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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理学的新突破进入了“社会人时代”。这固然不错，但这种观点容易把梅奥的管理学贡献同古典管理学对立起来。我们认为，梅奥确实在管理学上实现了新的突破，但他并不是古典管理学的对立面。从本质上说，梅奥以霍桑实验为代表，探讨改进管理的路径，出发点依然是维护和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寻求工业社会的和谐之道。从研究目的上看，他没有彻底否定科学管理时代的效率观和价值观。梅奥的理论立足点，与泰罗、法约尔等人并无二致，所以，有的管理学家认为，梅奥的思想，与泰罗等人的工业伦理是统一的。当然，梅奥与泰罗确有区别，如果说泰罗是从科学技术入手，寻求人类合作的途径；梅奥则是从人际交往入手，铺垫社会和谐的基石。在这一意义上，梅奥
2、以及后来的行为科学，属于对古典管理学的纠偏，而不是对古典管理学的否定。 梅奥的贡献，在于通过霍桑实验等一系列临床式研究，进行管理问题剖析，从中对管理实践中反映出来的有关人类发展的综合症状进行诊治，进而对工业社会的根本性缺陷形成了新的认识。心理学和社会学进入管理学领域后，“人”的问题成为管理者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对于个体的人来说，心理学弥补了以往“经济人”假设的理论缺陷；对于群体的人来说，社会学纠正了以往“群氓”假设的理论偏失。 虽然在管理心理学方面，早于梅奥的雨果芒斯特伯格和莉莲吉尔布雷斯等人已经有着杰出的成就，但是，他们的研究尚未同社会学融为一体，在宏观层次上略逊一筹。而在管理的社会学方面，早
3、于梅奥的派克福莱特堪称先知型大师，她对团体行为的研究具有开创性，但是，她过于侧重政治学，在理论上未能同企业的经营活动和工业社会的特征实现紧密衔接。梅奥在这一方面超越了前人。有的学者认为，比梅奥略早一些的怀特威廉斯才是把心理学和社会学用于管理学、并奠定了“社会人”假设的先驱。这位出身富有并心肠仁慈的管理实践探究者，脱掉西装，穿上油腻的工作服，“混进”工人队伍中成为他们的一员，通过亲身感受来研究工人。他先后在煤矿、铁路、造船厂、炼油厂、钢铁厂干过，什么活累，什么活脏，什么活最危险，他就干什么，例如爬进高温中的平炉清理炉膛，参与工人的罢工活动等等，总之，要与工人真诚地交朋友。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
4、在研究中发现，“人的行为是根据他们的情绪变化而非根据他们的思想变化的，并且人的感情是无法被访问的”。所以，要真正了解工业领域的问题，惟一的方法就是把自己变为“参与观察者”。在他1920年出版的工人头脑中想的什么、1925年出版的人的主要动力等著作中，已经较为系统地研究了工人的心理和人际关系。他提出，工人的工作是重要的，但这种重要性是因为工作影响着他的生活方式、亲友关系、休闲娱乐以及他的内心感受。工作如果从工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中剥离出来，那就什么也不是。所以，工作从属于更加广阔的社会体系。工人不见得挣钱越多就会干活越多，甚至金钱也不完全是用来满足工人的物质需要的。工资有一个极大的作用是衡量工
5、人的社会价值，人们往往用比较工资高低的方式来抬高或贬低某个人的社会地位。再进一步，工人的主要动机不是物质和金钱需要，而是希望得到人们对他们作为人的尊敬。工人的社会群体直接决定着他们的行为。对于工人的社会关系，威廉斯甚至提出应当在“摩西十诫”中再增加一诫：“不要把你的邻居不当回事。”在管理中真正能够赢得工人的，不是老板对工人的大度和恩赐，而是代表老板与工人打交道的监工同工人形成友善与合作的关系。所有这些观点，已经与霍桑实验并无二致，而且威廉斯的现场介入方法，要比霍桑的临床式研究更彻底。所以，有的学者为威廉斯打抱不平，认为威廉斯在管理学中影响不大的原因，不是他的研究水平不够，而是威廉斯从来没有在学
