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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术论文向导http:/德才之辨: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陈宝良来源:安徽史学2012 年 4 期内容提要:追溯中国思想史的源头,儒家传统讲究“内圣外王”。社会史的演变历程更是证明,小人多才、君子无才亦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而德与才很难合一。德才之辨,是传统中国士大夫的古老命题。尽管明代的士大夫仍然承袭宋儒之论,倡导重德轻才,且就明代士大夫的行为而言,亦不乏德才两分的现象,但至少有如下两大转向值得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即从重德轻才向重才轻德的转变,以及从重才轻德向德才合一的转变。随之而来者,则是儒家“内圣外王”之说的复兴,以及理学向原始儒学的回归。关 键 词:明代 士大夫 精神世界 德才之辨 作者简介:
2、陈宝良(1963 ),男,浙江绍兴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引论追溯中国思想史的源头,儒家传统讲究“内圣外王”。大学之“修身、齐家”之说,大抵属于“内圣”工夫,是一种“本体”;而“治国、平天下”则可归于“外王”,是一种“致用”。中国自古就有“小人多才”的说法,或称“才高行短”。何以谓此?正如戚学术论文向导http:/继光所说,“盖以短行之事,必才高之人能忍为之”。社会史的演变历程更是证明,小人多才、君子无才亦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而德与才很难合一。德才之辨,是传统中国士大夫的古老命题。就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而论,同样不得不面对这一命题。尽管明代士大夫仍然承袭宋儒之论,倡导
3、重德轻才,“内多而外少”,且就明代士大夫的行为而言,亦不乏德才两分的现象,但至少有如下两大转向值得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即从重德轻才向重才轻德的转变,以及从重才轻德向德才合一的转变。随之而来者,则是儒家“内圣外王”之说的复兴,以及理学向原始儒学的回归。一、德才两分:从“小人多才”说起考察明代士大夫的行为史,同样可以印证“小人多才”之说,并足证德与才确实已经两分。为示明晰,不妨选取严嵩、丰坊、钱谦益、阮大铖四个典型个案,就此问题加以深入的辨析。严嵩在明代历史上以奸相闻名,其人品为人所不齿已是毋庸置疑。但就他的文章来说,尤其是早期钤山堂集刊刻以后,还是为一些人所称道。如明代著名思想家王廷相在为严嵩集子
4、所作序中,从文章、人品两个方面,对严嵩多有称颂。抛开其中阿谀的成分不说,至少说明不能因人废言,这也是一种比较平实的评判标准。严嵩在钤山读书十载,学业不为不深。即以他集子中禹贡直解五条来看,简洁明畅,不作任何穿凿附会之语,完全撇去了汉、宋诸儒的固习,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善于说经之人。但从严嵩其后所行政事来看,最终还是被天下后世视为“佥壬之首”。学术论文向导http:/就严嵩之行来说,大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通加丑诋,认为严嵩性格中本身具有“狷隘急睚眦”的一面,不免导致残害忠良之举;另一类则多有恕词,对严嵩人格作前后区分,且对其恶行加以父子之别。就前者来说,在明清两代,为严嵩说恕词者少,而是大多称严
5、嵩为“獠”,甚至深以严嵩得以保全骸骨而终为撼。明清之际学者周亮工有一则记载,基本表明了当时读书人中间对待严嵩的态度。更有甚者,有些记载甚至过意刻画严嵩天性中狷隘且喜欢报复的一面。尽管如此,在明朝人中尚有人替严嵩所作之恶说了一些恕语,何良俊、张燮堪称其中的代表。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考察:其一,何良俊、张燮,或称严嵩“怜才下士,亦自可爱”,或称严嵩生平持论,“较多温厚和平之气,犹未见有反覆星辰、摧落一世手段”。如何良俊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严嵩早年比较爱才。张燮则称严嵩早年“雅负朝宁之望”,等到代主制命,才身毁名灭,为后世所笑。其二,无论是何良俊、张燮,在论及严嵩后来人格变化及其所为恶行时,
