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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意义，也没有多少学术价值，因为计划经济也会导致社会抗争。市场引发社会抗争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如果对社会抗争作如此简单化的理解，可能会误导人类解决社会抗争的努力。当市场发展以威权模式为取向时，外在性不单单是市场本身所造成的结果，政治的力量更有可能是导致社会抗争这种激烈的外在性的主要因素。正如亨廷顿所言，政府是产生问题的根源(亨廷顿，1976年)。二十世纪90年代，大量的事实表明，社会抗争呈明显增长的趋势。崔大伟(DavidZweig)在对民主与法制进行了个案研究时发现，从1988年1997年，民主与法制共报导了三十起冲突事件，在这些事件中，1993年1997年共计二十六起，1991年二起，
2、1990年和1989年各一起。作者还同时对这三十起事件进行归类，认为有五种原因导致了乡村社会抗争事件的发生：土地征用、乱收费、行政或经济问题、干部滥用权力和对干部或政策的错误攻击(DavidZweig，2000年)。在崔大伟所作的归类中，我们不难发现，由于公共权力行使不当而引发的社会抗争事件占了绝对多数，因此，可以讲，政治因素可能是引发(至少是在乡村)社会抗争的根本原因。所以，与其用经济外在性(不妨称作市场中轴)来解释当代中国的社会抗争，不如用经济发展中的政治外在性(政治中轴)更有说服力。其实，发生在中国社会的各种冲突事件远远超越了市场的范畴。2000年，裴宜理(E.J.Perry)和赛尔登(
3、MarkSelden)共同主编了一册论文集，书名为中国社会：变化、冲突与抗争，文集共收录了十一篇文章，每篇文章都论及中国社会冲突的某个方面，例如，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冲突、环境保护者的抗议活动、宗教问题等等，主编者避开了中国社会研究的传统路径(即市场中轴)，扩大了观察中国的视野。尽管作者没有作方法论的说明，但是，论文的研究取向足以表明，政治中轴也许更加合乎逻辑地说明中国社会变迁乃至抗争的宏大原因。本文之所以主张以政治外在性(政治中轴)来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抗争的起因，并不是简单地遵循学术经典的理论原则，而是基于以下几个具体原因：其一，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区模式国家主义。这种模式被学术界广泛地称作东亚模式
4、，核心内容是国家(政府或政党)既制定经济发展的战略，又参与具体的经济事务，既是游戏者，又是游戏规则制定者。在东亚地区，现代化的腾飞通常通过两种体制支撑：一种是政府体制，另一种是市场体制。在这两种体制中，前者是主导性的，后者从属于前者。前者之所以能够建立起对后者的支配性地位，这主要取决于现代化的内在逻辑：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引入市场因素，即在强大的政府能力的基础上构建市场框架。中国的发展同样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后发模式，它一方面希望释放市场和社会的能量，但同时也意识到，政府必须垄断资源以便动员资源，然后才谈得市场的自主发展。在此威权模式下，国家(政府和政党)的影子随处可见。在政府即厂商一文中，魏昂德(A
5、ndrewWalder)认为，中国政府是经济市场的必要一员，因为地方政府已经从事经营，以厂商的角色参加市场活动(Walder，1995年)。因此，社会抗争与其说是市场的外在性结果，还不如说是政治的外在性结果。其二，政治合法性基础发展主义。1978年之前，革命后政权统治的基础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从而获得民众的政治认同。但是，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连续的政治运动将中国带入政治危机之中。1978年可以看作是革命的终结、后革命时代的开始。在后革命时代，政治领袖逐渐转变合法性获取的主题，1992之后，发展是硬道理轻易地替代了政治挂帅的合法性地位，发展主义既是政治统治的价值理性，同时也是政府治理
