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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大”代表是这样产生的 一个草根对党创建史的探讨（二十四） “一大”代表是这样产生的出席“一大”的代表是如何产生的？那时，中国共产党正处于年幼阶段，还没有很完善的制度。对于“一大”代表的产生，作为代行中央职能的上海党组织，在至函各地党组织时，也沒有明确规定与会代表如何产生。李达回忆说，“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也就是说，由各地党组织自行委派代表到上海参加“一大”的召开。各地党组织是如何推举、委派代表的？至今只能在一些先行者的回忆录中了解到一些情况了。北京代表是这样产生的：作为北京党组织代表参加“一大”的刘仁静，在回忆党的“一大”中说：“一九二一年暑假，我们几个北大
2、学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张国焘教数学、物理，邓中夏教国文，我教英文。“正在这时，我们接到上海的来信（可能是李达写的），说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我们推选出两个人去参加。我们几个人张国焘、我、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就开会研究，会议是谁主持的我已记不清楚。李大钊、陈德荣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前是否征求过李大钊先生的意见我不知道，李先生很和气，就是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不会反对。“在会上，有的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中夏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就决定由我和张国焘两个人去出席一大。”刘仁静在一九七九年八月，曾对来访问者谈 “一大”代表是
3、怎样产生的问题时说：“年暑假，我们几个北大学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不久接到上海来信，要我们派代表到上海参加一大。张国焘、罗章龙、我、邓中夏、李梅羹五六个人一起讨论，推代表，开始叫邓中夏去，邓在长辛店办工人学校，丢不开，不愿去；叫罗章龙去，罗章龙当时在搞铁路工作，也丢不开，不愿去，后来就推张国焘和我两人去。”（李良明：中共一大最年轻的代表刘仁静党史天地年第期）以后刘仁静还对访问者补充说：北京小组选举一大代表时，最初是张国焘和邓中夏，可是邓中夏当时又要兼管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有事去不了。罗章龙在铁路工会工作也很忙，我当时没有职务，结果补选我去上海出席一大。可
4、是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一大会有这么重要。为何邓中夏说他不能去呢？刘仁静说邓中夏“在长辛店办工人学校，丢不开”，而且还“在保定师范学校教书” ，但这可能不是主要原因。可能是他要参加七月一日至四日，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召开的少年中国年会。在这年会上，将爆发一场激烈的辩论。焦点是，少年中国学会应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团体。以邓中夏、刘仁静、高君宇等为一方的，主张少年中国以确定马克思主义为共同主义的社会主义团体；以左舜生、陈啓天为一方的则主张为以从亊社会活动的团体。同样参加年会的刘仁静，为何又能赴上海出席“一大”，而邓中夏却不能？原来，参加年会后，邓中夏还须到四川的重庆，出席主持夏令营讲学会的讲学。至于罗章龙为何
5、也说不能去呢？他在亢斋回忆录记和守常同志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说：“我亦往返长辛店、南口之间，忙于工人运动，张国焘已在上海，乃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还有一个原因，使得罗章罗无暇出席“一大”，很可能是由于他正忙于编辑工人周刊有关。在一九二一年的四至五月间，北京党组织在一次讨论会上，谈到需要创办一份工人刊物的必要，因而有人提议恢复原先停刊的劳动音，但罗章龙则建议另创办一份新的工人刊物工人周刊，得到大家的赞同。为了筹办这份刊物，北京党组织的所有成员都捐款赞助，李大钊捐了五十元，一些工人群众还帮助购买到便宜的纸张。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福罗姆别尔戈也赞助了部份。工人周刊于一九二一年七月出版。广州代表的产
