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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生发展经济学讲义一：第一讲 现代发展经济学研究方法简论经过战后50余年的探索，人们对增长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尤其在研究方法选择上，以及方法论认识上均达到了较高水平。不过，即使如此，人们尚无法解释与经济发展相关的许多问题。可见该学科知识体系的复杂性。本课程第一部分简要分析有关方法论问题，目的在于了解发展经济学最重要的一些研究方法，这有助于在研究过程中减少因研究工具短缺、选择不当带来的各种困难，也有助于更方便、更科学地解释问题，解决问题。一、经济学研究的哲学基础经济学研究的哲学基础是指研究者受不同哲学观念的影响，而对经济学问题的研究所采取的基本思维方式，可以大体划分为三
2、类：实证主义、规范主义和实用主义。实证主义实证主义的哲学观点认为，只有通过观察（感觉）获得的知识才是可信赖的，旧的实证主义甚至认为推理亦不可靠，而较新的实证主义则信奉事实的逻辑延伸产生的知识也可以认为是可靠的，称为逻辑实证主义。 自然科学中的实证主义认为，只有直接可以观察到的事物，即有形的事物及其关系才是真实的，认为只有当理论或命题能够被数量表示时，这种理论才是有效的。此外，自然科学中实证主义一般地排除了关于价值的知识。但是，经济学中的实证主义，实际上大多属于逻辑实证主义，则认为：（1） 许多不是有形的东西、关系依然是真实的。例如，商品需求关系，供求均衡关系等都不是有形的，但却是真实的，可以被
3、估计，被描述出来。因此这种知识是有效的。（2） 经济学研究中应该包括对有关社会价值的研究和对非价值知识的描述。因为，经济学家认为某些事物、环境对人类发展的有利与不利程度是可以计量的，即承认人们有关的价值知识的有效性。当然，在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中，应该尽量减少主观的价值判断成分。（3） 虽然经济学家希望在可能的地方通过数量表示方法来进行经济学研究活动，但是数量表示的极端化在经济学研究中既不现实，也可能是有害的，甚至会使经济学研究流于形式主义。其实，在经济学研究中，数量表示并不总是可能的。（4） 在经济学研究中采取实证主义方法至少有以下好处：强调客观性、强调通过证据来说明问题，强调研究、分析
4、过程中假定条件的事实与理论依据，强调私人知识与公共知识的差异，如此等等。（5） 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用途极其广泛，它的影响最明显体现在专业研究、专题研究中对经济变量的参数、关系值的估计上。如果在研究过程中不发生逻辑谬误，这些参数、关系值的估计可以为政策制定和公里决策提供积极影响。规范主义规范主义哲学观点认为，人们对于条件、状况、事物联系、行为的好与坏（正确与否）的认识对于产生规范性知识是有效的，也是必要的。规范主义认为好与坏的知识尽管具有一定的价值判断成分，但是这种知识对于人们认识事物从而作出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规则及其标准，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规则及其标准，是有益的，是必要的。
5、当然，关于条件、状况、事物联系等有好与坏之分，而无正确与否之分；但关于行为则既有好与坏之分，也有正确与否之分。在经济学研究中，规范主义方法比实证主义方法得到了更广泛的运用。特别是在对策性经济研究中，凡是设计人们认为有价值的那些问题，如平等、效率、福利、收入分配、生活标准、生活质量、发展模式选择、经济与传统的关系、经济活动的文化影响等，都离不开规范主义的研究方法。另外，凡是涉及到经济活动方案选择，经济政策选择时，如果排除规范主义研究，经济学的解释力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由于我们已经承认了有关价值的知识是可靠的，那么规范主义的研究方法在经济学中说明为完成特定目标或达到特定目的而应该做什么，就是不可少
6、的。实证主义研究，得到是一种关于“是什么”的系统化的知识；而规范主义研究，得到则是一种关于“应该是什么”及其准则的系统化知识。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确定为：从“是什么”的命题中不可能演绎出“应该是什么”的命题。因此，经济学中大部分实证性研究及其理论，显然会与政策研究（政策制定、政策选择）的要求相脱节。不过，在许多情况下实证研究对政策制定予以必要的指导，虽然这种研究不直接回答决策者所关心的一些主要问题，但在进行政策选择方面，实证研究结果往往比猜测更有实用价值，因为它以更为系统的方式来影响政策制定。这就是在经济学领域，实证注意研究方法与规范主义研究方法的基本联系和重要区别。在经济学研究中使用规范主