6、的工具理性。经济发展几乎成为考虑政府绩效、有效性的唯一指标。当发展主义过度地追求经济增长时，国家必然扩张自身干预社会的能力和范围，这样，国家既有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促进力量，但同时也有可能成为制造社会抗争的源泉。当国家积极介入社会发展过程时，其附属性结果就是政府和国家力量也随之增长。其三，市场分权的代价地方主义。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整体上讲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分权过程，是围绕着如何在市场条件下将资源分配制度化。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其实面临着一个两难问题：一是市场经济的需要，中央必须放权，另一个是在放权之后，中央如何进一步控制地方势力的崛起。1994年，中央推行分税制，在财税方面基本上解决了中央财政的弱小
7、问题，但是，国家能力不仅仅是一个财政能力问题，当我们发现中央财政在逐年增长的同时，地方主义的势力却愈来愈僭越中央的控制力，典型的例子就是地方无视中央的规定，非法吸取资源。当市场化和分权加强地方机构的自主权时，由改革引发的地方授权必然削弱中央对资源的垄断地位(RichardBaumandAlexeiSchevchenko，1999年)。用VivienneShue的话来说，中央变瘦，地方变胖(VivienneShue，1988年)。地方社会抗争的不断加剧，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权机构自我膨胀的结果。自我膨胀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发展主义的地方化，二是地方机构的自利倾向。地方主义以及地方社会抗争的关联
8、性如果我们从经济的外在性角度可能很难给予解释显然是一个政治外在性现象。当我们撇开经济外在性的分析框架时，实际上可以尝试其它的研究路径。精英政治学或许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有效的知识工具之一。在市场转型的大背景下，社会精英的结构性地位对于地方社会的政治发展来说至关重要，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抗争的上升趋势可以从社会精英的成长模式当中找到答案。二精英政治化：精英崛起的模式笼统地讲，当代中国社会精英的发展大致以1949年和1978年分为两个断裂带。1949年之前，知识精英、经济精英与文化精英1的发展呈现平行增长的趋势，尽管始于晚清的民族国家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文化精英的影响力，但是，总体而言，精英的力
9、量并未受到根本的打击。1949年之后，由于革命将阶级理论注入中国的政治生活，社会精英因而被涂抹上政治的色彩，其地位和命运也就取决于政治的解释。在知识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中，后两者首先服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安排，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期，政权基本上完成了对他们的革命。知识精英的命运因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而暂时获得了政治空间，但是，作为旧政权下的知识精英绅士，仍然没有逃避被革命的命运，到1952年，绅士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不存在了(梅斯纳，1986年)。知识精英的整体衰落在革命与建设的矛盾逻辑下是不可避免的，教育的政治化经常侵犯知识分子的最低限度的学术自由(T.P.伯恩斯坦，1982年)，红与专相比，后
10、者无疑要服从前者的需要。根源于大跃进的政治再革命(即不断革命)从根本上将社会精英连根拔除，因此，在政治精英看来，革命的反对阶级要么被消灭要么被改造为革命的拥护者。当代中国精英的崛起在90年代得到了合法的发展空间，精英几乎是在一夜之间陡然出现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首先从意识形态上解决了精英成长的文化环境，紧接着，1994年市场经济获得了合法地位，它为精英的成长提供了制度环境。尽管官方档和学术话语较少使用精英一词，但是，拥有大量经济财富、享有较高社会地位和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群体和亚群体的存在，使我们无法否认精英社会到来这个事实。由市场转型带来的社会资源的急剧运动，与革命后进行的社会
