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编》下阶段经济增长的一大关键之城市化建设》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精编》下阶段经济增长的一大关键之城市化建设（26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樊纲：城市化下阶段经济增长的一大关键 华鼎财经网）城市化不仅是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大力推进的一项事业，而且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中心环节。抓住这个中心环节，我们就可以有就业的增长、工业竞争力的提高、国内需求的扩大、教育水平的提高、健康保健、环境保护的改善，使经济进入良性循环。 1、重视城市化水平过低所产生的问题 过去20年，为中国经济增长作出巨大贡献的一个因素是以乡镇企业为主的农村工业的发展。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不仅使1.52亿农村劳动力开始进入非农产业，收入得以提高，而且使中国的市场得以扩大。 但另一方面，以劳动者离土不离乡为特征的“农村工业化”过程，也导致了中国经济目前存在的一
2、个重要特点，即工业化水平高于城市化水平。我国工业化的比率，高出城市化比率约20个百分点。比较其他国家，在同等的人均GDP水平上，我们的城市化水平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农村工业化，劳动力离土不离乡的好处是，第一，由于农村工业利用的是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劳动力，劳动成本相对更低，使中国经济发展在初期阶段的资本积累得以保持较高的水平。第二，避免了经济发展初期快速城市化所可能导致的城市贫困化问题。 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了今天的水平，我们就必须对城市化水平过低所带来的问题给予充分的重视。这些问题包括： 第一，公共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低，非农产业效率难以提高，发展速度受到限制。第二，缺少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人口聚集
3、效应，使生活各个方面难以社会化，各种服务业就难以发展，就业也就难以增加；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就会放慢。第三，特别值得提出的一点是城市化与国民教育水平提高的关系。因此，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到了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发展阶段了。在这一新的发展阶段中，城市化进程将在过去农村城市化基础之上，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2、城市化要求由大城市的发展来带动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城市化最主要的效果是“聚集效应”和“规模效益”。城市化进程应该首先着眼于大城市的发展；随着大城市的发展，周边小城镇也会相应地有所发展，收入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还会有“城郊市区”的发展，但那只是大城市发展的带动和延伸
4、，而不是以小城镇为核心搞城市化。 中国的小城镇也需要有一定的发展，实现现代化，但有些小城镇在越来越多的人口进入大城市之后，也许是要消失的。 小城镇不仅不能替代大城市，而且在综合效益上也不如大城市。总的来说大城市甚至是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综合效益，也要比小城市好。尽管收入水平和交通、通讯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大城市周边的小城镇或住宅区有了更快的发展，但第一，这一发展阶段总体上来说，离我们还较远；第二，这一变化本身应看作是大城市发展的一部分，而不能证明我们应该不发展大城市而只去发展小城镇。 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小城镇，以及中国的农村地区，都需要发展，都要实现现代化。但农村的现代化的前提是农村人口人
5、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农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的前提是现在的农民大多数都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留下的少数农民才能不再因“地少人多”而收入低下，才能进入“地少人更少，收入更高”的阶段，才能使农村生活现代化、城市化。为了使我国农村有朝一日也能实现现代化，我们现在必须首先加速城市化的进程。没有城市化，中国不可能有农村的现代化。 3、城市化是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中心环节 下一阶段中国以城市化为主要动力的工业化（非农产业化）过程，正是更多的农民转移到收入较高的非农产业中就业的过程。而这种收入提高的过程，也正是有效需求增加和市场扩大的过程；是九亿农村人口逐步被融入现代化经济增长和现代市场中来的过程。从长远来
6、看，只要农村人口真正开始在城市化进程中获得收入较高的就业，我们现有的生产能力就可能还是要大大扩大的。 从各方面的分析来看，城市化不仅是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大力推进的一项事业，而且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中心环节，抓住这个中心环节，我们就可以有就业的增长、工业竞争力的提高、国内需求的扩大、教育水平的提高、健康保健、环境保护的改善，使经济进入良性循环。城市化应成为我们下一五年计划和长期发展规划的核心内容之一（另一个核心内容应是体制改革）。 至于如何推动城市化发展，则是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在市场经济基础上自然形成的一些城市自然应该成为城市化的重点。已有的特大城市可能本身已难以继续扩大，
7、但以特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带”或“城市群”，仍可能是有意义的。在沿海地区已经形成的一大批小城市的基础上，可以发展出一大批大城市。 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是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城市本身意味着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的形成在很大意义上属于“公共物品”的供给。尽管许多公共物品的生产本身可以由民营部门完成，但仍需要有政府的组织与规划。中央政府就在集思广义的基础上进行适当规划，统筹布局，以防止各地出于各自狭隘的地方利益，谁都想把自己的城镇或城市“做大”，产生各种资源浪费和资源配置无效率。此外，尽快进行体制改革，确保人口流动性的提高，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流动性的提高，是促使资源合理配置，使城