6、生，包惠僧在回忆录说：“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二百元路费。“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养成所所长，知道亊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后就可以回去。其他几个人都忙，离不开。“陈独秀年长，我们又是他的学生，他说了以后大家就沒有什么好讲的了，同意了他的意见。”济南党早期组
7、织是由王尽美、邓恩铭作为代表参加“一大”。因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就为王尽美、邓恩铭俩人。既然是要派俩人出席，所以，可能就由他们自行决定作为代表出席“一大”。武汉党早期组织代表是董必武和陈潭秋。至于是如何推选的，还没能看到有关资料的记载。旅日代表是这样产生的：施存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中说：“日本小组只有两个人，即我和周佛海。我们二人互相担任党代会的代表，最后由周出席（因为周已多年未回国）。”施存统所说让周佛海当“一大”代表，是因为他多年未回国了，所以对他有些照顾。但周佛海自一九一七年到日本留学后，在一九二0年六、七月暑假期间曾回国，但由于湖南发生战亊而无法回老家。周佛海在往矣集说
8、：“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七月间要开个代表大会。湊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明明有两个代表的名额，而且旅费也不成问题，为何施存统沒有作为代表出席“一大” 呢？这很可能与他此时正受日本警方的调查有关。据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称：根据1921年4月23日警方报告外秘乙第523号需特别注意中国人施存统之行动称，施存统近来“与我国社会主义者堺利彦、高津正道、山崎今朝弥等交通，翻译彼等著述宣传该主义之杂志及其它宣传品等，向支那（按：中囯）内地人介绍。”“有同上海该主义者鹤某（按：即李达，又名李鹤鸣）与我国社会主义者共谋近期于上海召开秘密会议商议该主义之宣传方法之疑。括上述鹤近来寄予该人信件观之，
9、现正与日本社会主义者准备发行秘密出版物，并有商定寄送该出版物之亊实。”施存统之所以被日本警方盯上，是源于无政府主义者梅景九等人，在当时在上海发行的无政府主义刊物自由第一期（一九二0年十二月）上，刊登了施存统在日本的通讯地址：“东京府高田村一五五六、三崎馆存统” 。一九二一年一月，就为担任防范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在中日两国间暗中活动的日本警视厅外事处所注意，后他们查明，施存统就是那个以无政府主义立场发表非孝的作者，而且他来日本之后，还与国内的无政府主义者联系。从此时起，日本警视厅即对施存统进行监视，他的来往信件受到秘密拆阅。施存统在该年五月八日给邵力子的信就说：“我近来每天都遭到日本警察的骚扰，真可
10、恶。”六月十七日，日本警视厅外亊科还派人对他进行讯问。（见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第四章第三节年轻的党员们早期党员施存统的历程）很可能基于此，施存统不便于回国参加“一大” 。他一走，无疑受柄给日本警视厅，因为他对日本警视厅一再否认，他和国內及日本的社会主义人士沒有任何交往，他虽然研究社会主义，但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从未宣传过社会主义。中共旅法早期组织，也沒有派代表回国出席“一大” 。据张申府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称：“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共“一大”召开前，我曾收到国内寄来的通知，并在党小组內进行讨论，但因时间紧，路途远，不能回国出席。我即给陈独秀写信，作了答复。不久，我们便知道中国共产
11、党已经正式成立了。”的确，无论是六月二十日或七日二十三日召开“一大”，中共旅法早期组织的代表都无法如期赴会。但问题是在“一大”召开前后，是否有中共旅法早期组织的存在？张申府说他收到国内寄来的通知，並在小组内讨论。但作为负责发函通知的李达就称：“据我的记忆，当时国內和东京七个小组，共有党员四十余人，巴黎的小组不详。”他在七一回忆中说“巴黎小组与国内各小组当时的联络很欠缺。”他在给中央档案馆的一封信还说：“又当时由陈独秀通知巴黎的朋友组织中国共产党，但当时并没有联系，故一大开会沒有代表出席。”也就是说，陈独秀的确吿知巴黎的张申府组建中共旅法小组，但旅法小组並沒有和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发生联系。据张申府
