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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主和平论民主和平论的产生：民主和评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开始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受到关注，是冷战结束以来新自由主义学派中较为流行的一种理论。而其实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早在18世纪末，因为西欧主权国家的不断出现，康德在论永久和平一书中开始提出由自由国家联合起来建立“永久和平”的设想。威尔逊总统在其外交思想中第一次把美国民主与世界和平结合起来，为后来美国外交定下基调。这种理论的始作俑者是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切尔多伊利，1983年他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和外交事务一文中提出自由民主国家相互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的论点。20世纪90年代初，克林顿政府智囊团重新
2、发现康德这一思想的价值，进而提出了所谓的“民主和平论”，学界的相关著述也陡然增加。塞缪尔亨廷顿的第三波：20世纪末民主化浪潮、约瑟夫马拉奇科的输出民主：完成美国的天赋使命、布鲁斯鲁塞特的把握民主和平：冷战后世界的原则等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民主和平论的内容：民主和平论的中心论点是民主国家很少（或从不）相互打仗。而他们也提出了两个基本观点：第一，在民主国家之间如同其他政体之间一样存在着许多利益冲突，但是，毫无疑问，民主国家认为，战争不是解决他们之间纠纷的合适方法；第二，尽管自由民主国家很少（或从不）打仗，但他们可能和非民主国家打仗。其主要的思想则可归纳如下：第一，“民主国家”不会发生战争。这首先
3、是由于“民主”政治制度的机制约束。民主政治的制衡原则和选举制度迫使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考虑民意，并且政策的制定是多元的，可以避免政府轻率发动战争。其二是共同的民主规范与民主文化的约束。“民主国家”由于共同的民主规范和文化而相互尊敬，相互感知，从而使他们相互之间能忍让并达成妥协，使矛盾化解在萌芽中，发生冲突时也很少要求诉诸武力。为证明这一论点，他们宣称，自19世纪以来，除个别例外，“民主国家”之间没有发生战争。 第二，转型中的民主化国家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爱德华曼斯菲尔德和杰克斯奈德在其民主化与战争中提出，成熟的“民主国家”具有和平倾向，而向民主化国家转化的过程却是危险和充
4、满好斗的时期。他们认为，许多转型国家通常要经历痛苦的过渡时期。其间，大众政治和独裁精英政治往往交相更迭，极易造成中央权威削弱、利益集团冲突扩大、公众之间产生政治分歧和对峙，从而导致民族主义失控，国家的好战侵略倾向加强。他们还声称，从历史经验看，从混合政体转向民主政体的国家发动战争的可能性比依然是混合政体的国家高50，比其他类型国家高70。第三，“民主国家”不回避与“非民主国家”间的战争。一些学者用民主规范论说明这一命题。拉塞特在把握民主和平：后冷战世界的原则一书中指出“民主国家”愿意用和平的方法、说理的方法和妥协的方法调节和解决政治争端，它也能假定并相信别的“民主国家”也赞同用相同的规范与他共
5、同解决争端，因此他主动或率先作出忍让是值得的，这是“民主国家”之间的相互感知和尊重。但在与“非民主国家”发生冲突时，这种规范不再起作用，“民主国家”与之不存在民主文化的规范，无须克制自己，而有必要采取更严厉的国际行为规范。在这里“非民主国家”属于“另类”，“民主国家”对之进行军事打击和战争是“崇高使命”。对民主和平论的解析：首先，“民主和平论”实际上是西方源远流长的理想主义传统的一个现代版本。“民主和平论”者试图把康德所谓的“理想共和国”的理性国家行为应用到国际关系中，以求用一种制度的优越性和感召力来消解国家之间暴力行为的根源。具体到国际政治理论领域，“民主和平论”试图以制度范式来取代现实主义
6、的强权和利益范式，在国际关系中的基本主体单位方面则设想由相同制度的国家共同体取代现实主义的民族国家，借以从根本上取代迄今仍居于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民主和平论”的思维方式从本质上来说仍是“西方对非西方”，在这一点上，它同冷战后纷起的其他理论，如“霸权稳定论”、“文明冲突论”等如出一辙。这深刻地反映了冷战后西方尤其是美国想通过身份认同重构世界格局的愿望，并与西方扩张之初的“白人的责任”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次，“民主和平论”首先在美国兴起，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由于在目前对西方和美国相对有利的世界形势下，美国自身实力的衰退使它对维护自己的全球领导地位感到力不心，没有欧日等盟国支持，其领
7、导地位无法稳固。同时，冷战的结束使西方失去了主要的共同威胁，随着共同敌人的消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集团的凝聚力大大下降，而制度认同是将以前的 盟国重新凝聚起来的有效工具，因为在欧日等国认同的民主国家集团里，美国是当然的领袖。尽管“民主和平论”存在着种种缺陷 ，但它提出的问题是耐人寻味的。它为我们认识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走势和世界蓝图的设计提供了恰当的视角。虽然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并非一成不变，但从布什政府到克林顿政府，追求“民主和平”却是一脉相承的。然而，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民主从来都是从内部“成长”出来并逐步成熟的，而不能由外部强加。事实证明，输出一种制度在世界历史上鲜见成功的先例。对民主和平
8、论的评价：“民主和平论”是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理论支柱，并成为新干涉主义政策的依据，这正是“民主和平论”备受西方政治家青睐的原因之一。但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看“民主和平论”都难以立足。首先，“民主国家”导致和平的推理逻辑是错误的。当今世界依然是民族国家的时代，总体而言，战争与和平的决定性因素依然是各自的国家利益。维护国际和平的因素中，国际体系及所在的环境、国家地缘政治及战略利益、经济依赖及技术革命等都是不可忽视的变量；所谓“民意”、制衡原则以及“民主规范”并不是保持国际和平的充分必要条件。其次，历史上所谓“民主国家”之间曾不止一次发生过战争，论者所说的“个别例外”绝非无关紧要的事件，而恰恰反
9、映了战争的本质。无论现在或将来，当所谓“民主国家”之间出现难以调和的重大利益冲突时，战争的发生依然不可避免。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长期和平并非像国内政治通过既定的法律框架便能实现，而是通过妥协、竞争甚至战争重建均势而取得。 从政策层面看，“民主和平论”企图以各国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差异，来掩盖各国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这一共同点，实际是在为西方的干涉主义寻求理论支持。根据“民主和平论”的逻辑，既然“非民主国家”（即与西方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和“转型中的民主国家”（如俄罗斯、东欧国家）是战争的罪魁，则“民主国家”（如美国）遏制、干涉乃至颠覆这些国家的行为就是维护和平的“崇高使命”。“民主和平论”的政策目的也正在于此。正如西方学者莱恩在民主和平的神话一书中所言：“民主和平论是危险的，它建立在愿望的基础上，反映了美国的干涉主义的外交政策，这个政策不会带来和平，而是更多的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