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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题八：近代中国思想解放潮流,银川二中历史组 张英,“传统”与“现代”的博弈,两个世界的碰撞,1793年乔治三世致乾隆皇帝的信中说：“在皇帝陛下的统治下，贵国国家兴盛，为周围各国所敬仰。如今我们国家同世界各国和睦相处，本国王认为正是谋求我们两大文明帝国友好往来的好时机。本国臣民曾经常常到贵国经商，无疑双方都能因此受益。故此希望特派一位有权柄之人常驻贵国，管束我国臣民的行为，有委曲也可以保护他们。这样的办法可保诸事平安。”,乾隆皇帝复乔治三世信：“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
2、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 以上摘编自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孤寂”与“荣光”,材料一：然则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 材料二：未款之前，则宜以夷攻夷；即款之后，是宜师夷长技以制夷。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 材料三：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摘选自魏源海国图志,“抗拒”与“迎接”,1862年设立京师同文馆,奕,倭仁,材料一：1867年顽固派代表人物倭仁上奏道：“天文、算学为益甚微，西人教习正途，所损甚大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
3、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袭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摘选自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材料二：针对倭仁的观点，奕驳斥道：“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 摘选自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材料三：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乃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
4、，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 江苏巡抚李鸿章 致总理衙门原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纲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诸国富强之术。 冯桂芳校邠庐抗议,材料一：1898年1月24日 发生在总理衙门的一场精彩的辩论： 荣禄：“祖宗之法不能变。” 康有为：“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用于祖宗之法乎？” 兵部尚书廖守恒：“如何变法？” 康有为：“宜变法律，官制为先。” 李鸿章：“然则六部尽撤，则例尽废乎？” 康有为：“今为列国并立之时，非复一统之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统之法，弱亡中国，皆此物也，诚宜今撤，即一时不能尽去，以当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 摘选自康南海自编年谱,“守旧”与“维新”,材
5、料二：在他（康有为）看来，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春秋便是孔子为“改制”而创作的。他甚至用西学来解释春秋，认为春秋公羊传中的“三世说”为：“始于据乱（世），立君主；中于升平（世），为立宪，君民共主；终至太平（世），为民主。” 摘编自张海鹏等编中国近代史,材料四：“物竞者，物争自存也，以一物以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天择。天择者，物争焉而独存存其最宜者也”。 严复天演论,材料五：“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 民报第2号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材料一：“于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于今世。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
6、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 陈独秀敬告青年,“西化”与“调和”,材料二：“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两者根本相违，绝无折中之余地”。“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国情等鬼话来捣乱”。 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1917年7月发表于新青年,材料三：“西洋社会为动的社会，故产生动的文明，吾国社会为静的社会，故产生静的文明，乃性质根本不同也。尽管这两文明性质迥异，但能够彼此融合并调和。” 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材料四：梁启超前往欧洲考察一年多，1920年回国后写道:“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但没有得着
7、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那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自己的祖宗、三大圣（孔子、老子、墨子）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他的精神来加保佑你哩。” 摘编自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等,抚卷沉思,“从历史的角度看，尽管对思想革命的特点有些夸大，但它的主要成功，在于引进了西方的思想和摧毁了中国的传统，而不是创造了新的思想体系和新的哲学体系只是激起了一系列争论和论战，而没有创造出新文化”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