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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安庆文化之“桐城派”,名人及作品,师承,桐城派,又称桐城文派、桐城古文派，因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魁、姚鼐均系安庆桐城（含今枞阳县）人，故名。桐城派前后绵延两百多年，几与清代相始终，应者从云，是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也是我国文学史上历时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文派。桐城文派源远流长，上溯到明末清初桐城人方以智、钱澄之、戴名世，在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初步体现桐城文派的某些特征，可认作桐城文派的前驱。桐城派文论体系和古文运动的形成，始于方苞，经刘大魁、姚鼐而发展成为一个声势显赫的文学流派。方、刘、姚被尊为“桐城派三祖”。,由来,文论主张,桐城派散文理论，早期受影响于
2、方以智、钱澄之，滥觞于戴名世，正式提出的则是方苞，后经刘大櫆补充，至姚鼐发展而形成。 “义法”说：方苞专治古文，首倡“义法”说，主张“言有物”、“言有序”。其关于“义法”的完整议论见于又书货殖传后：“春秋之制义法，启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经而法纬之，然 后为成体之文。”方苞借谈史记论“义法”，涵义明确。“义”即思想内容，指宋儒义理，也就是纲常之理。 “法”指文章的艺术形式，即文章的作法。“言有物，即要求文章有充实的、可以致用的理学内容；“言有序”即要求文章剪裁得体，结构严谨，语言雅洁，趋于规范化。,“神气”说,刘大櫆在“义法”说基础上
3、，突破 “因文以见道”的框条，在并不完全依附于道的散文艺术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曹子桓、苏子由论文以气为主，是矣。然气随神传，神浑则气灏，神远则气逸，神伟则气高，神变则气奇，神深则气静，故神为气之主。”“神”即精神，是作者心胸气质在文章中的表现。“义”偏于思想,“神”偏于感情，更富个性，“气”指洋溢于文章中的气势，“气”决定于“神”，“神”“气”统一，形成文章的艺术境界，或雄伟、或飘逸、或静穆、或深沉。并提出了神气见于音节，音节见于字句，或字句见于音节，进而求神气的途径。,“义理、考据、辞章”说,姚鼐提出 “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和“以能兼长者为贵”的主张。他在
4、述庵文钞序中说：“余尝谓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 “夫古人之文，岂第文焉而已。明道义、维风俗以昭世者，君子之志；而辞足以尽其志者，君子之文也。”其意与方苞相同，但在“义法”之外加上考证，则可更好地防止空言义理，使理有所凭，文章内容更加坚实，可收“既物以明理”之功。 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的主张，对当时宋儒、汉学两派的对立有所缓和，有利于扩大古文家的门户，对桐城派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作家集团起了很大的作用。,“阳刚、阴柔”说,姚鼐对“义法”与“神气”说的重要发展，表现在他注意并阐发了古文作为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
5、。融合方苞“义法”说与刘大櫆的“神气”说，提出了“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相统一的观点。他在古文辞类纂序中说：“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 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而遗其粗者。”,兴盛与衰落,辞赋大师潘承祥先生评价道：“桐城古文运动，是唐宋古文运动的继续、发展、终结。”,初创时期,明中叶以后，桐城学术兴起，士人多结社讲学，“能振笔为古文者，代有传人”。明末清初，方以智、钱澄之等人致力于古文振兴，开桐城派先河。方以智的文章薪火，推崇
6、左传、国语、庄子、史记为文章嫡传，反映了当时桐城学者的主要倾向。戴名世是桐城派孕育过程的继往开来者，他以时文和古文创作名重于世，并针对明末故作艰深、虚矫的文风，提出了“言有物”、“修辞立其诚”的见解，主张为文道法辞兼备，精气神合一，实为桐城派义法理论的先驱。 清王朝入关后，为巩固其统治地位而尊崇儒家理学，宣扬“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借此提出 “义法”主张。及至从南山集案中解脱后，“义法”说得到进一步明确和完备，雍正十一年，方苞任翰林院侍讲学士，替和硕果亲王编成古文约选，便为“义法”说提供了一部示范书。乾隆之初，又“诏颁各学官”，成为官方的古文教材。方苞所倡导“义法