6、术机构任职，缺乏大学教授头上那种神圣光环，也就引不起学术期刊和研讨会议的重视。而霍桑实验之所以出名，是同麻省理工学院与哈佛商学院的名声连在一起的。这种观点，当然可以自成一说。但我们必须看到，这种观点忽视了梅奥比威廉斯以及其他研究者高出一筹的地方。梅奥之所以比威廉斯声名显赫，自有其中的道理。梅奥的贡献，不仅与他之前、而且与同时代甚至稍后一些的管理学家相比，也有着自己的特色和长处。在梅奥对管理问题的思考中，有一个别人几乎难以超越的高度，他不是就管理而论管理，而是比他的同伴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梅奥在研究管理的同时，时时考虑的是整个人类的发展问题，他要从根本上探索社会进步中各种弊端的总根源，追寻管理理
7、论大厦的构建原点。 所以，他的代表作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科学与社会”，属于对支配管理观念的元理论探讨，第二部分是“临床式调研方法”，属于对霍桑实验以及其他类似的调查研究和分析论证。常见的管理学书籍中，往往对梅奥的元理论探讨重视不够。而没有了这一部分的支撑，就无法形成全球性视野和更深邃的思考。梅奥元理论的主题，是人类社会的协调与平衡。在他的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一书中，开宗明义就强调，工业社会的根本问题，是工业的飞速发展导致产生了社会的反常状态。他强调，工业革命以后，社会在物质方面和技术方面的进步和成就是十分巨大的。但正是这种进步和成就，使社会失去了原有的协调与平衡。“已近两
8、个世纪的现代文明在人们合作能力上没有扩大和发展，而在发展物质的科学的神圣的名义下不知不觉地做了许多事情损害着团体协作和处理人事能力的提高。”他还引用一位澳大利亚医生写给他信中的言论说道：“科学的发展能够使我们认识一切，惟一的例外是，人类迄今仍不知道如何和谐地共处。”近代国家都很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却忽视了更为本质的社会和人类问题。从维多利亚时代开始，人们就对社会进步充满信心，眼前似乎一片光明。1890年出版的十九世纪一书，曾自豪地宣布，人类已经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但这种进步的结果，是人类取得的成就变成了毁灭人类的工具，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对19世纪“发展”的回应。世界的进步，正如19世纪
9、后期考察欧洲社会的法国工程师弗雷德里克勒布雷所言：“我们时代发展的重要特点是，它成功地一个接一个地摧毁了社会内在的固有联系，但却没有能够建立起来任何可以作为替代的新东西。”本来，技术越进步，社会越发展，对社会的组织化要求也就越高。“工业组织越是庞大，就越是不仅要依赖技术上的前进，而且也要依赖这个团体每一个最小的成员自发地在人和人的关系上进行合作。”而现实中的工业社会，恰恰在组织化方面问题最大。从人类个体的角度看，社会进步的代价就是生活不幸的人数在不断增加；从人类整体的角度看，技术发展的代价就是社会组织的稳定性降低到还不如农业社会的程度。一战的教训还不够使人警醒，欧洲又选择了希特勒，把世界带入二
10、战。“如果我们的社会技能(即我们保证人们之间进行协作的能力)同我们的技术能力同步发展，就不会有另一次欧洲大战了。”在梅奥看来，如果我们了解并掌握人类协作和社会组织的奥秘，二战是可以避免的。所以，需要从社会根本问题的角度来研究管理，而不是就事论事。这一研究管理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使梅奥站在时代的前列。梅奥认为，导致社会失衡的理论偏差，来自于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和“群氓”假设。“群氓”假设的提出者李嘉图认为，社会是由一群处于无组织状态的个人组成的，而每个人都从个人生存和自身利益出发，以理性方式权衡选择自己的行为，个人在选择行为时的思维方式是符合逻辑的。这种假设的实质，是把人类当作原子状的孤立存
11、在，忽视了人的社会结合。而霍桑实验反映出，工人追求社会交往的需求同追求个人利益的需求是一致的，有时前者还会超过后者。“群氓”假设只强调个人利益而否定社会交往，显然存在重大缺陷。如果从社会交往的需要出发，就能在逻辑上引出群体自治理论；而如果仅从个人利益的需要出发，就会导致产生国家专制的极权理论。尽管“群氓”假设是李嘉图提出的，但许多世纪以来，制定法律、组织政府、统领经济和社会的思路，实际上都是按“群氓”假设操作的，最后的结果就是建立极权国家，形成强制型的法治和秩序。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思想基础就来源于此。梅奥的这一观点，不但构成后来管理学理论中“社会人”假设的基础，而且对于政治学中的专制与民主、自
