样理解中国家庭中后代的作用？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后代的教育投资？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家庭的传统观念中，孩子不仅仅是能够直接给父母带来幸福感的“耐用的消费品”，更重要的是，孩子还是父母养老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郭志刚等，1998；Zimmer and Kwong，2003）。明确这一点，对消解计划生育政策争论的分歧有着关键的作用。本文基于后代具有家庭养儿防老功能这一假设出发，重点研究了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这里，我们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应走向何处？在当前的老龄化逐渐增强的情况下，中国是否该放松其计划生育管制？本文在代际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家庭
12、养儿防老机制，在人口生育数量为外生的情况下，构建了一个家庭养老、储蓄、消费和教育投资权衡的理论框架，用来分析家庭的生育决策、教育投资决策和经济增长是如何被同时决定的。借助于该模型，我们讨论了在中国特定的经济结构下（包括家庭养儿防老的机制以及人口控制政策），计划生育政策放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发现，在当前的中国，放松计划生育政策虽然将增加人口数量，并有利于缓解老龄化趋势，但也将减少孩子的人均教育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经济增长最终受到的影响与这两个作用方向相反的效应的相对强弱有关。数值模拟的结果显示，在当前中国经济所具有的参数下，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将不利于经济的增长。文章的结构分为六节，第二节是相关
13、文献及评论；第三节为模型设定；第四节是模型分析，在该节，我们讨论了在计划生育政策放松的情况下，家庭消费、储蓄、教育投资以及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五节是数值模拟，在该节，我们具体估算了在当前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际状态下，老年寿命预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以及在老年寿命预期增加的情况下，计划生育政策放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第六节为结论和相关政策含义。二、文献回顾如果要考查计划生育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正确地理解孩子在家庭中的作用是关键，而这一点往往是既有的争论中被忽视的。也正为此，我们将从以下两个方面总结既有的文献，一是子代的消费品属性和投资品属性，二是子代的数量和质量权衡。 （一）子代的
14、消费品属性和投资品属性正如前面我们所指出的，要正确理解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储蓄、投资乃至经济增长的作用，我们就必须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应该如何看待家庭中的后代的作用？子代对于家庭而言是作为耐用消费品出现的，还是作为父母的养老保障资源？这是理解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核心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审视，最早的理论论述可以追溯到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马尔萨斯认为，家庭中后代不仅仅是食物的索取者，因其达到一定年龄后能为家庭带来收入，因而后代的生育决策对于家庭而言具有资本品投资的动机，在假定人口生产具有固定的边际成本的条件下，预期将来家庭收入的增加将导致人口生育率的提高（Ehrlich等，1997），可见，
15、马尔萨斯认为，子代具有消费的性质，也具有投资品的特征。 在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上，新古典理论继承了马尔萨斯的关于人口为消费品的核心假定，即认为人口的增加必然导致资源人均占有量的下降。但它忽略了人口增长的微观基础。Becker(1960，1973)对于人口增长率的内生决定机制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认为，对于父母而言，婴儿及其数量是作为一种耐用消费品出现的，其消费的代价体现为父母投入的教育资源和照顾时间，因此父母必须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进行消费和生育决策的权衡以使自身效用最大化。但他并没有处理代际的问题，同时也无法揭示家庭的生育决策与诸多重要的宏观变量（如储蓄、工资率、利率、资本积累等）之间的相互关系（E
16、hrlich等，1997）。后来，Becker and Barro（1988）重构了生育率的经济理论，但由于该模型只假设了人口的幼年和成年两个阶段，而没有人口的老年阶段，因而亦无从讨论人口结构老龄化带来的影响。自从Lucas（1988）的开创性论文发表以来，人们认识到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后，大量研究发展经济的文献都集中于讨论内生的人口转变、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例如Becker, Murphy and Tamura（1990），Galor and Weil（1996）等。关于对后代进行教育投资以使其获得更高的人力资本的动机以及相关的内生人口转变机制，文献大致采取了两类假设。一类是利他动机，该假设视子代为耐用的消费品，并不能为父代带来收入，例如Becker等（1990）。该文指出，人力资本是体现在每一个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因此，对于每个劳动者而言，人力资本回报同其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是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