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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社会的发展（明朝建行省、抗战时期）回顾贵阳的发展史，是一部鲜活的移民史。多次而大量的移民，带来了新的文化形式，带来了自然科学，甚至融进了新的外来语言给贵阳这座西南之城不断带来新的冲击和碰撞，而多次大量的移民，也使贵阳人的血液中多了宽厚与包容的因子，使得这座城市能很快的将这些外来的东西吸收并创新，不断推动着城市的前进。贵阳地区自古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唐宋时期由于军事上的重要作用逐渐形成城邑，当时的城邑极为简陋狭小，“城内街道、初本狭窄，车舆辐辏、肩摩踵接”。其时，贵阳虽为黔中首邑，军事用地，但交通阻滞，物品运输极为困难，因此产业不甚发达，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阶段。居民多以农业为生，商贾大
2、多是湘、赣、川等外省人，且本地人资本较微，难以与外商竞争。明朝中后期，由于驿道渐开，统治者实现屯田垦荒，改革工匠服役制度，农业和手工业有所发展，商业也逐渐兴起，据贵州图经新志（弘治）记载，在元代至正年间（1341年1368年）就有江西商人彭如玉到贵阳。到了明代，贵阳商业有了一定的发展，特别是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建省，明朝隆庆二年(1568)，迁程番府于贵阳，取名贵阳府，贵阳成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一时期贵阳经济取得更大的发展，逐渐形成以大十字为中心的坊市，据贵州通志（嘉靖）记载，贵阳内外著名的坊市有12处，治城内有三牌坊市、四牌坊市、谯楼街市、风宪坊市，治城东门内有小十字街市
3、，治城南门内有南市，治城北门有北市，治城北门外有馆驿前市、十字街市、凤鸣桥市、洪边巷口市，治城南门外有马荣街市。在贵阳城外近郊的几个较大集镇有集场贸易，有固定的集场时间和地点，设有场主进行管理，负责解决纠纷。交易的方法有物易物和银钱购买，以前者为主，交易的对象，卖者主要是附近的汉族和少数民族老百姓，买者多为城内住户、官吏、驻兵家属等。这表明贵阳城市功能已经从单纯的防御作用向防御作用、贸易作用转换。清朝时期，清政府在贵阳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摊丁入亩”，中原及邻省人员迁入，带来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农业和手工业取得一定发展，推动商业的发展。贵阳工业以手工业为主，制造火柴、皮革、服装，后省府
4、举办兵工、抄纸、造币、白药等厂及电气局，其中小资本经营最多，推行最广的是土机织布。鸦片战争后，东南沿海地区外国商品涌入，贵阳商业市场发生变化，烙上了半殖民性质的印记，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但是整体上贵阳商业仍未脱离自然经济的范畴。清代贵阳商业特点：一是形成72行商业格局，以大十字为中心的东南西北四街成为兴旺的商业区。出现制革业、糖果海味业、火柴业、照相业、修理钟表业等新兴行业，1888年，创办同济堂中药店。清朝时期的贵阳城已有街巷123条，形成以大十字为中心，通往东西南北的“万家灯火”之城。二是五方杂处，外省人结帮经商，会馆接踵而立。从事贸易、手艺、佣工的“客民”大增，城中行会林立，会馆众多，各地
5、客商云集，集市贸易迅速扩展，坊市不断增多。三是洋货倾销，民族工商业出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洋纱、洋布、洋油、洋火等商品已有一定市场，贵阳成为贵州省最大的洋货市场。1911年10月，盐商华之鸿创办的文通书局开业，成为贵州最大的民族工商业者。四是同行业汇聚经营，以行业命名的街道产生。如轿夫巷、鲜鱼巷、粑粑巷、皮匠湾、铁匠街等以行业命名的街道。五是商业经济性组织出现。清代以前，贵阳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历史形成文化经济落后、交通闭塞和封建主义闭关自守，致使工业生产长期处于手工操作，发展极为缓慢。民国时期，地方民族工业逐渐兴起，贵阳轻工业有了初步发展。至民国25年（1936年），全市已有造纸、印刷、玻