7、义方法，往往涉及到道德概念，于是产生了经济学家是否应该注意道德问题。所谓的客观规范主义认为，经济学不考虑道德问题，特别是当他们必须在几个“坏”的方案中进行选择时，他们通常会选择“坏”的程度较低的那些方案。虽然强调客观规范主义的目的是在经济研究过程中尽量减少研究者主观的价值判断的影响，但是在人类行为中道德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如果只承认客观规范主义是有效的，则经济学研究中实际上就不能包括其他的规范主义观点、方法。一些人认为，客观规范主义与实证主义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最经典的关于“道德问题”的讨论，首推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关于该书的简要介绍可以参见姚洋的文章道德情操，载读书杂志，2001年#10。
8、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哲学观点各种知识的实用性，认为实用性是判断经验命题的主要标准。实用主义不太注意实证主义和规范主义的区别，认为实证主义的非价值性知识和规范主义的价值性知识是相互依赖的，认为严格区别这两类知识的有效性是不大可能的。简言之，实用主义者的兴趣在于用概念解决问题，强调解决问题，而不主要强调使用什么办法，即认为获得知识的手段与产生知识的目的是相互依赖的。按照实用主义的观点，只要规范性知识能够通过实用性检验，即在解释现实，解决现实问题方面是有效的，令人满意的，那么，这种规范性知识就是可靠的。实用主义哲学最初产生于美国，约翰杜威（胡适的老师）是该哲学的代表人物。自20世纪初以来对美国的社会科学
9、研究，以及其他方面的研究都发生了重要的、广泛的、深远的影响，美国人往往以成为实用主义者而自豪。在经济学研究中实用主义方法几乎被用于所有的“对策性研究”、“决策性研究”，例如，在许多非专业基础问题的研究中，制度、法律、政治过程的研究，通常运用实用主义方法。中国的经济学研究，目前大多采取实用主义，以解释、解决实际问题为主要目标。各种哲学观点的综合运用经济学是一个着重解决问题和以决策为导向的学科，经济学家面临的许多问题可以划分为专业基础性问题（如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中通常涉及的资源配置、消费与储蓄、失业与通货膨胀、收入分配等问题），非专业基础性问题（如各种经济学分支所研究的比较具体的问题），专题性问题
10、（如投资选择、农产品市场分析等问题），以及对策性问题（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研究）。根据问题的性质，以及研究的目标，人们往往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鉴于实证主义、规范主义和实用主义方法在研究不同类型问题时的相对重要性的不同，研究者通常会融合几种不同的研究方法，而以其中的一种为主。一般而言，大多数专题性研究采取实证主义方法，辅之以规范主义方法；规范主义、实用主义研究方法不太适用比较严格的专题性研究，特别是需要建模的专题性研究；规范主义，尤其是客观规范主义研究方法比较适用于专业基础性问题的研究过程；实用主义常常被广泛用于对策性研究，但是对策的产生需要一定的理论依据，这些理论依据的研究往往要采用实证主义
11、和规范主义的方法。所以，在研究过程里，人们可以同时从三类研究方法的哲学思想吸收营养。二、发展经济学的有效研究方法刘易斯对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方法的阐释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在其名著经济增长理论中，比较系统地阐释了经济增长研究的范围与方法。研究主题（主要问题与附带问题）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主题是人均产量的增长。对此，需要做出进一步界定，以便确定重点研究课题和附带研究议题。第一，研究重点是“增长”，而不是“分配”。但是，客观上存在这样的现象，即产量增长了，而国民却越加贫困。为此，作为附带研究的议题，必然涉及产量增长与分配之间的关系。第二，研究重点是“产量”，而不是“消费”。不过，客观上也存在这样的现象，即产
