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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腐败问题 资料搜集: 马玉荃、何大伟 曾栋鸿、蒋东伟 编辑、主讲：马玉荃 PPT制作：曾栋鸿、蒋东伟,进入转型期以来，中国的腐败状况在不断的恶化，不仅造成了巨额经济损失，构成了对政府合法性的严重挑战，也形成了严重的社会污染，使得腐败逐渐成为一种社会病。多项社会调查表明，腐败已经成为中国民众最为关心的议题之一。下面是我们对腐败问题的一点探讨,一、近二十年来腐败趋势,2 . 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成为腐败的高发期,只是加大打击腐败的力度，而没有同时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并不能有效地达到减少腐败行为的目的!,3 . 80年代国家部委的腐败现象比 较严重，90年代沿海地区成为腐败高发带,在1992
2、年之前，国家部委的腐败要案所占比重较高；90年代初期有所减少，但90年代中期开始又有显著增加。 从地域分布来看，改革开放之后，沿海地区高官腐败的发案率稍高于内陆地区，但平均案值明显高于内陆地区。,4 .腐败窝案、串案在增多,原泰安中共市委书记胡建学(正厅级)因受贿61万元被判死缓，此案涉及原泰安市委副书记、市委秘书长、副市长、公安局长6人 2000年侦破的“慕马案”，涉及副省级干部1名，副厅级4名，正处级11名，县处级7名 成克杰受到查处之后，广西一大批从玉林地区走出来的干部都腐败“东窗事发”，仅省部级就有徐炳松、李恩潮两人受到查处,5 .进入90年代，腐败潜伏期在变长,1992年以后高官腐败
3、案发案时间大都在90年代初期。 高官腐败案从被发现到宣布查处结果(包括宣判结果)的时间跨度来看,6、高官腐败主要是通过案件牵连而被揭露,90年代后期发现的一些案例，简直达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知情者应该很多，但没有人敢于捅这些马蜂窝，造成了少数腐败分子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后果，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对于腐败案件“一查到底”的决心，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对腐败分子有相当高的震撼力。,7 .受贿已经成为高官腐败的主要罪名,1980-1988年受贿案3起.占37.5%，案值都很少，其中一起是收受西服、收录机等物品 1989-1992年涉及受贿罪4起，占44.4% 93年之后受贿罪3
4、7起，占78.7%。 此外，犯有贪污罪占12.8%；挪用罪占6.4%；犯有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占4.3%,8.腐败案件数量与涉案金额的变动,19801988年是第一个腐败周期 1980年19月检察机关立案数量4400件 1982年19月32605件 1996年达到高峰49557件 涉案金额从1984年的0.9亿迅速上升到1986年的8亿元 此后该走势开始下降，至1988年第一个周期结束。 19881992年是第二个腐败周期 检察机关立案数量和大案要案数量全线上扬 1989年分别达58926件和13057件，涉案金额在1990年达8.1亿元 其后，腐败趋势得到遏制，于1992年降至低位。 1992
5、1998年是第三个腐败周期。 1992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由此起步，上述三个指标逐年上升，分别于1996年和1997年达到历史顶峰145497件、48066件和67.8亿元。1997年后，三大指标出现迅速下降的态势。 19982002年是第四个腐败周期。1998年后，腐败仍然在滋生蔓延，但其势头受到扼制，波动幅度明显减小。,9.腐败案件涉案人数的变动,19881992年为一个腐败周期 1988年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人数为10356人，法院判刑的腐败分子人数为9832人 1991年检察机关公诉人数增加到24176人，法院判刑人数增加到20670人 1992年，公诉人数下降为18536人，出现衰退
6、。 19921998年为下一个腐败周期 检察机关公诉人数于1994年达到新高点39802人 经过短暂下降之后迅速反弹，在1997年攀升到顶峰96349人。法院判刑的腐败案件人数在1996年创出新高65424人随后，其趋势开始下降。 19982002年为新一个腐败周期。 全国法院判刑的腐败案件人数从1998年的15670人起步，逐年增加到2001年的20120人，此后开始向下减少到2002年的13839人。,10.涉案县处级以上官员人数的变动,19881993年为一个腐败周期 1988年检察机关查办的县处级以上人员194人 1990年跃升为1188人 1992年达到1488人的高峰 1993年回
7、落到1037人。 法院判刑的县处级以上人员比较少见，甚至有逐年减少的趋势 19931998年为一个腐败周期 1996年达2699人 1997年达2577人 1998年下降为1820人 法院判刑的县处级以上人员也从1993年的低谷迅速攀升，除1996年之外，每年迭创新高，1998年达491人 可以明显地看出法院判刑人数的变化在时间上滞后于检察院2年之久。 19982002年为一个腐败周期 1998年的小幅回落之后，检察机关查办的县处级以上人员数目重新上升 2002年创出历史最高3269人 法院判刑的县处级以上人员数目则自1998年的高点持续下降到2000年的阶段性低位405人，其后重拾升势，同样
8、于2002年出现历史最高点819人。,11 .中国腐败现状的主观测量,1998年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贿赂和腐败指数中，中国得分3.53，在59个样本国家中排名第31位，居于中下游。 1999年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公布的贿赂和回扣指数中，中国得分2.222，在47个样本国家中排名第37位，处于末尾。 2000年世界银行公布的腐败控制指数 中，中国得分0.289，在151个样本国家中排名第82位，也是中下游。 在透明国际的腐败感觉指数中，中国得分波动较大，从90年代前的5.13、4.73直降到1995年的2.16、1996年的2.43，并分别处于样本国家中的倒数第二位和倒数第五位，说明中国清廉状况迅速恶
9、化。 1997年后，中国得分大致稳定在3左右，在各国中处于中等偏下的位置。,12 .家人涉入腐败现象增多,研究发现，配偶(一般是妻子)、儿女在高官腐败案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有的时候，家人的贪婪助长了官员的腐败行为，使得他们加快暴敛财富的速度 而有的时候，政府官员自己并不出面，而由家人通过办公司的方式把黑钱洗白。,13 .相当一部分腐败高官有生活作风问题,“生活作风问题”往往成为 官员跨出腐败的第一步,二、腐败现状的测量及危害,1 腐败现状的测量方法,由于腐败活动具有隐秘性，直接测量腐败是相当困难的。目前主要有客观测量法和主观测量法。所谓客观测量法，是通过统计分析各种被曝光和查处的腐败案件情
