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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五等爵制”与殷周贵族政治体系发布日期：2015-06-30 原文刊于“五等爵制”与殷周贵族政治体系刘源摘要：殷周时期并未真正实行过五等爵制。殷周政体为内外服制，外服诸侯体系为侯、甸、男、卫、邦伯；五爵称中只有侯、男是诸侯称号；公、伯、子实质上分别指年长位高者、伯长及嫡长子、族长及宗子，故广泛用于贵族名号，并不限于诸侯的范围。春秋时期，王室衰微，天子无力约束封疆内外各类贵族的扩张兼并行为，内外服制瓦解，原属外服的侯与男、与天子分庭抗礼的内服称伯之贵族、被称为子的蛮夷戎狄之君，及作为殷王后裔的宋公，频繁聚集于会盟、战争等场合，经史官记载，遂产生春秋中的公侯伯子男这一虚拟序列。这一序列掩盖了殷周时
2、期实行的内外服制及侯、甸、男、卫、邦伯的诸侯体系，并为战国学者根据军功爵制构拟五等爵、五服乃至九服等理想王制模型提供了现实素材。关键词：五等爵内外服诸侯西周春秋五等爵制是先秦礼制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也是探讨商周国家政体、社会结构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首要课题。如不讲清楚五等爵制的真相，就无法客观认识西周、春秋时期的诸侯制度，也就很难准确描述当时的国家形态和社会结构状况。有鉴于此，学者自1930年代以来在综合利用金文、文献材料考察周代五等爵制方面做了很多深入细致的工作。早期研究中，以傅斯年、顾颉刚、郭沫若等人为代表的学者对五等爵制的历史真实性多持否定看法。他们的贡献在于，对传统观念进行反思并提出挑战，开
3、始利用金文材料，指出公、侯、伯、子、男五名号不属于同一个称谓系统。傅、顾、郭等先生皆为大家，不仅他们对五等爵制的怀疑及否定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他们的史观、研究方法也直接影响了后人。其后，童书业指出西周、春秋时爵称极乱，历史上爵称的真实状况是“殷爵三等”（侯、甸、男）和“周爵五等”（侯、甸、男、采、卫），因采卫为附庸，三等或同于五等；而公与子均非爵称，公为诸侯尊称、天子之命卿、尊亲及先代之后（宋公），子为蛮夷戎狄之君。故童先生实际上也不同意周代实行过“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1980、90年代，不少论著亦结合金文与传世文献，进一步探究五个“爵称”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内涵以及五等爵观念发生的时
4、代。有学者分别考察金文及文献资料，对五等爵制的历史真实性持肯定看法，其代表为王世民、陈恩林。这些学者对五等爵制研究的推进体现为：逐一考察公、侯、伯、子、男的身份，并初步探讨五等爵观念形成于春秋时代的历史过程。其中，王世民、陈恩林已指出公、伯多为畿内贵族称号，公有死称，子为蛮夷戎狄之君或华夏诸侯用夷礼者。他们的结论较之前人更为全面客观，区分畿内贵族与诸侯、生称与死称、华夏与夷狄来考察五等爵称的研究方法对以后学者也有重要启示。最近，王世民利用新见金文材料补充论证西周、春秋的五等爵称问题，基本维持原说，认为公、侯、伯均为爵称，其使用有一定规律。而以李峰、魏芃为代表的持相反意见者一方，则再次否定西周、
5、春秋时期实行过五等爵制，并指出春秋时代的霸主政治是五等爵制观念形成的重要历史背景。在此基础上，他们试图进一步考察五种“爵称”的历史内涵，分析“爵名异称”现象，“复原”五等爵制观念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时代形成的过程与原因。李峰强调，五等爵问题应分西周、春秋两个时期来看，王室东迁导致畿内贵族的伯称与诸侯的侯称逐渐混杂。此外，朱凤瀚利用新出金文材料考察西周时代侯的身份特殊性及侯称公、伯的几种情况，强调侯的外服军事职官性质，辨析侯、公、伯等名号之间区别与联系，也很有助于深入探讨五等爵制问题。通过以上概述可知，在过去80多年中，五等爵制研究在新材料、新观念的刺激下取得很大成果，在研究思路、方法方面有诸多进展
