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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节能减排内在动力 3 蔡 都 阳 王美艳 内容提要:经济发展阶段变化所引起的增长方式转变的内在需要,以及人均收入水平 提高所引起的对环境质量的更高要求,是节能减排政策能否实现与地方政府的发展动机 及企业行为激励相容,从而真正得以贯彻的关键。本文通过拟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预测 排放水平从提高到下降的转折点,考察了中国经济内在的节能减排要求。我们的研究结 果显示,对于温室气体的减排来说,被动等待库兹涅茨转折点的到来,已无法应对日益增 加的环境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依靠中央政府的决心、 地方政府和企业转变增长方式 的动机,加大激励力度,以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 关键词:减排 环境
2、库兹涅茨曲线 经济发展方式 3 蔡、 都阳、 王美艳,中国社会科学院劳动与人口研究所,邮政编码:100732,电子信箱:。作者感谢张彬 彬对数据处理所做的贡献。 关于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数字是有争议的。除了官方不认可国外所发布的排放数字之外,还存在着一个转移排放的问 题,即由于许多高污染、 高能耗、 高排放的产业被转移到中国,而很多相关产品的消费者却在国外。 例如,在斯德哥尔摩的一个研讨会上(ChinaEconomicsofClimateChange2TowardsaLow2carbonEconomy,InceptionMeeting,St. Br?nnbo,Stockholm,Feb.1415
3、,2008 ) ,瑞典经济学家ArtharLindbeck提出了与节能减排相关的政府激励问题。他的担心是,一旦 中央政府提出环境问题及其表达某种政策倾向时,地方政府会采取强烈的游说活动加以反对,最终使得政策不能真正贯彻。 一、 引 言 关于全球变暖的严峻后果以及与人类活动之间关系的证据,近年来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增长,越 来越不容怀疑(Stern,2007 )。 京都议定书 和巴厘岛取得的成果,对所有国家分别提出了强制性 和道义性的减排要求。中国作为世界上排第一位的人口大国、 按照PPP计算的第二位经济大国以 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更是国际减排的关注重点。例如,有研究预测,假设单位GDP排放的二氧
4、 化碳比率保持在2001年的水平上,到2018年,全世界排放总量将增长69%,达到250亿吨,届时中 国增长218%,总量超过90亿吨,远远高于任何其他国家(Thomas,2007 )。 表面看起来,中国的节能减排受到国际社会的压力;地方政府则受到来自中央政府的强制性要 求。但是,如果这种要求和压力真是仅仅来自外部,则中国在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中,将会遇到巨 大的困难。具体来说,如果中国经济发展自身没有内在的要求,节能减排会遇到严重的激励问题: 中央政府是否有足够的决心和能力(行政力和财力)坚持贯彻这个方针?地方政府是否有足够的激 励,牺牲短期的增长以换取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中国改革以来的
5、高速经济增长,在很大程 度上是靠地方政府追求GDP及其带来的财政收入推动的,节能减排要求是否与地方政府的动机激 励相容,是任何有关政策能否有效的关键。 大多数与此相关的政策建议,要么只是直接提出中国环境问题的严峻性和采取行动的必要性, 而不顾可行性与否,换句话说,只讲责任和义务而不顾能力和激励;要么把能力和激励问题视作理 所当然的前提。这样的讨论固然痛快淋漓,却由于忽视了激励机制所在,在政策上缺乏建设性,在 措施上缺乏针对性,在经济逻辑上也是不完整的。本文要回答的是,政策游说活动的相对谈判地位 4 蔡 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节能减排内在动力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
6、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和效果,取决于经济发展处于什么阶段。因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政府有着不尽相同的优先序。 一旦条件成熟,激励机制和政府行为则可以改变。这意味着,反映人均收入与环境质量之间关系的 库兹涅茨曲线,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经济学过程(Deacon,2005 )。如果存在这样的曲线,它不过是反 映随着收入增长,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从而引起公共品供给做出反应的表面关系,或者说 是一个作为结果的标识。然而,其背后可能包含更多的内涵。从中国中央和地方共同构成的促进 发展的政府这个特征出发,其背后隐含
7、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容,重要性更甚于个人生活质量的要 求。 本文讨论中国发展阶段的根本性变化,以及其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含义。以二氧化硫排放为例, 从经验上勾画出中国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从而揭示中国节能减排的激励机制和政策着力点。通 过经验分析,我们尝试回答下列问题:11 在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中,政策导向可以转变吗? 21 减排和低碳增长在财政上是可行的吗?31 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过程中,各参与方可以达到激 励相容吗? 二、 经济发展阶段与增长方式 中国目前的环境问题,是现行的经济发展方式的结果,而这种经济发展方式又是特定发展阶段 的产物。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动力,又产生了独特的政府
8、行为,即所谓 “促发展的政府” (developmentalstate)。因此,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固然是企业发展方式内在约束变化的结果,却并 非可以单纯依靠个别企业行为,而可以达到的自然而然的结果,而是要依靠政府规制和行动。但 是,特定发展阶段的到来,又是改变政府激励方向和激励方式以及企业行为的必要条件。 对中央政府来说,按照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要求,识别节能减排的重要性,改变激励导向并制 定和督促执行相应的规制,是一个与决心有关的政治经济学过程。对于地方政府来说,针对变化了 的经济发展阶段,改变政府经济职能,从追求GDP及其由此而来的财政收入,转向更加注重增长的 可持续性,则是一个与激励有关
9、的政治经济学行为。对于任何外部的压力和要求,归根结底都要通 过内部的动力机制才可能发挥作用,即责任(responsibility )、 义务(obligation)、 能力(capacity)和激励 (incentive)四者必须是统一的。 为了判断中国是否具备了内在的动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自觉实施节能减排的要求,我们有 必要借助库兹涅茨环境倒U型曲线这个经济分析框架。虽然它引起过众多的争议,但是,对于我 们从发展阶段变化出发,考察中国经济是否在解决环境问题上具备了必要的政治经济学条件,却具 有借鉴意义。库兹涅茨在描述发展阶段与收入分配之间关系时,曾经从经验上揭示了一个随着人 均收入水平的提