6、无不称之为其子严世藩所累。就严嵩之言来说,对严嵩的文学才艺大多持一种公平之论,即不能因人废言。如何良俊称颂严嵩之诗,“秀丽清警,近代名家鲜有能出其右者”,而所作之文,亦“典雅严重”,不可“以人而废之”。张燮亦称严嵩“文有古意,不类詹詹者”;“诗意兴,所钟者亦多工语”。即使如王世贞,于严嵩有杀父之恨,并在所作袁江流、钤山冈中,模拟严嵩父子恶行,备极写照之致。即使如此,王世贞还是承认,孔雀虽然有毒,却不能掩文章。这当然算得上是一种确论。在“小人多才”方面,丰坊堪称是一个特例。换言之,在众多有才的小人中,尽管其行为人所贬斥,却尚被人多所回护。即使其行为人所斥,人们亦多持不可因人废言之论。这是德与才的
7、两分。而丰坊则不同,尽管很有才,但在学术论文向导http:/很多的记录中,不但诋毁其行,并且对其学问亦颇不认同。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在读嘉靖实录时,曾发现了一条记载,并对此发生了兴趣。记载如下:“(嘉靖)十七年六月,致仕扬州府通州同知丰坊,奏请上兴献皇帝庙号称宗,以配上帝。”正是从这条记载中,才导致黄宗羲鄙视丰坊的为人。原因很简单,丰坊的父亲丰熙在嘉靖初年这场“大礼议”的争论中,因为不得嘉靖皇帝之意而遭受廷杖之责。这就是史料记载所谓的丰坊晚节披猖,甚至在替其父丰熙所写的行状中,称丰熙谏大礼,非出本意,负国而叛父,一至于此。丰坊既然在“大礼”问题的看法上能够背叛他的父亲,其行已是不孝如此,他又
8、何论?显然,人品可以决定学问。丰坊的人品可以“怪诞”二字概之,那么学问必然也是怪诞的。事实证明了这一切。丰坊的胆子实在太大了,甚至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伪造六经,或是假托出自石经,或是假托得自别传,无不是为了增加自己伪造之经的分量。不仅如此,他还敢于訾毁“先儒”,放言无忌。如说朱熹因为“食贫无计”,所以才卖书糊口;杨荣纂修四书大全、五经大全之类,因为他的妻子姓朱,所以大多采用朱熹之说。云云。从这些看法中,不难发现,丰坊希望通过掠取新说,以达到抬高自己声价与地位的目的。当然,丰坊的五经世学,尽管多悖于大义,应该说还是自能探奇出隐,探研于六艺之旨,亦非近世所易及。钱谦益不但在明末清初的文坛久负盛
9、名,号称文坛宗主,且在政坛亦是一个闻人,名列东林君子之党。然就其行为来说,终因末后一着不慎,沦为无行小人。在清代学者中,多将其视为“有文无行”之人。据清人方濬师的记载,入清之后,钱谦益“思欲掌枢要,专史席”,然二者全不如愿,所以郁郁不乐,“终为有文无行之人”。为此,方氏专门引述了乾隆帝题钱谦益初学集诗学术论文向导http:/加以佐证,云:“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甕,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为孟八郎。”(11)此诗固然迎合了清代乾隆时期重竖忠义的时风,所评亦有不公允之处,但终究还是道出了钱谦益大节欠亏的一面。又如明末温璜,字宝忠,浙江乌程人。他是大学士温体仁的
10、族弟,反与东林诸公结契,名列复社第一。温璜与温体仁的关系也就“落落”而已,但他对崇祯朝时的“阁讼”事件,颇不以复社之言为当。当南都复社诸子以防乱公揭驱逐阮大铖之时,温璜就君子与小人之争有过一段公允之论。他说:“阮大铖为真小人,钱谦益为伪君子。真者易知,伪者难测。斯人得志,即小臣亦当裂麻争之,况同僚乎?”时人并不以温璜之言为然,但清代史家全祖望相当欣赏“其言之中”(12)。阮大铖属于“真小人”,此已毋庸置疑。然其文学才艺,尤其是戏曲创作上的成就,确乎不可轻易加以否定。明末著名文人王思任,甚至称阮氏在戏曲上的造诣,是继“清远道人”汤显祖而出,并称其人“肺肝锦洞,灵识犀通,奥简遍探,大书独括”。尽管