6、，堪称先秦史领域的一个亮点。前贤时彦对相关史料的梳理工作做得较为充分，对五个爵称历史内涵和五等爵制观念产生过程的考察也较为细致合理。尽管如此，人们对西周、春秋时代是否真正实行过五等爵制这一问题仍未取得共识，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对当时诸侯体系的认识有所差异，一方面是在五爵称是否均为诸侯名号这一点上尚存争议。此外，大多数学者考察的历史时段始自西周，然而从周承殷制角度看，如不以殷代为起点辨析五爵称，就可能在认识上产生偏差。在以往的相关讨论中，有的学者未明确区分诸侯、封君和国君几类贵族，亦致使双方意见分歧。有鉴于此，本文使用的“诸侯”一词，特指殷代至春秋时期承担王朝藩卫、屯戍、贡赋等职事的外服贵族，他们
7、一般位于王室统治核心地域的外围，是与内服贵族或王室贵族相对应的群体。据夨令方彝铭文等西周金文记载，诸侯是包括侯在内的各类外服贵族（如侯、甸、男）的统称，而非仅为侯这一类贵族的集合。本文使用“诸侯体系”这一术语，其内涵亦指具有不同政治身份的外服贵族的等级系统。与“诸侯”不同，“封君”与“国君”两个概念并不见于殷代至春秋时期史料，而出现于战国文献。“国君”一词见于左传、国语，指春秋时代与天子分庭抗礼、疆土较广、军事经济实力较强、政治上相对独立或完全独立的贵族，包括狭义的诸侯、坐大的王室贵族及所谓蛮夷之君。作为战国时人的说法，“国君”是对春秋时代角逐于政治舞台上贵族君主的泛称，其内涵广于诸侯。“封君
8、”一词亦出现于战国，但文献中少见，学者一般将战国时代各国拥有封地、封邑的贵族和官僚称为“封君”，这些“封君”的政治权力受到各种限制，已不同于殷代至春秋的世袭贵族。如果借用“封君”这一概念来指称西周、春秋时代的贵族，大致可对应于那些受到天子册命赐地的王室贵族和外服诸侯，但不包括蛮夷之君，其内涵广于诸侯而狭于国君。由于西周、春秋时代，贵族有较强的独立性，日益摆脱王室的控制，甚至发展成割据一地的君主，故学者有可能将“诸侯”、“封君”、“国君”混同。然而在考察五等爵制真实性的过程中，特别在考察西周的情况时，我们应当对这三类贵族加以区分，以免将某些王室贵族视作诸侯或国君。本文旨在讨论五等爵制在西周、春秋
9、时代的历史真实性，大体分两步进行：第一步，考察公、侯、伯、子、男自殷代至春秋的使用及演变情况，说明其历史内涵，辨析它们是否指称诸侯，是否用作所谓爵称。这一步考察的重点是看这五个名号的“纯粹性”，即是否单纯指称诸侯。此前学者关注的爵名异称问题，其实也涉及爵称的“纯粹性”，但视角与本文不同。考察爵名异称，往往是侧重讨论某一诸侯、国君或封君的不同称号，如应公、应侯、应伯、应监，如秦伯、秦公、秦子等，从个案着手解释其产生异称的原因，其重点不在于讨论自殷代至春秋这一长时段中，五名号内涵和外延的稳定性。笔者认为，如果某一名号可以指称不同身份的贵族或群体，就很难说是诸侯的专称，也就不能和礼书中有特定含义的爵
10、称划等号。第二步，考察殷代、西周、春秋三个历史阶段诸侯等级体系的状况。在以前的研究中，学者已指出西周政体为“内服、外服”两服制，西周诸侯的基本体系应为“侯甸男”，这两点都是基于同时代史料得出的客观认识。笔者考察的重点是分殷代、西周、春秋三段，从整体上看诸侯体系在上古时代的传承和变化情况，分析出现变局的原因，探讨春秋经传中为何存在所谓“公侯伯子男”系统，并重点讨论伯是否爵称，能否纳入诸侯体系的问题。阐明五等爵称的历史内涵及殷周诸侯体系，有助于认识商周国家政体的结构与演变情况，尤其可进一步厘清西周政体的特点、两周之际各类贵族势力消长的过程及其塑造春秋政治格局之作用。五等爵制之考察与商周国家形态研究
