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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樊纲文集多重性的现实与多种经济政策的组合http:/ 2004年06月11日13:45 中评网在这两年讨论宏观经济政策问题的时候，经常听到否定经济总量关系和宏观政策重要性的观点。两种最有影响的论点是： 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本在于“体制”，一切问题都是体制问题，而不是什么总需求不足的问题，因此不需要调整宏观政策，只要坚持改革，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中国经济的问题，包括这两年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原因在于“结构”，是结构失衡、投资过度等等导致市场供需结构发生错位，所以根本的措施在于结构调整，而不必调整总量关系，扩大国内需求。 这两种观点从一定意义上不错。第一、中国的确存在着以上两方面的问题；第二，以上
2、两方面的问题是比宏观问题，即总量关系问题更“本质”、更根本、更具决定性的问题；中国的总量失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些更根本性的问题所引起的。而宏观政策，只不过是在短期内调节一些经济变量关系，目的仅在于“熨平”波动，并不能解决以上这两方面的根本性问题。但是，这两种观点的似是而非之处在于：现实经济中，我们总是同时存在着许多方面的问题；同一现象可能同时由几种原因所引起。比如就这两年发生的“银行惜贷”现象，可以说就是几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是40年不还的国企债务累积到今天，银行实在难以为继，企业也个个债台高筑，越来越少的人还会相信再借给它们债，它们会好起来并会还债。其次是前些年的盲目扩张、投资，
3、导致许多部门生产能力过剩，优胜劣汰的速度又太慢，存量无法调整，在给定市场需求(任何一个量的需求)的前提下，一些部门内进一步扩大投资的回报率相对下降，也导致银行不愿贷款。但与此同时，毕竟还是存在着另一个因素，那就是连续几年控制投资支出的宏观紧缩政策导致总需求扩大速度相对过慢，市场需求不旺，投资回报普遍较低，普遍找不到能令人信服的“好项目”(如果只是一些部门差，一些部门好，你可以说是“结构问题”，但若“普遍”不好，则一定有“总量问题”)。 这么多年来，我们什么时候没有“体制问题”？什么时候没有“结构问题”？但为什么有时相伴随的是通货膨胀、经济过热，有时发生的则是通货紧缩、市场疲软。这说明，总量关系
4、问题的确可以从多面的、复杂的经济现象中抽象出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因素加以分析并用特殊的政策加以对待。体制问题相对于宏观总量问题无疑是更“根本的”。笔者自己在过去的文章中，在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一书中，一直把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最主要原因归结为我们的体制缺陷，把体制改革作为中国最主要、最根本的政策问题，但笔者一直认为宏观总量问题的发生，仍有独立于体制因素的其他因素(如货量供给、政府支出、前期政府对投资的控制程度等等)的作用。 最似是而非的论点是“通过体制改革实现经济稳定”，或“通过结构调整克服市场疲软”。正因为体制问题、结构问题是更“根本性”的问题，它们也是一种“长期问题”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都
5、只能是在相当长时期内才能见效的过程(我们搞了这么多年改革、叫了这么多年调整，有些方面才刚刚开始见到成果)。而我们却经常会遇到要在一两年内把通货膨胀压下来的问题，遇到如何尽快扭转通紧缩，如何克服外来事件影响(如亚洲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增长的问题，这些都是一些必须在短期内见效的问题，等不得改革、调整的漫长过程。“宏观问题”从来就是一个短期问题。所以，说“通过改革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是对的；但说“通过改革实现宏观经济稳定”(抑制过热或避免通货紧缩)，其实是不对的。 用一种经济问题，无论它是多么的“根本性”，来代替另一些经济问题，或者用一种经济政策，去解决所有经济问题，是不对的，也是行不通的。经济学的