10、况来揭示腐败的总体状况，包括腐败行为主体的层级分布和数量分布、腐败案件发案数量及其所造成的损失。客观测量法是一种间接的方式，有着很大局限性。因为在现实中被曝光和查处的腐败案件只是实际所发生的腐败的“冰山一角”，只占腐败实际数量的一部分，它只能反映社会反腐败的努力程度，而不能准确说明腐败的实际程度。 主观测量法，是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访谈、材料分析等方式了解不同人群对腐败现状的主观评价，以此为基础建立评估腐败状况的指标体系。从主观感觉的角度对腐败进行定量研究是一个权宜之计，但有时候主观的感觉可能比客观情况更为重要。例如，对一个国家腐败的感觉程度越高，外国投资者在该国进行投资的可能性就越低，而公众对
11、政府施加的反腐败舆论压力和政治压力也就越大,2、中国腐败后果的估算,准确估算出腐败所造成的各种后果，是一件既非常重要又非常困难的任务。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尝试性地估算中国腐败引起的经济损失。,1）.根据官方公布的腐败案件来计算腐败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在2003年3月召开的第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称，19982003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207103件。其中，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大案5541件，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干部12830人。查办危害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私分国有资产犯罪的国有企业人员843
12、95人。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220多亿元。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则称，1998年至2002年全国法院依法严惩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共判处犯罪分子83308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公务人员2662人。,2）.引入腐败黑数和破案率来估算腐败的经济损失,显然，由于腐败活动具有隐秘性，并不是所有的腐败都能够被发现和查处，上述官方揭露出来的腐败案件，只是中国日益猖獗的腐败现实中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卡内基梅隆基金会的裴敏欣认为，1999年中国腐败的总经济成本为3430亿元，占GDP 的4.79%.而胡鞍钢教授认为，在90年代后半期，我国各类税收流失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
13、败、寻租性腐败等四种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12570亿元之间，占当年GDP 总量的13.2%16.8%.,3）.根据经济转型过程中各类租金的规模来估算腐败的规模和损失,1987年我国商品、资金和外汇的双轨差价高达2000亿元以上，约占整个国民收入的20% 万安培认为，1992年我国因商品差价带来的价差租金不少于766.6亿元 因银行贷款利差带来的利差租金达1983亿元，因汇率差而形成的租金为1157.1亿元，其他租金2437亿元，当年各种租金总额合计6000多亿元,贪污腐化的主要类型,对中国这种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而言，寻租活动与腐败有着错综复杂的
14、联系，通过寻租而进行的贿赂型腐败是一种最为主要的腐败类型。所以，很多学者运用寻租理论对各类租金进行了估算，并将之等同于腐败所引起的经济损失。但我们认为，租金的存在只是说明了寻租的潜在收益和腐败的潜在诱因大小，它并不意味着必然会发生寻租和腐败行为；腐败的形式也不仅仅限于寻租，还包括直接贪污、侵占、挪用公款等。所以，不能简单地将租金直接视为腐败的经济损失,“贪财好色”型刘方仁,【终极官阶】贵州省委原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案件追踪】中共贵州省第九届委员会原委员刘方仁利用职务之便，为贵州省军电建设集团公司总经理刘及其子谋取利益，受贿149万元；长期与有夫之妇、某星级酒店理发员郑某某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
15、；收受私营企业主陈林贿赂人民币12万元、美元1.99万元。【处理结果】2003年4月22日，中共贵州省委常务委员会决定开除刘方仁党籍。,姓名：刘方仁性别：男出生年月：1936年职务：原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党政纪处分:开除党籍触犯罪名：受贿罪刑罚：无期徒刑,“妻儿失教”型李嘉廷,【终极官阶】云南省委原副书记、省长【案件追踪】1994年上半年至2000年7月，李嘉廷在担任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10人谋取利益，先后30次伙同其子李勃或单独受贿达人民币1810余万元。案发后，李嘉廷向检察机关揭发了他人的犯罪事实，使检察机关得以侦破多起重大案件。【
16、处理结果】2003年6月20日终审裁定：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李嘉廷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一审判决。“,曾经风光一时的李嘉廷李嘉廷受审,独断专横”型程维高,【终极官阶】河北省委原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案件追踪】经查，程维高在担任河北省主要领导期间，插手行政事务，为他人和其子程慕阳牟利，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利用职权，对如实举报其问题的郭光允同志进行打击报复；前后两任秘书吴庆五、李真违法犯罪分别被依法判处死缓和一审判处死刑，程维高对他们利用其职务影响进行犯罪活动，负有重要责任。【处理结果】2003年8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程维高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审查，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撤销其正省级职级待遇。,1933年9月生，江苏苏州人 1950年12月入党，1949年8月参加工作 19491959年任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江苏省常州地委干事 19591965年任江苏省常州市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