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编》传染病阴影下的个人预防困境与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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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领域:卫生经济学文章题目:传染病阴影下的个人预防困境及其突破作者:魏 建 余晓莉 张昕鹏作者单位: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法经济学研究所作者通讯地址:济南市山大南路27号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250100)邮箱:英文题目:The Individual Prevention Puzzledom of Infectious Disease and its Breakthrough英文摘要:Abstract Economics analysis on infectious disease is just begin, which concentrates on disease, such as AI

2、DS, smallpox, etc. on mainly, provide some basic models that the infectious disease prevents and cures. But the analysis has not become the frame of a system tangibly, this text studied individual prevents of the infectious disease, discussed separately that the function of risk, budget and informat

3、ion on the individual prevent behavior, the conclusion is that individual prevents cant realize the preventing effectively of the infectious disease, do it is by breaking through individuals predicament of preventing to need involvement of external forces, such as government, etc.Key words Infectiou

4、s Diseases Individual prevents Effective prevention The external force gets involved传染病阴影下的个人预防困境及其突破传染病预防的经济学分析【摘要】:对传染病的经济学分析才刚刚开始,分析主要集中在对艾滋病、天花等疾病的分析上,给出了传染病防治的一些基本模型。但这些分析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框架,本文从传染病的个人预防出发,分别讨论了风险、预算、信息三个因素对个人预防行为的作用,结论是基于上述约束的个人预防无法实现传染病的有效预防,需要政府等外力的介入以突破个人预防困境。【关键词】:传染病 个体预防 有效预防 外力介

5、入一、前言对传染病预防和控制进行经济学分析才刚刚展开,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传染病预防与控制措施进行经济学分析,其中最主要的成本收益分析,目的是发现成本最小化或收益最大化的防治措施;二是使用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解释、预测传染病阴影下的行为机制,从对人们行为模式的判断出发研究和给出最佳的防治政策建议;三是衡量传染病导致的经济损失 严格而准确的说,衡量传染病导致的经济损失不属于传染病的经济学分析。一方面是因为它只是损失的加总,不需要使用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另一方面是因为它被包括在防治措施的成本收益分析中。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传染病的防治提供更好的政策建议。刚刚展开的现有研究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

6、如果将防治措施的成本收益分析看作是宏观分析,因为它主要是从整体角度展开分析,行为机制的分析则可以被认为是微观分析,是从个体的行为选择出发展开分析。那么现有研究的第一个不足就是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的割裂,二者之间没有建立起有机联系;第二个不足则是分析多围绕特定传染病的防治和行为模式展开,还没有建立起整体系统的逻辑框架。基于上述研究现状,本文试图为弥补上述缺陷作出些贡献,以现有研究为基础,提出一个具有综合性质的个体预防行为框架,讨论是什么因素决定着个体的预防水平,并进一步指出个体预防因为风险、预算、信息等约束的存在而难以达到有效预防,需要引入外力以建立突破个人预防困境的机制。本文以下部分的安排如下,

7、第二部分是对现有研究的一个大致综述;第三部分分析在风险、预算和信息约束下的个人预防行为;第四部分给出一个综合三种约束下的个人预防行为函数;第五部分研究政府等有助于突破个人预防困境的机制;最后是结论,指出本文的理论进步和进一步的研究方向。二、传染病经济学的进展:简单综述Hammer(1993)研究了天花防治措施的成本和收益,提出了成本效果分析方法(Cost Effectiveness Analysis , CEA)。他深入分析了不同国家的天花控制计划的成本和效果。从成本角度看,不同控制计划的成本从1.30美元导260美元(以1987年的美元定价)不等。从收益角度看,不同控制计划的一美元投入产生的

8、收益从2.4美元到146美元不等。但他同时指出要准确测量控制的收益和成本是较为困难的。之后学者们提出更多测量防治成本和收益的方法,尤其是针对CEA方法认为防治项目成本收益与投入之间呈线性关系的不现实假定,提出了许多改进方法。Weinstein(1995)提出以幸存年限的生活质量(quality-adjusted life years of survival)为一个主要指标来表示比较传染病防治的成本和收益。Brabdeau et al(2003)提出了一个将传染病扩散模式与最优防治技术结合在一起用于评价防治资愿配置效率的模型,他们指出了许多影响防治效率的因素,如人口的规模、采取防治措施前传染病的

9、存在状态、防治项目实施的时间长度和项目特性等。艾滋病是另外一个得到深入和广泛分析的传染病。Geoffard and Philipson (1995)给出了一个在易感染或者已经感染人群中艾滋病的传染模型。在每一个阶段,易感个体在采取措施防止感染和不采取措施而暴露于感染风险中进行选择。采取保护措施的当期机会成本以被感染致病可能付出的未来成本来衡量。他们判断说因为当期冒险行为总是具有收益,所以传染病永远也不会被完全根除。Dow and Philipson(1996)给出了另一个艾滋病扩散模型。他们假定阶层形成后以至于性伙伴被限定于同阶层中的人,那么艾滋病的扩散将趋于下降。最佳状态当然是根据人群中艾滋

