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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德峰：哲学与人生1、人类学问三大类，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人文学科或人文学问（humanities）。人文是学科，不是科学，哲学、宗教、文学、艺术都属人文。史学，有人认为是社会科学，但须知进入史学的研究不仅仅为史料的占有和囤积，中国的太史公有三句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大气磅礴，将文史哲贯通。究天人之际是哲学思考，通古今之变是体味民族的历史命运，成一家之言是绸缪未来。 2、改革开放三十年，第一阶段最关注理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第二阶段，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社会科学倍受关注，其中的显学是经济学，金
2、融学则又是显学中之显学，当然这门学科其实是有那么一点邪恶的。第三阶段，中国民众开始关注人文，一个明显的标志是百家讲坛，从史学到国学，始终在人文的范围内，收视率如此之高，发人深省。说明中国人开始认识到，科学不能解决一切，经济也不能决定一切，它突出地反映了当下中国人对于幸福感和人生意义缺失的痛苦。 3、哲学属于人文学科中最基础的一门。人文学科中的宗教学、文艺学、史学等等无不需要具备一定的哲学基础和素养。哲学是最古老的学科，今天则几乎是最边缘化的学科。复旦有很多同学喜欢哲学，但他们喜欢的是与哲学恋爱，不喜欢与哲学结婚，哲学系发生的转专业从来是“走出去”，绝少有“走进来”。 4、哲学是爱智慧。智慧不等
3、同于知识。什么是知识，比较容易界定；什么是智慧，则很难言说。很多有知识的人未必有智慧，很多智者未必有知识。 5、人生在世，难免坎坷、磨难。当你走到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需要作出关系命运的抉择之时，你是不是考虑坐在书桌前，拿出一张白纸，作出精确的理性算计，权衡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利弊，最终做出决定？这恐怕很难。因为这种抉择绝不是对我们头脑理性的考验，而是对我们心灵力量的考验。 6、我们今天是崇尚科学的。今天科学的一个普遍特征是数学化。一个物理事实，当它能够被用数学来做出规定和描述时，才是科学的。社会科学也在向往着这种科学化。其中最引为自豪的当属经济学，试图以数学模型对现实经济运转作出模拟并给出判断，
4、从而自认为是社会科学中最接近自然科学的一门从而也是其中科学程度最高的一门。这种习惯，来源于一个最古老的哲学思想，即毕达哥拉斯学派关于宇宙本源是数的思想，认为宇宙就是数的和谐、是数的八音盒。中国人从来不把宇宙看成数的，中国以阴阳五行来解读，因而中国式的科学也与西方不同，中国的农学、医学建立在这种哲学思想基础上。 7、智慧从哪里来？从思想中来。思想从来都是旧的，没有什么进步。新的叫做思潮，叫做观点，叫做意见。思想要旧到什么程度？公元前五世纪，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古代希腊和古代以色列，贡献出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一批犹太教先知，是所谓轴心时代。后来人类的各个历史时期无路怎么发展，但
5、凡遭遇危机，总是返回到轴心时代所创造的四种文化境界中的一种去寻找出路。 8、为什么他们有智慧，我们就不能有智慧了？难道必须是古非今不可？我只能带有迷信色彩地说，他们的确是开了天眼了。在那个人类文明和知识积累还极其微弱的时候，他们俯仰天地之间，突然爆发出如此之多的伟大思想，这是一个奇迹。今天的我们，知识太多了，聪明太多了，智慧没有了。为学日增，为道日损，损之又损。小时候，遇到一块石头绊倒你的脚，你想办法搬开石头，或者给这块石头做上标记，或者避开它，这是经验和知识，是可以学的。长大了，你失恋，很痛苦，希望到图书馆找寻一本帮助你从这种痛苦状态中解脱出来的恋爱指南，你找不到，这不是知识能够解决的。 9
