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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术论文向导http:/德才之辨：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陈宝良来源：安徽史学2012 年 4 期内容提要：追溯中国思想史的源头，儒家传统讲究“内圣外王”。社会史的演变历程更是证明，小人多才、君子无才亦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而德与才很难合一。德才之辨，是传统中国士大夫的古老命题。尽管明代的士大夫仍然承袭宋儒之论，倡导重德轻才，且就明代士大夫的行为而言，亦不乏德才两分的现象，但至少有如下两大转向值得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即从重德轻才向重才轻德的转变，以及从重才轻德向德才合一的转变。随之而来者，则是儒家“内圣外王”之说的复兴，以及理学向原始儒学的回归。关 键 词：明代 士大夫 精神世界 德才之辨 作者简介：
2、陈宝良(1963 )，男，浙江绍兴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引论追溯中国思想史的源头，儒家传统讲究“内圣外王”。大学之“修身、齐家”之说，大抵属于“内圣”工夫，是一种“本体”；而“治国、平天下”则可归于“外王”，是一种“致用”。中国自古就有“小人多才”的说法，或称“才高行短”。何以谓此?正如戚学术论文向导http:/继光所说，“盖以短行之事，必才高之人能忍为之”。社会史的演变历程更是证明，小人多才、君子无才亦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而德与才很难合一。德才之辨，是传统中国士大夫的古老命题。就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而论，同样不得不面对这一命题。尽管明代士大夫仍然承袭宋儒之论，倡导
3、重德轻才，“内多而外少”，且就明代士大夫的行为而言，亦不乏德才两分的现象，但至少有如下两大转向值得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即从重德轻才向重才轻德的转变，以及从重才轻德向德才合一的转变。随之而来者，则是儒家“内圣外王”之说的复兴，以及理学向原始儒学的回归。一、德才两分：从“小人多才”说起考察明代士大夫的行为史，同样可以印证“小人多才”之说，并足证德与才确实已经两分。为示明晰，不妨选取严嵩、丰坊、钱谦益、阮大铖四个典型个案，就此问题加以深入的辨析。严嵩在明代历史上以奸相闻名，其人品为人所不齿已是毋庸置疑。但就他的文章来说，尤其是早期钤山堂集刊刻以后，还是为一些人所称道。如明代著名思想家王廷相在为严嵩集子
4、所作序中，从文章、人品两个方面，对严嵩多有称颂。抛开其中阿谀的成分不说，至少说明不能因人废言，这也是一种比较平实的评判标准。严嵩在钤山读书十载，学业不为不深。即以他集子中禹贡直解五条来看，简洁明畅，不作任何穿凿附会之语，完全撇去了汉、宋诸儒的固习，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善于说经之人。但从严嵩其后所行政事来看，最终还是被天下后世视为“佥壬之首”。学术论文向导http:/就严嵩之行来说，大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通加丑诋，认为严嵩性格中本身具有“狷隘急睚眦”的一面，不免导致残害忠良之举；另一类则多有恕词，对严嵩人格作前后区分，且对其恶行加以父子之别。就前者来说，在明清两代，为严嵩说恕词者少，而是大多称严
5、嵩为“獠”，甚至深以严嵩得以保全骸骨而终为撼。明清之际学者周亮工有一则记载，基本表明了当时读书人中间对待严嵩的态度。更有甚者，有些记载甚至过意刻画严嵩天性中狷隘且喜欢报复的一面。尽管如此，在明朝人中尚有人替严嵩所作之恶说了一些恕语，何良俊、张燮堪称其中的代表。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考察：其一，何良俊、张燮，或称严嵩“怜才下士，亦自可爱”，或称严嵩生平持论，“较多温厚和平之气，犹未见有反覆星辰、摧落一世手段”。如何良俊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严嵩早年比较爱才。张燮则称严嵩早年“雅负朝宁之望”，等到代主制命，才身毁名灭，为后世所笑。其二，无论是何良俊、张燮，在论及严嵩后来人格变化及其所为恶行时，