6、璃等小型工厂和六七百家手工业作坊及家庭作坊。但由于贵阳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历史形成的文化经济落后、交通闭塞和封建主义闭关自守，致使工业生产长期处于手工操作，发展缓慢。抗日战争前，贵阳属于农业社会，地方交通不便，保守性特别强，是一个典型的农副产品集散地，既没有一定规模的工业，也缺乏完整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在社会经济中占绝对主导地位。就仅有的工业而言，也仅集中在印刷、染织、火柴、制革业。严格意义上的机械工业是根本没有。曾出现过挖掘煤炭的事业，但也只是为满足生活需要而采用土法进行的小规模开采。商业虽然有一定的发展，但由于商业资本不足、交通运输落后和社会购买力地下，发展也极为有限。抗日战争爆发后
7、，外埠厂商内迁，带来了资金，也带来了技术人才和熟练工人，加上贵阳地区资源比较丰富，许多轻工业应运而生，机械、化工、卷烟等工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成为贵阳轻工业发展的兴盛时期。1938至1939年迁入贵阳的厂商达101家。此后贵阳新兴工厂不断出现，1941年注册7家，1943年达25家，1944年注册67家，工人总数由战前的536人发展到3500余人，资本总额由战前的13.5万元增长到5735.6万元。贵阳近代工业的发展不仅表现在速度、数量和资本总额上的变化，还表现在主要工业门类的系统化上，战时增加了卷烟、电力、橡胶、水泥、电器等，形成以动力、机械、化学工业为龙头的多门类的生产经营。1933年贵阳
8、出现第一家机械工业，到1943年就已达16家，总资本额330万元；1936年前贵阳五卷烟厂，1943年先后开办了金筑烟厂等3家机制卷烟厂，到1945年卷烟厂达65家之多，年产3200箱。随工厂数量、门类的增加和工业规模的扩大，工业技术管理人才数量也大幅度增加。以贵州企业公司为例，1940年该公司有高级管理人才、专门技术人才和职员627人，技术工人1191人，到1944年增加到1084人和1676日。可见贵阳近代工业在抗战时期得到空前发展，进而推动城市经济近代化。随工业交通的发展，人口增加，抗战时期的贵阳商业也得到跨越式发展，出现空前繁荣。贵阳工商业1937年仅为1420户，资本总额180万元；
9、1943年急剧增加到4239户，资本总额增至10600万元；1945年又增至5422户，资本总额21000万元。民国28年(1939年）2月4日，日本飞机轰炸贵阳，以大十字为中心的商业地段墙毁屋摧，但几年后迅速恢复繁华。据贵阳市工商业调查记录记载，民国32年（1943年）贵阳商业中，以旅馆业最多，达415家，茶楼酒肆次之，有219家。但战后随厂商离去，工人返乡，人口骤减，销售市场萎缩，洋货充斥市场，加上国民政府腐败统治、赋税繁重、物价飞涨，地方民族工业特别是大多数轻工业收到严重冲击纷纷倒闭，贵阳轻工业经济发展萎缩。1947年，电池业由原来8家仅存2家；陶瓷业减少一半；日用化学工业由29家降至1
10、1家；日用玻璃业产量由1946年的60吨下降到1949年的28吨；皮革户减少19%。到解放前，贵阳商业户数由1949年初的5213户下降到10月的3952户。而且贵阳市轻工业多为手工、半手工操作作坊，工艺简单，产量极低，厂房简陋，设备陈旧，技术落后，产品单一，处于零星分散的衰败状态。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政治、经济重心西移，作为西南交通枢纽的贵阳，成为陪都重庆的南大门，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从而极大提高了贵阳城市的行政地位。又因战时贵阳城市经济、交通、教育文化的发展，促进贵阳城市经济功能的空前增强，使贵阳发展成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交通中心。道路交通建设：抗战爆发前，贵阳街道只有中华路、省府
11、路、中山路、黔灵路、环城马路等几条主要干线，约60管理。抗战爆发特别是贵阳设市后,根据国民政府都市计划法拟定贵阳市道路系统计划，进行道路建设、拓宽工程。从1941-1945年完成道路拆修36公里，随着公路建设和城市街道的兴修，贵阳市城区交通得到发展，到1944年1月，贵阳各种车辆总计2583辆，其中汽车64辆，马车510辆，人力车1627辆，自行车306辆。公用事业起步：城市公用事业是城市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抗战时期的大量人力、物力的内迁，成为贵阳市公用事业起步发展的重要动力。供水方面，1941年，贵阳市政府设水道工程处，负责给水工程建设，至1943年，建立配水站3 处，延伸瓦质水管1800