12、解释说“但由于党小组是不公开的秘密组织，因此，在整个筹建工作中，我们从未用党组织的名义。” 因而，张申府去法国之后，一直保持着和陈独秀的联系，但这种“联系” 很难认为是组织之间的联系，更似是个人、朋友、同志之间的联系。从这些先行者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在推选“一大”代表时，当时他们还没有我们以后感到的那种神圣使命感和隆重感，说明了在当时，还没有意识到中共“一大”的召开，在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伟大意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使中国革命有了胜利的保证，是开天劈地的伟大事件。所以，当年参加一大的代表们，竟然没有一人记得“一大”开会的具体日子（陈公博在他的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说是七
13、月二十日开幕，但这时间是错的），而且他们每个人回忆开幕的时间都各不相同，最后，经毛泽东与董必武商量后，把每年的七月一日，定为党诞生的纪念日。陈独秀为何沒有参加“一大”“一大”开幕的时间越来越近了，但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军人的陈独秀，却一直沒有来到上海。上海党组织一再电函陈独秀，请他尽快赴沪主持“一大”的召开。张国焘在我的回忆说：“大会预定举行的日期逐渐接近，但陈独秀先生仍未赶到。我们函电交驰，催促他和广州的代表速来出席。这样等了好几天，作为广州代表的陈公博携着陈先生致各代表的信件终于趕到了。陈先生的信中除说明他辞职尚未获准不能抽身出席外（按：这里，张国焘又弄混了。陈独秀职辞未获准的亊，是指
14、“一大”开过之后，马林要求陈独秀辞去广东教委的职务，回上海主持党中央局的工作，陈独秀即向陈炯明提出辞呈，而未获准。陈独秀从未有因为参加“一大”而提出辞呈的亊），并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意见，要求大会在讨论党纲党章时予以注意。”陈独秀所提的四点为：1、一曰培植党员；2、二曰民权主义之指导；3、曰纲纪；4、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按：这即为1、如何发展党员；2、如何以民主集中制来指导党的工作；3、制订党的政治纲领；4、着重如何争取群众以便夺取政权。）陈独秀只委托陈公博给“一大”带来“四点意见”的信，他本人是实在太忙而不能来了。那末，陈独秀正忙些什么呢？包惠僧的回忆录给出了答案：陈独秀
15、作为广东大学预科学校的校长，正在争取一笔修建校舍的款子，假若他一赴上海开会，这笔钱就立即泡汤了，所以他不能走。包惠僧还在一九六一年一月给中共广州党史组的信补充说：大约在六月底七月初，在他第二次参加广州党组织的会议时，陈独秀会上说“上海来了一封信是张国焘和李汉俊联名写的，据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来了代表，他们建议中共应该在上海举行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他们同意这个意见，并请各支部各选出出席代表会的代表二人，特别要请陈独秀回上海去主持这次会议。陈独秀把来信的大意说了之后，接着说：我为了广州大学预科筹备工作，我暂时不能离开广州，这里出席代表我想派陈公博、包惠僧两位同志去。”对于陈独秀没有到上海出席“
16、一大”的原因，陈公博说：是“迩时仲甫以主持广东教育会的关係，且为上海租界当局所注意，故未来沪。”（见寒风集我与共产党）周佛海在往矣集扶桑笈影溯当年称，由于陈独秀在广东担任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所以不能来赴会。陈独秀不能来上海参加“一大”，也就是工作太忙，或因为是身为广东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到上海，会引起当局的注意，给会议惹来不必要的麻烦。李大钊沒能出席“一大” 的原因，竟然是中共北京支部的成员没有通知他而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另一位领军人李大钊也沒有出席“一大”，这是什么原因呢？对此，史学界学者大都认为原因有三：一、李大钊当时作为北大的教授担任很重的教学方面的工作，当时是两个学年中间，因为这次会议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份，正好是放暑假，前一个学年和后一个学年之间有很多的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