6、无不称之为其子严世藩所累。就严嵩之言来说，对严嵩的文学才艺大多持一种公平之论，即不能因人废言。如何良俊称颂严嵩之诗，“秀丽清警，近代名家鲜有能出其右者”，而所作之文，亦“典雅严重”，不可“以人而废之”。张燮亦称严嵩“文有古意，不类詹詹者”；“诗意兴，所钟者亦多工语”。即使如王世贞，于严嵩有杀父之恨，并在所作袁江流、钤山冈中，模拟严嵩父子恶行，备极写照之致。即使如此，王世贞还是承认，孔雀虽然有毒，却不能掩文章。这当然算得上是一种确论。在“小人多才”方面，丰坊堪称是一个特例。换言之，在众多有才的小人中，尽管其行为人所贬斥，却尚被人多所回护。即使其行为人所斥，人们亦多持不可因人废言之论。这是德与才的
7、两分。而丰坊则不同，尽管很有才，但在学术论文向导http:/很多的记录中，不但诋毁其行，并且对其学问亦颇不认同。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在读嘉靖实录时，曾发现了一条记载，并对此发生了兴趣。记载如下：“(嘉靖)十七年六月，致仕扬州府通州同知丰坊，奏请上兴献皇帝庙号称宗，以配上帝。”正是从这条记载中，才导致黄宗羲鄙视丰坊的为人。原因很简单，丰坊的父亲丰熙在嘉靖初年这场“大礼议”的争论中，因为不得嘉靖皇帝之意而遭受廷杖之责。这就是史料记载所谓的丰坊晚节披猖，甚至在替其父丰熙所写的行状中，称丰熙谏大礼，非出本意，负国而叛父，一至于此。丰坊既然在“大礼”问题的看法上能够背叛他的父亲，其行已是不孝如此，他又
8、何论?显然，人品可以决定学问。丰坊的人品可以“怪诞”二字概之，那么学问必然也是怪诞的。事实证明了这一切。丰坊的胆子实在太大了，甚至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伪造六经，或是假托出自石经，或是假托得自别传，无不是为了增加自己伪造之经的分量。不仅如此，他还敢于訾毁“先儒”，放言无忌。如说朱熹因为“食贫无计”，所以才卖书糊口；杨荣纂修四书大全、五经大全之类，因为他的妻子姓朱，所以大多采用朱熹之说。云云。从这些看法中，不难发现，丰坊希望通过掠取新说，以达到抬高自己声价与地位的目的。当然，丰坊的五经世学，尽管多悖于大义，应该说还是自能探奇出隐，探研于六艺之旨，亦非近世所易及。钱谦益不但在明末清初的文坛久负盛
9、名，号称文坛宗主，且在政坛亦是一个闻人，名列东林君子之党。然就其行为来说，终因末后一着不慎，沦为无行小人。在清代学者中，多将其视为“有文无行”之人。据清人方濬师的记载，入清之后，钱谦益“思欲掌枢要，专史席”，然二者全不如愿，所以郁郁不乐，“终为有文无行之人”。为此，方氏专门引述了乾隆帝题钱谦益初学集诗学术论文向导http:/加以佐证，云：“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甕，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为孟八郎。”(11)此诗固然迎合了清代乾隆时期重竖忠义的时风，所评亦有不公允之处，但终究还是道出了钱谦益大节欠亏的一面。又如明末温璜，字宝忠，浙江乌程人。他是大学士温体仁的
10、族弟，反与东林诸公结契，名列复社第一。温璜与温体仁的关系也就“落落”而已，但他对崇祯朝时的“阁讼”事件，颇不以复社之言为当。当南都复社诸子以防乱公揭驱逐阮大铖之时，温璜就君子与小人之争有过一段公允之论。他说：“阮大铖为真小人，钱谦益为伪君子。真者易知，伪者难测。斯人得志，即小臣亦当裂麻争之，况同僚乎?”时人并不以温璜之言为然，但清代史家全祖望相当欣赏“其言之中”(12)。阮大铖属于“真小人”，此已毋庸置疑。然其文学才艺，尤其是戏曲创作上的成就，确乎不可轻易加以否定。明末著名文人王思任，甚至称阮氏在戏曲上的造诣，是继“清远道人”汤显祖而出，并称其人“肺肝锦洞，灵识犀通，奥简遍探，大书独括”。尽管