12、米，初步建成城内低区配水系统。供电方面，1938年，贵阳市发电量为150千瓦，日发电量785度，用电户数73户。至1945年发电量为1045千瓦，日均发电量12960度，用户3300户。通讯信息方面，贵阳邮局从1936年的2处增加到1943年的13处。1935年，贵阳出现长途电话。抗战期间，贵阳市装配了载波电报机、无线电话机等先进通讯装置。到1945年，贵阳至邻省的直达话路达10路，省内谈话达52县。城市绿化方面，1941年兴建河滨公园，1942-1946年，先后修筑5处广场。抗战期间城市建设的发展，改善了人居环境，促进了贵阳城市近代化发展。贵阳地处西南边陲，其文化与中原地区通都大邑比较，由于
13、地理位置、社会需要、民族构成、表现形式、发展历程不同，从而自有其独特之处。贵阳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历次移民不仅给贵阳带来了大量的外来居民和技术、资金，也带来了各地文化，五方杂处成为贵阳显著特点。各个民族长期的交流形成了多元一体的贵阳文化。贵阳文化的多元性在语言方面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一方面是汉语自明代以来广泛通行，另一方面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至今仍然通行少数民族语言。从历史上来看，贵阳地区人口曾经以少数民族为主。以布依族和苗族最多，少数民族居住地分散，居住环境各异，加上崇山峻岭的阻隔，彼此之间长期失去联系，各部分少数民族之间文化习俗各不相同。各少数民族的起源、迁徙的
14、历史都无从在纸面上寻找，而是以民间传说、歌谣的形式，通过口头的传承延续下来。明代以后，汉族开始大批移入，贵州的民族成份发生了巨大变化，逐渐形成“汉多夷少”的局面。语言环境也随之改变，汉语逐渐成为省内许多民族间交往的语言。贵阳方言属汉语北方方言西南官话的川黔方言。川黔方言的一致性很高，贵阳方言总的说来与贵州省境内川黔方言各小片的差别不大，与省境之外其他川黔方言点如重庆、成都等地的方言也很接近。贵阳方言一般指贵阳城区的方言。由于贵阳城区近几年发展很快，人口迅速增加，贵阳方言在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贵阳人中存在着一定的差别。真正操纯粹老贵阳方言的人在贵阳总人口中已经属于少数，而操新贵阳方言的在年轻人中
15、是大多数。明朝在贵阳设立提学道和单独开科后，贵阳文化教育发展较快，逐渐成为全省文化教育中心。明朝贵阳文化历史上不能不提的一个人就是王阳明，正德元年（1506年）王阳明因宦官陷害，谪贵州龙场驿（今修文县境内）驿丞。 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正德四年(1509年)于贵阳文明书院“始论知行合一”，他在龙场彻悟了这样一个道理，人的本然之知是内在于人心的，要使人的本然之知升华为自为之知，只需向内用力而不须向外求得。从知(本然之知)到行(致的功夫)再到知(自觉之知)，构成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最初框架和结构。 清朝时，贵阳文化教育事业进一步发展，官学、书院增多，科举扩大。晚清时，近代文化传入贵阳，政治经济文
16、化教育都出现新的变化，政府下令设立中学堂和小学堂，贵阳新式学堂有官立、私立、公立、客籍、教会等设立的学堂60余所。同时还出现电报、电话和邮政，产生报纸、杂志，办起了官书局和文通书局。还在戊戌变法前两年，即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时任工部侍郎的贵阳人李端棻上了一道请推广学校折，提出了“一经五纬”的主张。所谓“一经五纬”，就是以学校为“经”，以设藏书楼（图书馆）、创仪器馆（科学馆）、开译书局、广立报馆和派遣游历者（留学和出国考察）为“纬”。他的主张被光绪皇帝采纳，进入了政府决策。他以开放的眼光看待西方文明，主张从教育入手引进“西学”。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贵州学政严修在贵阳改革学古书院，选拔高材生四十名入学，开设经史、算学、格致、地理、英文等课程，其讲求“经世致用”的经世学堂，与湖南的时务学堂同年，在全世界人民处于领先地位。严修主张破格求才，录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算学等方面的专门人才，开启一代新风。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贵阳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