11、革命一样，其运动的范围是全面的、资源分割的强度是前所未有的，所不同的是，前者的资源运动方向由社会流向国家，而后者则相反。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在社会结构方面，随着财富的迅速分化、聚集，社会分层现象演变得十分剧烈，社会结构愈来愈趋向于两极化。因此，社会学的主流观点认为，社会结构的两极化必然导致社会的不平等和社会秩序的失控，在他们看来，壮大中产阶级的数量、拉平两极结构是解决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重要途径。在我看来，社会结构对于社会发展固然重要，但是，社会结构的两极化还不足以解释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尤其是社会抗争问题。事实上，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过程出现的各种失范现象，并非完全由
12、于极化结构引起的，而是由于结构中已有的社会角色尤其是精英的角色丧失其社会和政治功能所致，两极化并不能直接推导出社会抗争加剧这个结果。我们不妨以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有的学者以收入为基础，同时参照权力、声望因素，以1997年为分析对象将中国的社会阶层分为五个层级。第一个阶层是上等阶层，由政府高级官员、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事业单位负责人、国有大型企业或大型股份公司经理、大中型私有企业主构成，总人数在700万左右，约占全国从业人员总数的1%，这些人构成了中国金字塔型阶层结构的顶端。第二个阶层是中上阶层，主要由高级知识分子(约30万)、中高级干部(约30万)、中小型企业经理(约700万)、
13、中小型私有企业主(约90万)构成;另外，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约80万)、国家垄断行业的职工(约2，000万)也是这个阶层的组成部分，他们占全国从业人数的4.2%左右。第三阶层是中等阶层，他们分别是：专业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律师、大中学教师、一般文艺工作者、一般新闻工作者、一般机关干部(约1，100万)、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约3，000万)、个体工商业者中的上层，他们的收入、权力、声望或者三者的综合，处于高层、中上层之下，而又在其它阶层之上，他们的社会地位处于中等2.在上述分层研究统计中，即使撇开其中的政治精英不论，当代中国社会精英的绝对量仍然是一个可观的数字。理论上讲，现有精英有能力成为政治发
14、展与社会发展的平衡力量，但是，事实上，当代中国社会精英由于其独特的成长模式而丧失了西方意义上的角色功能。当代中国社会精英的成长模式我们可以把它称作精英政治化，这种成长模式也是精英功能丧失的主要原因。一般而言，精英政治化有两个取向：精英接近和政治吸纳。精英接近和政治吸纳是所有国家政治现代化的目标，熊比特等精英民主理论家认为，没有精英参与的政治谈不上民主政治，民主的本质就是精英政治，因此，精英主动接近政治体系是民主化的前提;另一方面，政治发展的保守人士认为，传统国家政治现代化的一项重要目标是能够建立起吸纳精英特别是地方精英的制度(亨廷顿，1968年)。但是，精英政治化在当代中国发生了畸变，它建立的
15、是一种相互依赖而不是相互制约的权力关系，精英博弈的目标是如何将公共权力私有化。当代中国社会精英的成长模式离不开中国社会独特的制度环境，在经济领域，国家一直努力试图在计划体制上成功嫁接市场机制，但是，由于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问题，市场体制的建立总是摆脱不了传统制度的制约和影响，从而形成了两种制度共生的转型形态。转型形态的制度既有市场的特征又有计划的特征，同时它又不是原生的计划和市场。这种制度形态决定了精英在财富获得的方式上与众不同，它是一种不完全意义上的市场行为，也是一种不完全意义上的计划分配。在精英成长的现实生活中，他们大多选择利用再分配权力获得财富，因此，当代中国社会精英的成长模式是一种政治
16、依附性积累，经济行为与政治权力的依附联机仍然十分紧密(玛丽亚。乔纳蒂，1997年)。当代中国社会精英有两类背景：一类是来自于权力机关，在市场化过程中，这部分人退出了政治舞台转而投身经济领域;另一类来自社会底层，大多无政治背景，但是有限的经济收入可以转换为接近政治权力的资本。从身份上看，他们似乎与政治不存在多少关联，但是，从财富的获取方式上看，政治是他们的首选依附对象。1994年，罗讷塔斯在美国社会学学刊上发表一篇重要文章，试图解释匈牙利原共产党干部在私有化过程中保持优势的现象。罗讷塔斯认为，从党国体制中退出的干部，他们主要通过两次再分配权力的转移实现财富积累：第一次是将权力转化为社会网络资源，第二次是社会网络资源转变为私有财产3.罗讷塔斯的结论是在匈牙利党-国体制崩解的前提下得出的，中国的情况不同于匈牙利，但是，这种解释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中国的情况，例如80、90年代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