7、”的“序例”，也就具备了钦颁的权威性。自此，“义法”之说，受到士林的普遍重视。 刘大櫆文学活动，主要在乾隆时期。他在继承方苞“义法”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神气”说。其弟子以桐城姚鼐、王灼，歙县吴定、程晋芳，常州钱鲁斯等最为著名。诸弟子中，姚鼐学宗方、刘，由欧王入左史，其文纡徐卓荦，风格雅洁醇正，为桐城古文正传。,兴盛时期（乾隆年间至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 ）,姚鼐是桐城派集大成人物。乾隆四十二，他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正式亮出了桐城派的旗号。此文中，他引用吏部主事程晋芳、编修周永年所云：“为文者有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治古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
8、其出于桐城乎?”此文还阐述了方苞、刘大櫆以及姚鼐之间的理论继承关系，揭示桐城古文形成派系的端绪。此后桐城派之名遂显于世。 桐城派至姚鼐，文章风气始遍及全国，形成所谓“家家桐城”、“人人方姚”的局面。姚氏门下以上元梅曾亮、管同和桐城方东树、姚莹影响较大，世称“姚门四杰”。,末流时期（鸦片战争后至 “五四”运动时期 ）,这一时期，桐城派的威望和影响虽不及乾、嘉时期，但流行区域广，人数多。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补遗载桐城派作家1200余人(内女士2人，日本人2人)，其中多数为桐城派末流作家。 鸦片战争后，中国已由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变。 “文章与世变相因”。遵循封建道统、文统的桐城派，面临着
9、“世变”的挑战。梅曾亮、方东树固守阵地，不遗余力，但桐城派的壁垒仍然开始动摇。,桐城中兴（曾国藩与湘乡派）,湘乡曾国藩出来重振桐城派旗鼓，以其政治上的实力和才干，网罗了一批桐城派文人，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见解，将古文运动继续推向前进。曾氏自称私淑姚鼐，论文于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强调“经济致用”，文体为之一变，以刚毅雄辩见长，世称：“湘乡派”，实为桐城派的变体。曾国藩弟子以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遵义黎庶昌、无锡薛福成名重一时，有“曾门四大弟子”之称。张、吴立教燕、冀，弟子多达数百人。 不在弟子之列而膺服于桐城派的有侯官严复、林纾、陈衍、吴宗祺等，时称“侯官派”，实为桐城派末期又一支流。 继曾国藩
10、“四大弟子”之后，马其昶声誉最高，有桐城派“殿军”之称。,“五四谬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尖锐复杂，坚持程、朱道统的桐城派已远远落后于时代潮流。兼之末流作家拘泥桐城“义法”，索之一字一句，抱残守缺，以为格律，有悖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以致于逐渐消沉衰亡。 但大多数桐城派作家都能坚持爱国主义立场，他们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思想在政治活动和创作活动中都有所反映。方东树的病榻罪言、梅曾亮的与陆立夫书、王拯的王刚节公家传跋尾、鲁一同的关忠节公家传等文章抒发爱国情怀，或表现悲壮之志。姚莹还身体力行，在台湾兵备道任上坚持抗英，且屡战屡胜；薛福成主张振兴工商经济，吴汝纶力倡创办新学，林纾、严复大量翻译西方名著，以求社会改良，也都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色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深远影响,桐城派的影响首先是精神上的，基本上是一个并不急功近利而又倾心于散文创作和散文理论研究的职业文人群体；它的理论建树、创作实践都带有对古代散文全面总结的性质，可视为古代散文向现代散文过渡的中介。 当代桐城文学仍然生机蓬勃，尤其以潘承祥先生创立的中国桐城赋派为代表。桐城赋派的作家群，站在桐城丰厚的文化积累上，透过文化地域政治这些表层的东西，以桐城赋的新形式，创造了桐城文化的又一个活跃蓬勃的时期。,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