11、阮大铖“时命偶谬,丁遇人疴,触忌招諐,渭泾倒置”,仕途并不顺利,最后“放意归田”,然其“顾曲辩挝”的创作历程,确实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尤其是春灯谜,更是被王思任称为“不减击钵之敏矣”(13)。综上所述,在德与才的关系上,确乎存在着一种德才两分的现象,亦即“文自文”、“人自人”。换言之,在读士大夫的文学作品时,放言高论,“无之不是古人”;然若细究其“处身居心”,其实“无之不是今人”。正因为才艺不能出于内心之修德,无怪乎一旦身处大故,就“遑问是何世,是何时,相与安之,不复有所不堪于中心矣。”(14)可见,德才必须合一,方可成就一个士大夫完美的精神世界。学术论文向导http:/二、重德轻才:士大夫精神
12、的偏蔽从儒学的源头来说,“内圣外王”之说是其根本。入宋以后,理学崛起,将“内圣”之学发挥到极致,进而导致对“外王”之学的忽视,出现过分“重德轻才”的偏蔽。这就是说,宋代道学之流,显然存在着一种不通时务之病,亦即缺乏治理国家的干练之才。他们今日谈“诚意”,明日说“正心”,反而将一切兵戎、财赋紧要之事看成是“缓图”。毫无疑问,明代士大夫是宋代道学的继承者。于是,在德才之辨上,他们亦无不遵奉重德轻才之说。以诸葛亮为例,宋代理学大家程颢就有“孔明有王佐之心而道则未尽”之论。对此,明人吴廷翰加以适当的发挥,称必须先有“天德”,然后可以谈论“王道”,认为“孔明于天德恐未尽,其于王道自是不纯,益州之取是也。
13、”孔明虽贤,犹未达到“天德”之纯(15)。王云凤在论及“大节”(德的层面)与“功业”(才的层面)的关系时,尽管主张“体用”之学,但仍偏向于“大节”之本体。他认为,诸如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为士君子立身之本,可以称为大节。若是“大节不立”,就会“万事皆颓”,纵使“有功业为世倚赖,不过权谋术数,塞漏补罅于一时者耳。”(16)才士与节士各有偏重。士负才性,大多不羞于小节,反而喜欢功名耀于史册,或者根据时势获取卿相一类的高位,务必使自己达到大富大贵。而节士则一反于此。他们一意孤行,喜欢抗论正义,即使空室桑枢,含水蔬食,但内心还是快乐的,而且在当时也获得了很好的荣誉。如刘绘在任职六科时,曾与当时任职
14、翰林的唐顺之讨论过“才”与“节”的关系问题。按照唐顺之观点,还学术论文向导http:/是重视节义。他说:“节胜于才,犹为得已。而失节,又奚云才?”在唐顺之看来,凡是节义之士,尽管才无所见,但必定被人归入“清流”。因此,士人之廉,犹如女子之洁。针对此说,刘绘提出了质疑。刘绘的证据来自文天祥其人。他认为,像文天祥这样的人物,应该说是正气贯日,但从他平日的行为来看,却是喜欢豪奢,并且纵情于声妓。面对这样的质疑,唐顺之进而提出自己的看法,说:“古人德业,自有可学与不可学。如文山,吾当学其正气,其豪奢声妓,吾绝勿学可也。”唐顺之的看法,得到了罗洪先的附和。罗氏写信给刘绘,其中有言云:“士大夫立事,务求本
15、心。若任才性,而不求之本心,则事虽极奇伟,终归变诈。”(17)当然,最为典型的案例还是明末大儒刘宗周与崇祯皇帝关于“功利”的争论。刘宗周一生最为反对的是“功利”二字。他曾告诉自己的弟子张履祥说:“学者最患是计功谋利之心,功利二字最害道。”他认为,功利二字,其弊病主要在于“事必欲求可,功必欲求成”。因此,他主张,“事无求可,功无求成,惟义所在而已矣。”(18)为此,刘宗周与崇祯帝曾就才能与操守的关系作过讨论。如在督抚的选拔上,崇祯皇帝认为:“督抚必才守兼全方可。”而刘宗周却认为:“须操守为主。”对此,崇祯帝反驳道:“大将另是一段才干,非区区一操守便可胜任。”(19)明末另一位大儒黄道周将刘宗周之
16、学评为“伊尹之学”,他立论的依据如下:“伊尹以天下为己任,其原本于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今但知刘先生一介不取,一介不与,不知其自任天下之重也。”(20)这固然是他们之间惺惺相惜,但反映的确实不是刘宗周的实情。即使刘宗周心中自任以天下,但他决无治天下之才。黄道周与刘宗周齐名,号称明末两大儒。从黄道周与崇祯帝关于清、廉问题的讨论,亦已足证道周过分看重士大夫个人所具清、廉一类的道德,而轻视学术论文向导http:/治国之干才。这又是一个典型案例,不妨详引如下:崇祯十一年(1638)六月十八日,崇祯皇帝在召见大臣时,有感而言,感叹朝廷腹心耳目之臣,遇事不肯担当,举劾率由情贿,积弊难革。然而所谓的“清操”之臣,“却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