6、一个基本结论是：如果经济中存在N种变量，发生N种问题，你必须有N个政策去加以处理。这N个政策之间有必要相互协调，不使其相互冲突，但不可能用一种政策或N-1种政策解决N个问题。在多种因素、多重问题存在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既有深化改革的政策，有结构调整的政策，又有总量调节的政策。 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目的是减少波动以取得动态效率(任何“过热”或“过冷”都是动态无效率的)，它有别于一般的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同时，从宏观稳定与体制改革的关系来说，也是相互促进的。宏观稳定事实上会起到对改革“去除干扰”的作用，使改革能在正常状态下进行。比如过热的经济会使企业过于“自我感觉良好”，缺乏改革的压力；而“过冷”的经
7、济则会因新增就业数量减少而使安置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问题难以解决，使改革无法以应有的速度进行。所以说，宏观政策调整，去除了宏观过热或过冷这个因素，可以更好地改革。这也可以说是追求“改革的动态效率”。 中国经济当中的问题太多了，以致有的人看到了这个、看不到那个。中国经济当中有的问题太重要、太“本质”、太“根本”了，以致有的人“一叶障目”，一个问题盖住了其他问题。这些都可以理解。但我想这当中有两个十分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值得我们重视：经济学不仅只包括“制度经济理论”，也不只包括结构“市场均衡理论”，还包括宏观经济理论，以及其他分析各种特殊因素的理论。各人可能学术有专攻，但不能以一部分理论否定另一部分理论的
8、重要性，不能用一种政策问题取代另一些政策问题。 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是对复杂的经济现象进行抽象分析，分析出各种相对独立的“解释变量”，然后再将其综合起来分析现象的整体。这里首要的基本功是“抽象”，抽象清楚了，最后才能综合，而不至于“片面”，不至于看不到事物的另外一些方面、各个方面。不会抽象的人，最终不会综合，不知道如何把不同的因素，放在适合的位置上，解释复杂而多重性的现象。作为制度的文化http:/ 2004年06月11日13:40 中评网樊 纲 中国的经济学家正在越来越深入地研究传统习惯、文化、道德观念等等在体制改革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最近读到吴敬琏、刘吉瑞的专著论竞争性的市场体制，在对我们经
9、济改革问题进行全面、深入分析当中，专辟一章，论述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与观念更新的关系，论述了在改革过程中文化价值观念更新的重要性，并特别分析了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关系，对马克斯韦伯在上个世纪提出的认为儒家文化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韦伯命题”进行了分析和批评。又读到了孔泾源的论文论中国经济中非正式约束的作用，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论、集权主义、等级均衡等等在市场取向的改革中所起的正负两方面的效应，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这些论著都极富启发性，在体制改革理论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代经济学对于文化传统、习惯、道德、意识形态等等的重视可以说是越来越明确、越来越“自觉”，直到现在把这
10、些原来被当作经济体系“外部条件”的东西，都归为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称作“非正式的”或“无形的”制度，而把法律、规章、组织等等称作“正式的”或“有形的”制度。这种“一般化”的作法，倒不是因为经济学家试图使自己的学科更加包罗万象，或者象某些人所说的那样要搞什么“泛经济学”，而的的确确是因为分析来分析去，人们发现文化和道德观念之类的东西在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与法律、规章等并无二致，都符合“社会规范”或“行为约束”这样一种对于“制度”的定义文化、道德等等与法律、规章一样，都是调节人际关系的一种“规则”，都是社会的对个人行为的某种约束。举例来说，一个社会在一定时期内关于收入“平等”具有一种由习惯、传统而构