12、治与他治的思想起源给出了新的阐释，即民主源于社会交往，而专制源于社会分隔。在他看来，民主的实质，是通过社会交往而形成和谐，是自治型的协调与合作，由此发展出了公民社会。代议制和选举制，就是这种交往的制度化保证。而专制的实质，是通过阻隔社会交往而形成对立，把治理权力归之于国家，由此而发展出了臣民社会。 即使是民主国家，由于发展过程中的系统性失衡过分重视物质和技术方面，忽视人文和社会方面，依然没有彻底消除政治专制主义的危险。所以仅仅有民主的形式和制度保证是不够的，而且还必须发展和完善社会协调的具体手段。“解铃还需系铃人”，是工业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人类的危机，解决危机还得从工业自身入手，而霍桑的实验，恰
13、恰能够首先在工业组织中，进而给全人类提供一套促进协作、改善人际关系、增进人类团体性的思路和方法。到这里，梅奥的元理论同管理学开始接轨。他对霍桑实验的总结和分析，正是从保证民主社会的基本特征角度来探讨人类协作关系的。在这一意义上，使梅奥关于管理学的研究在理论前提上形成了与众不同的高度。由于梅奥在社会协作问题上与巴纳德的思想具有一致性，梅奥吸取了巴纳德的一些观点。尤其是关于“有效”和“能率”的区分(这两个词在汉语翻译过程中五花八门，多数译为“有效性”和“能率”，有的译为“效力”和“效率”等等)按照巴纳德自己的解释，所谓“有效”，是指协作行为达到了所追求的客观目的；所谓“能率”，是指协作行为满足了当
14、事人的主观愿望或动机。梅奥认为，巴纳德的这一区分，实际上是提出了现代社会普遍适用的准则。任何组织，都必须在两个方面满足它的成员，一是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二是实现他们的积极协作。企业既是一种生产体系，也是一种生活体系。作为生产体系，它必须有效，运转合理；作为生活体系，它必须形成能率，使员工满意。“经济人”假设下的企业管理，只追求有效，而忽视了能率。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和运行方式，是为物质和技术方面的进步而设计的，极大地促进了工艺技术和规范流程的合理化，成效显著；但作为人类的协作制度，则是完全失败的，压根儿没有弄清楚适合人类的最佳工作环境是什么。因此，管理学的突破，要从促进协作入手。从总体上看，不管
15、具体制度如何，任何一个企业的成功，都有赖于全体成员的齐心协力。所以，梅奥把管理学的发展方向校正到领导行为与人际能力方面。作为管理者，权力的获得，应该以实现协作的社会能力为基础，而不应该以专门知识和技术能力为基础。经理人员应该是人际关系导向型的，而不是工作任务导向型的。他应该像一个社会工作者那样，能够推进和改善所面对的工人团体状况。团体就像一种能够溶化各种成份的溶剂，个人是溶于团体之中的。管理的真正任务，是为这种可以溶解一切东西的团体找到相应的容器。 再进一步，在实现协作上，对协作的思想认识远比协作的技术手段更重要。即使是对经理人员进行人际能力的训练，树立协调合作的观念，要比处理人际关系的实用技
16、巧更为本质。在这一点上，梅奥同泰罗强调的“心理革命”异曲同工。他强调，作为经理人员，在观念上首先要明白，自己每天打交道的工人，不是原子状的“群氓”，而是组织紧密的群体。其次要清楚，同工人的人际协作相比，体能、技术、知识甚至天赋等等个人因素都属于次要的，都要受制于群体关系。所以，单靠雇用时进行的一系列测验或面试，不足以实现管理目标，这种测验或面试并没有错误，但远远不够，因为这不能决定他今后工作中的表现，他的工作表现是由他的班组甚至更大的群体环境决定的。最后，还应当相信自己的员工，投之以桃才能报之以李，重视人际关系的调整和适应，能够在工业中产生惊人的效果。“人们在工作中与他们的伙伴合作的愿望，如果不是最强的，起码也是很强的。管理中假如不顾及这种愿望，或者采用愚蠢的举措试图压服这种人类的冲动，立刻就会引起管理本身某种意义上的失败。”从总经理一直到监工，都应该加强人际能力的训练。“监工的责任包括两个部分：其一是技术上的胜任，其二是有处理人际问题的能力。换句话说，负责训练的经理，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