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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罪己诏到官员道歉也许，这是时代的进步。近年来，政府官员因重、特大责任事故而公开道歉的新闻，表示自责和道歉，不时见诸报端。也许，这是因为进入了风险社会，官员们因为失职、失误而道歉的事情将会越来越多。某地官员因为自己决策导致了经济利益的损失，他道歉了；某某官员没能尽到行政责任，使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他道歉了；或者因为官员的失职而造成了重大的意外事故，他道歉了，甚至是因为官员没能很好履行职务，没能实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也主动道歉了 对此类官员道歉现象的看法，大多会认为，这是官员以民为本、建设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的一个表现，能够就事“认错”，愧对社会大众，让官员们俯下身段向社会、民众鞠躬道歉认
2、错，本身也是官员解放思想、民本意识的真实的表现。令人担忧的是，如果政府官员公开道歉之后就没了下文，道歉成为“交学费”的良心发现，则极有可能把这种道歉方式扭曲或转化为一种例行公事的客套，成为“口惠而实不至”。一方面接二连三地道歉，高喊“要对百姓的生命负责”，“把坏事变成好事”；一方面却只有道德面具、空有口号和文件而缺乏整改措施，或者有措施却无法落实，从而使这种“道歉”现象，道出了中国权力传统的深层问题。“罪己诏现象”的冒头表面上看，官员们虽然爱面子，不随意表示道歉，但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非常深层的道歉文化，官员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之中却是道德的符号与象征，这种政治文化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要官员们活得有道
3、德要求，行为要符合道德标准。言行与道德不符合了，道歉就成为很自然的事情。这种文化传统，源自于汉朝天子皇帝的“罪己诏”。当汉代大儒董仲舒要神化天子权力之际，他同时也预言了统治者因失德、失道而遭天厌弃的可能性，并且按照他的天人感应论，他建构了著名的“天谴论”。这种天谴论认定：“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天子如果出现了失道、失德的现象，可以依据天意进行悔改，首先表示其悔改之心。具体做法就是给天子昭告“罪己诏”。如果再不悔改，其朝廷权力及其统治就会彻底结束，天命就会转移，天子会遭天厌、被抛弃。这就是隐藏在中国文化传统深处的道歉文化。但
4、是，这种道歉文化，没有固定的道歉对象，只有天子皇帝自己的道歉动机；没有具体的责任意识，只有非常高端的伦理动机，让你感动，最后则是让你敬畏不已。因为，这种罪己诏道歉方式，等同于一种道德感召，最后是给人一种很高的价值期待，构成一种意图伦理。无论现实的状况如何，社会的灾害如何，只要你道歉了，只要你源自天命感召的道德动机还在，人间社会的任何灾难便会变无足轻重；一旦帝王的道德意图得以呈现，一切都会变好，坏事就能变成好事。在中国传统中，这种天朝天子及其道德魅力的神圣，曾经被汉代的董仲舒表述为一套“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君权神化”的学说。在这种学说之中，一个王朝的统治就成为了天子天命的人格化象征，“唯
5、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所以，要老老实实地服从天子皇帝的领导，向他输诚纳贡，听从他的一切言行，包括对自己错误言行的解释道歉。因为，罪己诏这样的道歉，是能够感动天地鬼神的，何况人间百姓。为什么只有“意图伦理”天子皇帝的罪己诏，以己为罪，那时以自己的道德致歉及其诚意来感召天下子民的方式，表白的是道德言行的过失，展现的是自己道德神化的自我修复能力，依旧还有自己的道德意识，依靠这种道德意识的自我发现，还能够进行所谓的道德致歉。至于这种道德致歉、自我批评的效果如何，也只有依靠道歉主体的自我言行而已。如果天子皇帝本人不愿意痛下罪己诏的话，其他人是无法要求这种道歉于天下的形式的。董仲舒曾经就是因为这