11、成的被多数人认可的标准。就正式的制度来说，可能没有哪一条法律、规章说一个人不能发财，不能比其他人的收入高出几倍或几十倍，或规定发了财后必须与他人分享，等等，但是，在一定的社会或社区内(比如说农村地区或在亲戚朋友构成的人群中)，都会存在一定的关于“平等”的习惯或“道德规范”，构成了对人们“发财”或“发财之后”的行为的约束，一个村子里，一个人发了财(首先富起来)若不与其他村民或亲戚分享，便可能被视为“黑心”、“不够朋友”、“缺德”等等，人们根据习惯或通行的道德观念，“自然而然”并且“理直气壮”地找上门来要求“分一杯羹”，或是个人上门来要，或是大家一起通过“地方政府”来要求捐助、摊派等等，若不能得到
12、满足，今后这个人便会处处受到大家的排斥、打击，使其“什么事都办不成”，甚至会发生故意破坏、造成财产损失等等。在很多情况下，“发了财”的人，自然也就只好主动非主动、情愿不情愿地按照习惯和道德所形成的“无形的”规则办事，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收入。这种个人收入“外部化”的无形的制度，自然会阻碍或约束着人们追求更多收入的行为。当一个人考虑到自己必须交出一部分收入与他人分享的时候，有些赢利行为可能就变得“不值得”了(就象税率太高了没人愿意多生产一样)。无论正式的制度如何规定，实际中的经济行为、收入分配以及由此决定的经济运行结果，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通行的“平等观念”这一非正式制度所决定的。现实中起作用的“制
13、度总和”，既包括正式的制度，也包括非正式的制度。 再一个例子是国营企业的“破产法”。这显然是一个正式的制度，我们经过很大的努力终于使之得以在体制改革的大潮中获得通过，以法律的形式昭示于众。但是，在几十年国有企业经营的过程中已经形成的“习惯”是国家对亏损企业给予补贴，贷款可以无限期赖账，实在不行了与其他企业实行合并，而不是宣告破产、实行清算等等。结果，虽然有了“破产法”这个正式的、成文的制度，但人们还会继续按习惯办事，实际中实行的仍是现在已不同于正式制度的那些非正式的制度。结果，虽然有了“破产法”，亏损企业也在不断增多，但仍然几乎没有企业依法破产。 另一些例子也许能说明道德或一个社会中流行的“价
14、值观念”以及意识形态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所谓“价值观念”，是指人们对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痛苦，什么是“值得的”、什么是不值得的一种主观判断。当“无私奉献”这样的精神被社会普遍视为“光荣之举”的情况下，国民经济增长中的很大一部分可能就是由“义务劳动”创造的，同样的增长率所需付出的劳动工资成本会较低而实际利润率会较高。正式的制度中不一定有“劳动无报酬”这一规则，但实际上人们却会这样做(这其实是从另一方面破坏了“按劳取酬”，虽然是从“高尚的”一面)。反之，当社会上普遍把“无私奉献”视为“傻冒”的时候，义务劳动之类的事情就会大大减少，同样的国民总产值中所含的工资成本自然也就会增大。
15、 有人或许认为习惯、传统等等至少在一点上不同于通常所说的制度，即习惯等等是人们可以“自觉”遵守的，而无需他人或社会的强制。但这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而且只是在下面的意义上才是对的：传统文化或习惯由于被社会上的多数人自觉遵守并加以维护，对于少数不想遵守它们的人来说，并不需要社会建立专门的机构来对他们进行强制，而是可以通过某种方式由社会上的其他人自动地实施这种强制。比如亚当斯密曾经举例说，若某种商业欺诈行为若被当地(另一个地方情况可能不同)的商界普遍认为是不道德的、不能被接受的(虽然可能并未违法，而只是比如说没有充分地“讲信用”)，一个人一次“犯规”，可能导致所有人今后不再同他作生意，使他蒙受极
16、大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就会“自觉地”按照当地的这种道德规范行事，否则，对他来说是“不合算的”。在我们前面所举的“吃大户”的例子中，只要这种现象被认为是“正常的”，谁想破坏这种习惯，拒绝摊派或拒绝别人来“吃大户”，其他人就可能采取种种手段来破坏他的事业或对其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使其蒙受更大的损失，结果，他就只能“认头”，与大家分享自己的财富。“吃大户”者利用和维护“平均主义”这一习惯或观念，是因为这一“无形的制度”对他们有好处，而“被吃”者遵从这一制度，是因为不这样做损失可能更大。在任何情况下，一种制度之所以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一定是因为它伴随着一套有效的“奖惩机制”，那些虽然有正式规定但却实行不了或有效性有限的制度，一定是因为“奖惩不明”或缺乏足够的对维法行为的监督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