11、关系密不可分，故本文亦会涉及商周贵族政治与社会之基本框架，并以西周政体为重点论述：如果放弃五等爵制这一理想模型，应怎样客观描述商周国家与社会的特征及其对商周历史演进之影响。因此，今后探讨商周五等爵制问题，在考察五等爵称的同时，也要重视对当时国家与社会真实模型的客观构建，将二者结合起来，方可促进研究的进展。一、殷代至春秋公、侯、伯、子、男名号的历史内涵本文的两步工作，简言之，是把研究起点向上提到殷代，分析所谓五“爵称”是否专门指称诸侯，将此五名号放到殷代至春秋的诸侯体系中并观察它们与诸侯的对应情况。首先论述公、侯、伯、子、男的历史内涵及其“纯粹性”。（一）侯殷代至春秋时期，侯与男两个名号的内涵较
12、为清晰明确，所指称的贵族群体也基本没有变化。侯一直为商周王朝外服系统的主要诸侯。关于殷代侯的起源问题，以“为王斥候”说解释得较为妥当。侯为商王之诸侯，见于殷墟甲骨卜辞，此外亦偶见于商周金文材料。安阳民间近出黄组卜辞有“（王）东典东侯，人方，余一人比多侯（征人方）”，可证多侯听从商王的命令，辅佐商王征伐；且殷代之诸侯位于王朝东部疆域者称东侯，位于西部疆域者称西甸（合补11242，黄组）。殷墟卜辞记载的侯约有45位，基本不见于西周以后的金文及文献，说明他们当时大多数已覆灭。但商周金文所见人物中有少数与殷代之侯有关：如侯、盖侯（奄侯）、曾侯、11鄂侯12等，其中侯亦见于殷墟甲骨文。可见，殷代的侯有一
13、小部分延续到西周时代，得到周天子的承认。表一 商周金文所见被周天子袭封的殷代之侯侯名器名出处及器物年代侯侯亚疑父己簋集成10559，商末亚侯疑父戊簋集成3513，西周早期侯簋近出470、新收1462，西周晚期盖侯（奄侯）禽簋集成4041，成王曾侯曾侯谏诸器文物2011.11，西周早期鄂侯鄂侯鼎中国古董38，商周之际鄂侯簋集成3928-3930，西周晚期鄂侯驭方鼎集成2810，西周晚期周初承袭殷制，继承殷代的内外服政体，广建侯卫，故侯也是西周外服诸侯最普遍的生称。13西周的侯，大量见于金文与诗经等同时代文献，此外也见于左传所载春秋时代贵族的一些追述。传世文献谈及西周诸侯及世族，往往不说其职官、名
14、号，只笼统举其氏名，如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富辰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其中所列贵族有相当一部分世袭为侯，但毛、凡、毕、原等氏未曾被周王册命为侯。故目前学者主要利用金文，大体上确定西周时期侯的数量。西周金文所见的侯有：匽侯（燕侯）、鲁侯、齐侯、盖侯（奄侯）、己侯（纪侯）、侯、滕侯（滕侯簋，集成3670，西周早期）、薛侯、康侯、井侯（邢侯）、晋侯、侯（楷侯，学者多以为即“黎侯”，见侯方壶，集成9553，西周中期）、荀侯、杨侯（四十二年逨鼎
15、）、14应侯、蔡侯（柞伯鼎）、15陈侯、鄂侯、曾侯（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16虞侯与宜侯（宜侯夨簋，集成4320，康王）、量侯、侯、侯（善鼎，集成2820，西周中期）、相侯（殳簋，集成4136，西周早期）等。17文献所见西周之侯还有韩侯（诗大雅韩奕）。需要注意的是，西周的若干侯，特别是位于东国、南国者，如侯、奄侯、鄂侯、曾侯等，是对殷代之侯的袭封。其中叛周者，复被王室翦除，如周公东征时灭奄侯，厉王时灭鄂侯。据金文记载看，西周的侯与殷代的侯一样承担着镇守封彊、助王征伐的职责。如鲁侯尊铭文（明公簋，集成4029，成王）记载成王命明公伐东国，鲁侯助战获得功勋；河北元氏西周墓出土臣谏簋铭文（集成4237，西周早期）记载邢侯曾抵御戎人的大举进犯；晋侯苏钟铭文（近出35至50）记载晋侯苏跟从厉王征伐“夙夷”有功，获赐弓矢。唐兰说侯是能射箭的武士，18朱凤瀚指出西周时代侯是王朝派驻边域的外服军事职官，19就是考虑到侯的上述特殊身份与职守。春秋时期的侯，学者已综合利用金文及春秋左传等史料做过较全面的梳理。20这些侯大多数侯延续了他们在西周的身份与名号，如齐侯、晋侯、鲁侯、卫侯、邢侯、燕侯、陈侯、蔡侯、应侯、纪侯、滕侯、薛侯、曾侯等，其势力较西周时期各有消长，其中齐、晋较为强大。可进一步讨论的是，有少数侯的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