6、点，差点没让汉武帝给杀了头。在天子朝廷被一再神化的同时，承担这种神圣性的个人或国家同时也被赋予了相当的神圣性，并且延伸为现实生活中的道德性。在这种文化信仰的深刻影响或历史制约之下，个人的道德忏悔尤其是那种代表了国家、地方权力的个人，他们的道歉、忏悔，以及接受、认可这种道歉、忏悔方式的无数社会大众，无疑也深受这种信仰方式的影响。于是，对于这种神圣化的权力代理人来说，我们最多只能期待他们的良心发现，感动于自己的神圣性，方才能够自觉履行责任。正是在这种社会政治文化氛围中，经过长期理论能量聚集的儒家伦理政治思想家们，阐释了一套伦理政治的责任追究方式意图伦理。自古以来中国的政治文化，所谓以民为本，实际上
7、即是家国一体，官为父母之官，民为天命子民，天子为子民做主，所以才构成了以道德为基础的伦理政治，道德问题直接就是政治问题，故而使罪己诏形式的道歉意识变得非常重要。然而，这种以己为罪的道歉方式，总类似于父母给孩子那样的赔礼道歉，总是要强调自己的道德动机是好的，要表白自己的意图是良好的等等，久而久之，这种道德动机就成为了一种社会习惯：天底下哪有父母不为自己儿女好的？哪里有自己儿女嫌弃自己父母的？一个罪己诏、一声道歉，似乎什么都能够了结了。官员道歉文化能够培育与升华吗罪己诏的文化特点，构成了深厚的道德神圣及其权力合法性传统，只有那么一位特殊的神圣人物，才能痛下罪己诏的。这一方面构成了对其道德神圣性的高
8、度强调，一方面也形成了对人不对事的问责习惯。只要是这个人，即便是招致一些麻烦，那也不会是什么坏的事情，他总会有一个神圣化的道德意图。按照天命及其实践的原理，哪有天命禀赋之天下父母官，会去祸害自己子民的道理呢？最后，使用意图伦理，压倒了责任伦理。正是因为这种文化背景，当下的政府官员一旦开始向老百姓公开道歉，这在过去，老百姓心目中是不敢想象的。“官本位”意识，罪己诏的传统，为官者道个歉容易吗？说几句道歉话方便，但没了面子，事情就大了。因为在他们看来，对人不对事，那只会影响到自己的道德威信，甚至可能影响自己的仕途。因此，社会公众只能在媒体上眼看外国官员鞠躬谢罪，却无法目睹本地政府官员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9、。虽然按照现代政治学理论，官员与公众之间能够构成一种权利与义务非常明晰的界限，官员依照公众的委托，为大众服务；如果官员的工作，不能令大众满意，那么，官员就必须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并就自己的失职而向大众说明情况，并公开道歉，请求谅解。“事没办好，道个歉，天经地义。”但是，这仅仅是道义层面上的事情。尽管现在的道歉方式不一而足、多种多样，有书面道歉、口头道歉、登门道歉、会场上道歉、媒体上道歉等等方式，而随着网络的普及，通过网络、微博道歉的日益增多，但局限于道德层面的道歉意义，则难以充分彰显执政理念的进步和执政水平的提升，以及当代政治伦理的要求，特别是能够体现目前提倡的“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的观念。因此，应当把道德层面的道歉与法律层面的问责制度予以有机的结合，才能提升目前似乎已经流行的官员道歉文化。尤其是要严格防止以伦理层面的道歉方式，实施其“洗责”与“洗钱”的固有伎俩。这就亟须把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整合起来。不仅需要道义层面的道歉，还需要道歉者敢于担当相关的法律责任。这样才会把源自于传统罪己诏的道歉文化，重新建构为当代执政者的问责制度。只有将道歉文化的意图共识建构为问责制度，执政者的言行才能进一步符合法律规范，走出像罪己诏那样的良心发现及其传统形式的价值期待。因此，当代流行官员道歉，只是制度建设的起点，而不是公共问责的终点。程新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