10、高,收入不平等程度先上升,达到一个转折点之后下降的轨迹,被称为库兹涅茨曲 线。环境经济学家借助这个关系逻辑,假设存在着在人均收入水平与环境质量之间的类似经验关 系(GrossmanandKrueger,1995 )。具体来说,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从两个方面影响中国环境政策 的抉择。 首先,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要求增长方式进行相应的转变。由于较早实现了人口转变,在整个 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处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最高的时期,生产性较高的人口结构既提供了充足的劳 动力供给,也创造了形成高储蓄率从而支撑资本积累的条件。由于人口结构成功形成的这种人口 红利,通过资源配置机制的改革得以释放,并且通过中国参与经济
11、全球化的过程而作为比较优势得 以实现,从而资本报酬递减的时间得以延缓。这种人口因素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机会窗口和额外的 源泉(CaiandWang,2005)。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也形成了过分依赖生产要素投入的惯性,而没 有形成生产率提高驱动的增长方式。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在经历了改 革后一段时期从负到正的提高之后,20世纪90年代以来表现并不理想,成为高污染、 高消耗、 低效 5 2008年第6期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率的客观原
12、因(如郑京海、 胡鞍钢,2004;KanekoandManagi,2004;KuiijsandWang,2005)。 这与亚洲四小龙在创造了一度颇有争议的东亚奇迹时期的情形十分相像。当时,克鲁格曼 (Krugman,1994)站出来批评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单纯依靠资本和劳动投入,却没有全要素生产率 的提高。之所以怀疑东亚奇迹的存在,是因为他从新古典增长理论出发对东亚经济做出评价,他没 有注意到其在一定时期内所具有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点。以后的事实表明,当二元经济特征消 失之后,这些经济最终能够改变单纯依靠投入的增长方式,并转向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而 保持了持续的经济增长(Bhagwati,
13、1996 )。在中国,由于人口红利的存在,劳动力数量、 质量和价格 具有明显的优势,得以形成和保持很高的储蓄水平和资本积累率,并且资本报酬没有出现递减的趋 势,使得这种主要依靠投入的增长方式足以支撑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一旦随着人口结构、 劳动力供求关系和劳动力成本的变化,从而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Cai,2008 ) ,传统增长方式赖以作 用的条件就发生了变化,经济增长方式向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的转变就会迫在眉睫。 其次,人均收入提高反映了人们对安全、 生活质量的更高要求,从而提出了对环境的更高需要。 世界银行(WorldBank,1997 )估计,1995年中国因大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为5
14、40亿美元,约占GDP 的8%。而在19952006年期间,中国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增长131%,农村居民收入实际增长 了7418%。特别是,居民中高收入组的收入增长率和收入水平更高,如2006年城市最高20%组的 人均收入是最低20%组的516倍。由于按照环境影响健康的人力资本法(HC)和支付意愿法 (WTP)来评价环境损失,关键在于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或者说更大的程度上受到谈判力较强的中 高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的影响,因此,这种收入变化无疑会大大提高中国对环境质量的要求程度。从 近年来频繁出现的环境事件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舆论和民意对事件反应的及时性和关注程度都大 大提高了(Hayward,20
15、05 )。 中国老百姓、 学者、 政策制定者,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企业关于环境的意愿,更鲜明地反映在 党中央的文件和国务院的 “十一五” 规划中,特别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不仅 要求从投入驱动型经济增长转向生产率驱动型经济增长,还对节能减排提出了硬性约束。一项研 究显示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原材料和工资上涨做出的积极反应 中间投入品使用技术效率和劳 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KimandKuijs,2007)。 三、 中国的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实证地观察环境 “库兹涅茨曲线”,是了解中国经济发展与减排可行性关系的重要途径。我们 前面所讨论的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生活质量改善对环境的更
16、高要求,都可以用人均收入水平的变化 来表达。所以,讨论环境的 “库兹涅茨曲线” 时,我们可以使用分省的面板数据观察废气排放水平和 人均GDP之间的关系,以观察不同地区大致可以在哪个时间区段内实现库兹涅茨转折。二氧化碳 和二氧化硫是两种主要的气体排放物,但由于缺乏有关二氧化碳排放的分省资料,我们在本文仅仅 分析二氧化硫的排放及其变化模式。 二氧化硫是一种主要的空气污染物,它主要来源于燃烧含硫的化合物,对大气环境有显著的负 面影响。煤炭和石油常常含有硫化物,因此,使用这些燃料会导致二氧化硫的排放。2005年,中国 二氧化硫的排放总量高达2549万吨,高居世界第一位。由于二氧化硫排放所导致的酸雨污染,已 严重制约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因此,二氧化硫总量控制成为中国 “十一五” 期间环 境保护的主要目标。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十一五” 规划纲要 明确提出,到2010年,全国二氧化 硫排放总量将比 “十五” 期末减少10%,总量必须控制在2295万吨。 根据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公布的资料,我们收集了19912006年分省的二氧化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