6、、怎样找智慧？靠科学行不行？前几年*在中国大陆风行，复旦大学好多博士生都在练。党委同志们很揪心很头疼，发动思想政治工作者们二十四小时盯梢，随时做思想工作。据调查，其中的理工科学生占绝大多数。他们是科学工作者，但是被这样一个组织玩弄于股掌之间。科学不能带来智慧。 10、有人说，智慧来自人生的阅历。有些道理，关在房间里是不可能有智慧的。但你也要知道，这只是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件。一个人垂垂老矣，须发皆白，饱经沧桑，你以为他必定是有智慧之人，他给你讲了许多真实的故事，这些故事有些着实惊心动魄，都是他漫长生活阅历中的片段，但当你要求他提供给你几条智慧，他讲不出来。似乎是越讲越神秘了。佛家认为，人离开今
7、世的时候只有两样东西可以带走，一个是所造的业，一个是所积的智慧。这种可以进行代际转移的智慧，叫做宿慧。基督教教父哲学家圣奥古斯丁则把智慧解释为上帝给我们的圣恩，这是神的恩典。凡此种种，都只能越说越神秘。佛学中国化的奠基人慧能和尚是一个文盲，他只有很短的人生阅历，也有一定的生活经验，也就是砍柴卖柴，年纪轻轻，却能顿悟，有大智慧。 11、怎么获得智慧？读书。不是读那些考证的书。要读人文典籍。读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史学。要读人生这部大书，还要读人文典籍，在两者间来回穿梭。特别要读公元前五世纪左右的人类文化遗产。中国人是幸运的，我们有孔子、老子，你也可以读西方经典。你可以不是一个基督徒，但你应该读
8、一读圣经，那里面有很多智慧。试举一例，原罪。原罪是什么罪？给我们什么启示？原罪是偷吃了知识之树的果实，他遭到的惩罚是被赶出伊甸园。因为伊甸园里还有另外一棵生命之树。假如亚当同时吃了知识之树和生命之树的果实，人类的命运又会是怎样呢？那就将达到不朽之境。知识是理性的产物，理性能够突破有限性，达到无限性，但个体的生命在根本上却是有限的。人类往往因为自己有理性而遗忘了其根本的有限性，失去了必要的谦卑态度。而谦卑是信仰的前提。科学理性是如此狂妄地确信自己改造自然的能力，忘记了自己卑贱和渺小的出身。彻底的无神论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最可怕的，因为他无所敬畏。 12、读万卷书，不是读那么多科学书；行万里路，
9、只要你是在思索你的人生，那么也就是在行路。 13、执政党也讲过，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源泉。那么进一步追问，创新的源泉又是什么？经典的马列教科书贻害匪浅，感性上升到理性，理性的提升再回归实践去检验。这种讲法遗忘了一个比理性更高的能力：性灵。这是一个中国概念，诗歌里面有性灵派，公安派就是性灵派。它是一种感悟、体认、体悟。它既不是感性，也不是理性。 14、创新需要突破旧的认识框架的强大想象力。普朗克花了11年时间试图把量子力学同牛顿经典力学统一起来，他失败了，尽管他已经很成功。爱因斯坦成功了。爱因斯坦去世前，一位记者问他对人生最遗憾最留恋的是什么？他说的是，我再也听不到莫扎特的音乐了，而没有说我再也
10、完不成统一场论了。这是爱因斯坦的性灵，自然科学家的性灵。哲学、宗教、艺术就更离不开。 15、如何判断你自己的性灵有多大？你可能智商低一些，但可能很有智慧。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我是一个笨人。在我小的时候，上数学课，老师讲到第三个知识点时，我还在思考第一个知识点，老师看到我在发呆，点名叫我回答关于第三个知识点的问题，我答不出，旁边的同学都争先恐后替我回答，老师立刻露出鄙夷的神情，“瓦晓得侬想撒么子”。但是，期末考试，我的数学成绩从来都是班里数一数二的。我需要时间来思考根本问题。关于数学的这一体验在一次与复旦数学系主任共同举行的讲座上得到了共鸣。这位数学系主任说他不喜欢做数学题，他更喜欢看题、看习题集
11、。看到绝妙处眉飞色舞连声叫好，而看到那些缺乏想象空间、没有技术含量和大范围纵深的的题目就迅速跳过。思考，有时比盲目的实践来得更为重要。 16、对性灵的测量本身就是错的，因为它不可测。但是我还是可以给你提供一个试验方法。你可以听音乐，记住，不是听流行歌曲，而是古典音乐，而且必须是无标题音乐。一般的音乐都有一个标题，它会给你一种暗示，比如柴可夫斯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序曲，你看到这个标题，自然就开始将自己的思维置于恋爱的场景中，倘若你再看过莎士比亚的作品，就更加便利了。但是这“想象”并不来自于你自身的性灵的激发，而是沉淀为一种固化了、可以随时调阅的经验模式与知识存量。如果在音乐厅中，当乐队在起劲儿