10、病分布状态划分阶层。不过他们使用了如基因、种族、体重或者收入等指标来划分阶层。这些阶层代表着不同的艾滋病扩散概率,如果阶层中的人被严格限制于阶层中进行相互匹配,艾滋病的扩散水平定会下降。在他们的调查中,Dow and Philipson(1996)表明人们自然地于阶层中的其他人进行匹配,从获得的数据中他们得出结论说:一个艾滋病患者于另外一个艾滋病患者匹配概率是于非艾滋病患者匹配概率的两倍。Mark Gersovitz(2000)利用理性选择理论分析了在艾滋病阴影下的人们的行为机制,指出为防治被感染和进行治疗,人们将权衡患病、预防和治疗的成本,人们也将权衡自身的可能导致感染的行为。结果就是在预防

11、、接种疫苗、治疗等方面个体行为表现出了外部性,并因此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合理性。Philipson(1999)研究了传染病扩散的一般模式。他提出了“扩散弹性”(prevalence elasticity)这个概念。“扩散弹性”刻划的是人们随着传染病的扩散程度而采取的预防水平的变化。他指出随着扩散水平的上升,人们将采取越来越多的预防行为,预防支出也将随之上升。预防水平的上升反过来抑制和降低了扩散速度。扩散弹性越大对传染病的抑制水平越高。因此在传染病的扩散过程中,并不是如流行病学判断的那样,前期感染的人越多,必会导致后期感染的人越多,相反在后期的感染率和扩散水平之间存在一个反比关系。Geoffard

12、& Philipson (1996)对旧金山地区艾滋病扩散情况的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个反比关系的存在。Philipson(1999)还指出由于跨代市场失灵传染病难以被根治。根治传染病的收益主要由下一代享有,而成本主要由当代承担,所以当代没有激励进行根治投资。Mark Gersovitz and Jeffrey S. Hammer (2003)指出理性选择假设有助于理解在传染病阴影下的人类行为反应。人们通过基于限制条件选择预防和治疗水平来最大化自身福利水平。因此将个体理性选择与流行病学的动态传染模式结合起来判断个体的预防和治疗水平将获得可能的最佳社会产出。个体选择为政府干预预防和治疗活动提供了合理性

13、。最优政策通常意味着接受在一整套协调干预降低后的特定水平的感染。将经济学和流行病学结合起来将为涉及干预政策提供一些定性方面的指导。Mark Gersovitz 和 Jeffrey S. Hammer(2004)提出了两种与传染病相关的外部性:传染外部性和预防外部性。传染外部性即得了传染病得人会传染他人,而后者又会传染其他人,如此反复不已,在控制自身感染时,人们并不考虑其感染得社会后果;预防外部性是指一个人的预防性为可以直接他人被感染的可能性,无论该预防行为对采取行动的个人是否有效。基于此,Gersovita 和Hammer提出了一个一般框架,用来讨论这些外部性和政府抵消这些外部性的干预作用。由

14、于存在两个外部性:预防外部性和传染外部性,所以家庭决策的总和不等于政府决策。政府必须运用补贴或税收使二者相等。在对传染病阴影下个人的防治行为机制的研究中, Christian Gollier (2002)特别关注了风险因素对行为机制的影响。他在个人的风险概率判断中引入了“学习”的作用,这可以改变个人关于未来风险损失的概率分布。并且用贝叶斯期望效用模型证明了当绝对谨慎和绝对风险厌恶的比率小于2时,损失分布的不确定性提升了初始的预防水平,从而证明个人具有一定的过度预防倾向。从这些文献中,我们可以得出几个基本结论:1)对于传染病阴影下的行为机制,已经提出了一些基本结论和模型,如匹配模型、扩散弹性模型

15、和外部性判断等。这些研究将构成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2)个人的防治行为难以达到有效预防结果是这些文献的一个共识。尽管对于失灵原因有不同的判断但基本上都强调传染病的有效防治必须借助于政府等外力。这也是本文继续坚持的一个基本立场;3)尽管有部分文献试图给出传染病防治的一般性理论框架,但既有文献基本上还处于没有形成系统框架的状态中。防治措施的经济学分析与传染病阴影下的行为分析还没有有机结合起来。尤其是没有给予传染病防治以特别的理论重视,多数研究是将预防和治疗放在一起进行研究。三、风险、预算、信息和有效预防:个体预防行为研究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个体的预防行为受制于各种约束,这些约束主要来自对感染风险

16、的判断、个人预算约束以及所获得的有关传染病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在分析展开前,我们有必要清楚界定一个概念:个体预防的目标是使自己不被感染。那么,有效预防指的就是个体的预防投入恰好能“规避”掉可能发生的全部感染损失,即自己不被感染。在有效预防的基础上,预防投入当然是越少越好,如果在实现有效预防的前提下,预防投入能达到一个“最低点”,就是所谓的“最优预防”。然而,在本文的分析角度内,我们并不打算使用“最优预防”这个概念。因为,一旦被感染染病,将面临身体的痛苦,开支的增加,收入的减少,甚至可能是死亡,而这时的感染成本就是无穷大的,那么相应地,预防收益就具有无穷大的趋势,而这在数学上就无法求出“利润”最大化的最低投入点。因此我们放弃“最优预防”这个概念转而使用“有效预防”。(一)风险判断与预防水平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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