11、阮大铖“时命偶谬，丁遇人疴，触忌招諐，渭泾倒置”，仕途并不顺利，最后“放意归田”，然其“顾曲辩挝”的创作历程，确实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尤其是春灯谜，更是被王思任称为“不减击钵之敏矣”(13)。综上所述，在德与才的关系上，确乎存在着一种德才两分的现象，亦即“文自文”、“人自人”。换言之，在读士大夫的文学作品时，放言高论，“无之不是古人”；然若细究其“处身居心”，其实“无之不是今人”。正因为才艺不能出于内心之修德，无怪乎一旦身处大故，就“遑问是何世，是何时，相与安之，不复有所不堪于中心矣。”(14)可见，德才必须合一，方可成就一个士大夫完美的精神世界。学术论文向导http:/二、重德轻才：士大夫精神
12、的偏蔽从儒学的源头来说，“内圣外王”之说是其根本。入宋以后，理学崛起，将“内圣”之学发挥到极致，进而导致对“外王”之学的忽视，出现过分“重德轻才”的偏蔽。这就是说，宋代道学之流，显然存在着一种不通时务之病，亦即缺乏治理国家的干练之才。他们今日谈“诚意”，明日说“正心”，反而将一切兵戎、财赋紧要之事看成是“缓图”。毫无疑问，明代士大夫是宋代道学的继承者。于是，在德才之辨上，他们亦无不遵奉重德轻才之说。以诸葛亮为例，宋代理学大家程颢就有“孔明有王佐之心而道则未尽”之论。对此，明人吴廷翰加以适当的发挥，称必须先有“天德”，然后可以谈论“王道”，认为“孔明于天德恐未尽，其于王道自是不纯，益州之取是也。
13、”孔明虽贤，犹未达到“天德”之纯(15)。王云凤在论及“大节”(德的层面)与“功业”(才的层面)的关系时，尽管主张“体用”之学，但仍偏向于“大节”之本体。他认为，诸如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为士君子立身之本，可以称为大节。若是“大节不立”，就会“万事皆颓”，纵使“有功业为世倚赖，不过权谋术数，塞漏补罅于一时者耳。”(16)才士与节士各有偏重。士负才性，大多不羞于小节，反而喜欢功名耀于史册，或者根据时势获取卿相一类的高位，务必使自己达到大富大贵。而节士则一反于此。他们一意孤行，喜欢抗论正义，即使空室桑枢，含水蔬食，但内心还是快乐的，而且在当时也获得了很好的荣誉。如刘绘在任职六科时，曾与当时任职
14、翰林的唐顺之讨论过“才”与“节”的关系问题。按照唐顺之观点，还学术论文向导http:/是重视节义。他说：“节胜于才，犹为得已。而失节，又奚云才?”在唐顺之看来，凡是节义之士，尽管才无所见，但必定被人归入“清流”。因此，士人之廉，犹如女子之洁。针对此说，刘绘提出了质疑。刘绘的证据来自文天祥其人。他认为，像文天祥这样的人物，应该说是正气贯日，但从他平日的行为来看，却是喜欢豪奢，并且纵情于声妓。面对这样的质疑，唐顺之进而提出自己的看法，说：“古人德业，自有可学与不可学。如文山，吾当学其正气，其豪奢声妓，吾绝勿学可也。”唐顺之的看法，得到了罗洪先的附和。罗氏写信给刘绘，其中有言云：“士大夫立事，务求本
15、心。若任才性，而不求之本心，则事虽极奇伟，终归变诈。”(17)当然，最为典型的案例还是明末大儒刘宗周与崇祯皇帝关于“功利”的争论。刘宗周一生最为反对的是“功利”二字。他曾告诉自己的弟子张履祥说：“学者最患是计功谋利之心，功利二字最害道。”他认为，功利二字，其弊病主要在于“事必欲求可，功必欲求成”。因此，他主张，“事无求可，功无求成，惟义所在而已矣。”(18)为此，刘宗周与崇祯帝曾就才能与操守的关系作过讨论。如在督抚的选拔上，崇祯皇帝认为：“督抚必才守兼全方可。”而刘宗周却认为：“须操守为主。”对此，崇祯帝反驳道：“大将另是一段才干，非区区一操守便可胜任。”(19)明末另一位大儒黄道周将刘宗周之
16、学评为“伊尹之学”，他立论的依据如下：“伊尹以天下为己任，其原本于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今但知刘先生一介不取，一介不与，不知其自任天下之重也。”(20)这固然是他们之间惺惺相惜，但反映的确实不是刘宗周的实情。即使刘宗周心中自任以天下，但他决无治天下之才。黄道周与刘宗周齐名，号称明末两大儒。从黄道周与崇祯帝关于清、廉问题的讨论，亦已足证道周过分看重士大夫个人所具清、廉一类的道德，而轻视学术论文向导http:/治国之干才。这又是一个典型案例，不妨详引如下：崇祯十一年(1638)六月十八日，崇祯皇帝在召见大臣时，有感而言，感叹朝廷腹心耳目之臣，遇事不肯担当，举劾率由情贿，积弊难革。然而所谓的“清操”之臣，“却又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