8、市布局符合经济规律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前提。 中国经济时报适应性调整转向战略性调整 东方网）国家经贸委副主任王万宾就工业结构如何调整发表看法 尽管我国工业结构调整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国家经贸委副主任王万宾指出，我国绝大多数企业规模仍然过小，产业集中度仍然很低，资金和技术投入仍然分散，资产负债率仍然很高，专业化协作水平仍然有限，只有进一步加大工业结构调整，才能适应新的经济发展形势。 王万宾认为，工业结构调整的着眼点要由过去短期的适应性调整转向长期的战略性调整；调整的主体将由政府逐步过渡到企业；调整的内容要从单一的产业、产品结构调整转向行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技术及产品结构、区域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等综
9、合性调整；调整的重点也要由增量调整为主转向增量与存量调整有机结合、以存量调整为主，而工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则必须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与体制创新来实现。 王万宾提出，当前的调整要根据不同行业的特点，分类指导，区别对待。资本密集、技术密集、规模经济要求高的行业，要提高产业集中度。其他行业按照市场细分化趋势，提高专业化水平。经过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最终形成以大企业为主导，大中小企业合理分工、有机联系、协调发展的格局。具体来说，分三路进行： 第一路，关闭破产一批。主要是解决三类企业的问题：一类是要依法关闭那些产品质量低劣、浪费资源、污染严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五小”；一类是资源枯竭的矿山；再一类是由于
10、重复建设造成的产品没市场、资不抵债、亏损严重、扭亏无望的企业，要实施破产。这三类企业，都要建立一个让它们退出市场的机制和通道。 第二路，做大做强一批。重点放在钢铁、石化、汽车、信息、家电等主要行业，形成能代表我国工业水平、能与国际大公司相抗衡的企业实力，成为我国工业经济的主力、支柱和行业排头兵。 第三路，搞专搞精一批。积极扶持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使它们向“专、精、特、新”的方向发展；建立小企业同大中型企业合理的分工协作关系等。专家认为我国粮食价格可能显著回升 华鼎财经网）今年春季开始，我国大部分省区遭受了罕见的旱灾，由此引发的蝗虫灾害也在一些地区蔓延。严重的自然灾害将对我国的农业生产
11、、特别是粮食市场产生怎样的影响？我国著名的农业经济专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锋教授，就这个当前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今年的粮食生产形势？卢锋说：根据国家统计局最近发布的数字，今年我国夏粮总产量比去年减产1100万吨，减幅为9.3%。除了自然灾害以外，播种面积减少、管理不善等也是粮食产量下降的重要原因。秋粮产量也有可能减少，最好的结果是维持去年的水平。今年全年中国粮食减产已成定局，减产幅度可能相当大。 这将会对我国粮食市场造成的影响？卢锋认为：过去两年中我国的粮食价格持续走低，最近，除了个别品种的价格有所回升以外，粮价在总体上尚未摆脱低迷。不过我的估计是，今明两年，中国
12、的粮食价格极有可能出现显著回升。这里有三个重要的原因：首先，国内粮食减产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其次，宏观经济的回暖将拉动各方面的需求，粮食需求也会因此而扩大；此外，近来国际市场上粮价也开始呈现回升趋势。 市场形势的变化可能会对我国粮食政策产生的影响？卢锋指出：我国政府实行保护价敞开收购的粮食政策已经有两年多了，应该说，它对于稳定市场、保护农民积极性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本人并不反对保护价敞开收购的政策，但这个保护价怎么定却是很费思量的。如果定得太高，它就会向农民提供一个不恰当的信号，促使他们盲目扩大生产。由于消费者不接收一个过高的粮价，导致供大于求，最终的结果是给国家财政造成巨大的包袱。如果定得太
13、低，那么保护价就会失去“保护”的作用。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随着粮食价格的上升，当前的这个保护价的作用会逐渐削弱，除非政府提高保护价标准。 对于今后的粮食政策有的建议？他最后指出：粮食是一种特殊商品，产销周期很长，加上中国是一个大国，农业人口占大多数。在这种前提下，通过对流通、库存、外贸等各方面进行调节，以达到减少市场波动的目的。但是，粮食毕竟是商品，归根结底还是要按市场规律来办事，要相信市场调节的力量。中国即将加入WTO，在世界贸易通行规则中，对价格进行“保护”是行不通的。因此，我认为，今后政府应该将更多的精力和财力放在科技、教育、信息等方面，对农业生产采取“非价格性”的保护和扶持。文汇报经济
14、结构调整应促进企业转制和市场发育 国研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郭励弘近日发表题为经济结构调整：政府的职责与国资的动作调研报告，指出政府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基本态度，应该从传统的“国家推动发展”转变为“增进市场”；其首要的职责应是为结构调整提供制度保障。 郭励弘认为，我们正在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目标，不是由政府调用社会财力来实现“更合理”的经济结构，而是要通过改革、转轨、制度建设，建立起适宜于经济结构自行调整、持续调整的机制。政府在结构调整中的基本态度，应该从传统的“国家推动发展”转变为“增进市场”。 郭励弘强调，中国政府在当前的经济结构调整中的角色和任务尤为复杂和艰巨：一方面像所有市场经济
15、国家一样，它是国民经济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另一方面与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都不同，它拥有一个总量庞大、比重甚高、门类庞杂的经营性的政府资产，而且至今没有建立起出资人制度和所有者代表机构。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政府有政府的职责，国资有国资的动作。两者的作用都极为重要，但是首先应该划清界线，不可混为一谈，否则难免强化以政代资的习惯势力。 郭励弘认为，“政资不分”正是“政企不分”的根源。近些年为了解决政企不分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效果有限。其根本原因在于，要求企业完全“自主运营”是不现实的，任何类型的企业都不可能摆脱所有者的督导。对于国有企业，在所有者缺位的情况下，政府即使以某种形式退出干预，也必然要以另一种形式加强干预。无论干预的形式如何变化，其过程都是行政选择而不是市场选择，其绩效考核都是凭长官意志而不是凭经济效益。他强调，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必须建立起国有资本的出资人制度，使企业的所有者归位。 郭励弘认为，毫无疑问，在市场经济国家中的经济结构调整是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基础的。但是在中国这样的转轨国家，首当其冲的问题却是使企业成为企业，使市场成为市场；而推进企业化和市场化进程，责无旁贷只能是政府的专利。因此，政府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的首要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