12、地演奏无标题音乐，而你百无聊赖不得要领，仰头望着天花板的吊灯盼望着快点结束，那么的性灵就很低了。假如你心灵中的某一心弦突然从模糊的状态中得到一种被拨动之感，你开始相信自己听懂了这个作品。你不是把这个作品看作一个被观察的、有待于主体认知的客体，而是深深地被卷入其中，从把握不定的模糊达到逐渐的澄明，那么你就有理由相信，你是有创造力的，你在特定领域一定是有创造力的。 17、哲学是什么？借用冯友兰的人生四境界说。第一是自然境界，婴儿的赤子之心；第二是功利境界，趋利避害，此时需要科学知识，需要建立各种制度、规范、规则；第三是道德境界，需要在功利计算与争斗的基础上建立正义标准；第四是天地境界。常人都处于第
13、二种和第三种境界，无外乎功利得失、爱爱恨恨、善善恶恶。 18、山是一种客观事实。事实被赋予了意义，就具有了境界。地质学家从山中看出地质年代，赋予它地质学的境界；史学家从山中看出历史事件的延续，赋予它史学的境界；画家从山中看到了自然景观的审美意象，赋予它美的境界；两个小孩子看到山上有几棵树，摘了果子吃，回到家中仍对其念念不舍，这是小孩子赋予它的境界。 19、人区别于动物的地方在于人的境界。动物吃饭为了果腹，人吃饭时还吃出了法国大餐、广东菜等等不同的文化品味。作为一个企业的负责人，如果把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变成一种无止境的果腹不生产就活不下去，那么这叫做老板；如果他把企业办得有滋有味，即使经济不景气，
14、企业吃得少了，但能够吃出味道来，能够确立企业对民族生活不可或缺的价值来，这就是企业家的境界。 20、我们今天的文化属性还是中国的吗？我们的年轻一代，都是世界公民，还具有中国人的特征吗？我曾经扪心自问，我这样一个沉浸西方哲学多年、并且对其中的许多学派推崇备至的人，还具有中国人的特征吗？我的答案非常肯定。我只设想了一个简单的场景，在头脑中做一个理想实验，立见分晓。假设我的儿子今年高考，距离一所高校的录取分数线差两分，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责怪我儿子没有努力，抑或是默认事实？我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找人。再假象，如果要报考的那所大学的招办主任正好是我从小一起穿开裆裤长大的好哥们，我一个电话打过去，他肯
15、定立刻明白我的意图。再假象，两个礼拜后，哥们来电话，感到不妙，他说破格录取的权力上升到副校长了，语气中充满了歉疚。这样一个场景，如果他第一次接电话时假装听不懂，那么我一定是遇到外国人了，是中国人就听的懂，就一定能够想得到我的意图，我们平时都是这样思维和生活的。西方人就不是这样。我再讲一个真实的事情，在我担任分管外事的副系主任时，曾经陪同一位外国访问学者逛上海外滩。在一个十字路口，他问我站在斑马线边的那位是不是警察（那是交通协管员），怎么翻译呢，我只好说他是警察的助手。老外诧异地问他在这里做什么？我回答说他是维持交通秩序的。交通秩序还需要维持吗？难道上海的老百姓看不懂红绿灯吗？当然看得懂。那为什
16、么还要维持？我说，这是一个哲学问题。 21、很多状况，被归结为制度问题，这是最简单的一种答案。复旦的社会学者调查今日的中国人在多大程度上被西化。设计了十个关于当下的现实社会问题，AB代表西方，CD代表中国。我跟他们讲，一定90%以上是西化的。结果证实了我的判断。可不可信呢？难说。 22、中国的司法改革，一直在推进。那些高校里的法学研究者们，多年来也致力于推动西方经典著作的译介和传播。但只要我们留意一份报纸就够了，报刊文摘，他的编辑似乎非常乐于搜集很多现实问题，我总能从中看到许多越来越背离法治的八卦新闻。我们离法治社会越来越近了还是渐行渐远呢？法治社会的前提，是独立人格。独立人格来自哪里？一百多年了，我们不断引进西方先进制度，中国仍一如其旧。 23、五四运动真正把注意力聚焦在启蒙两个字上。我是1982年大学毕业的，在复旦读了四年的哲学本科，当时自认为比邓小平想得还要久远，因为我认为拨乱反正的根本在于独立人格的培养，在于新的启蒙。当时王元化先生发表了一篇呼唤一场新的启蒙运动，看来“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