12、量增长了，而国民消费却在减少。为此，作为附带研究的议题，必然涉及产量增长与消费、储蓄、政府活动之间的关系。第三，研究重点是“产量的增长”，而不是“产量的衡量”。但是，在国民收入统计上存在着许多困难和认识上的分歧 如原先家庭自己提供给自己的劳务，现在改为由社会提供，是否应该视为经济增长。，于是有关的技术处理就成为专门化的工作。但是，这些工作可以交给其他经济学科专家处理，而在产量增长的研究中仅涉及有关问题就足够了。不过，在经济增长研究中需要一个有关衡量产量、劳务的一致性定义。第四，研究重点是“产品、劳务的经济产量的增长”，而不是涉及与福利、满足或幸福等概念”。虽然客观上存在这样的现象，即个人可获得
13、的产品增长了，个人却越加感到不幸福，但是这属于经济增长的“合意性”问题，可以作为附带研究的议题。如果不假定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较多的产品、劳务总是好事，则经济增长研究本事就失去了根本意义。第五，尽管研究的主题是人均产量的增长，但是必须区别人均产量和每工时产量的关系与差异，后者不仅将经济增长与人口联系起来，而且注意到经济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经济效率背后还有大量问题值得分析。第六，经济增长的研究单位是集团，最广义的集团当属国家集团。当然，经济增长理论还要研究诸如少数民族集团、地区性集团等问题。方法论：切入点与研究层次方法论确定对有关问题进行研究的切入点。按照刘易斯的逻辑，研究人均产量的增长不仅要
14、研究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重要的还要关注人的行为。这是因为，人们比较容易解释那些在自然资源禀赋上存在较大差异的国家间，于经济增长速度、质量、方式、方法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差异；但是往往难于解释那些在自然资源禀赋上不存在较大差异的国家间，于经济增长速度、质量、方式、方法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差异问题。对于后者，只好通过人的行为差异进行解释。在研究人的行为时，可以从三类直接影响因素进行：第一，一国国民对经济活动所做出的努力，或者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增长意愿。这既取决于习惯、传统、文化等影响国民性的因素，也取决于制度、政策等影响国民实际经济选择的因素。第二，一国的知识增长和国民对这些知识的应用程度。这个过程
15、虽然在不同国家都要发生，但是各国对知识的开发、积累、运用上显然存在极大的不同。第三，一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必然受到人均资本和其他资源的制约，在这方面，习俗、制度、政策及其他人为因素也产生影响。进一步的研究要超越这些直接原因，即不能仅停留在上述原因上，而且要进入刘易斯所说的研究活动的第二阶段。在此阶段，人们面临的基本问题是，为什么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历史阶段对经济主张发挥积极作用的因素，对另一个国家，或者另一个历史阶段不能发挥积极作用，或甚至成为阻碍因素。这是一个“何种环境最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因素产生并发挥重要作用”的问题。要解释这个问题，就要在“制度领域”内说明“哪些制度有利于经济增长，哪些不利于经
16、济增长”；进而还要在“观念领域”内说明，“什么原因导致不同国家创立不同类型制度，而这些制度有的会刺激经济发展，有的则不利于经济增长”；最后，还要解释不同国家观念与制度差异产生的原因，它们源于种族或地理差异，还是源于历史的偶然性。刘易斯首先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一致性问题”，即什么样的制度、观念或环境与经济增长相一致。这个“一致性问题”非常重要，说明一个“好”的经济增长过程必然要有合适的制度、合意的观念与之配合才能形成。于是，解释“一致性问题”实际上成为增长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任务。除研究“一致性问题”外，还要解释观念与制度演进问题观念与制度如何演变以适应经济增长的问题。对后一问题的研究显然更为困难，因为对后一问题的研究，不能简单地采取经济学研究中通常采取的演绎法。方法论：演绎法、归纳法、历史分析法刘易斯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