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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世纪前期中国之民商事习惯调查及其意义20世纪是中华法律文化经受空前巨大、深刻、剧烈之变革的伟大世纪。回首这一百年间中国之法制历程，其中可圈可点，甚至可歌可泣者甚多，然而，其间有一至关重要、极具价值的环节却或多或少为人们所忽略或轻视，这便是清末民初波及全国各地、规模巨大之民商事习惯调查运动。 一 清末之调查此次民商事习惯调查始于清末，这已是学界定论，但它究竟起于何时、规模多大、运作状况怎样，则因史籍记载不多，故现今著述不仅语焉不详，且常常说法不一，甚至谬误颇多。据北洋政府司法部第242期司法公报（1927 年出版）记载：“民商事习惯调查事宜始于前清宣统年间。”（注：见该期司法公报第1页之“说
2、明”。另，北洋政府第242期司法公报亦即司法公报第38次临时增刊，其标题与内容是民商事习惯调查录（第二期），现藏于北京图书馆。）另据北洋政府第232 期司法公报所载“前清时代之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文件”目录，其中几处显示出来的具体时间均为宣统二年（注：见该期司法公报第4、5、28页。另，北洋政府司法部第232期司法公报亦即司法公报第37次临时增刊， 其标题与内容是各省区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文件清册（第一期），现藏于北京图书馆。）。这或许也是第242 期司法公报做上述判断的依据所在。但严格说来，此处的“宣统二年”仅仅表明清末的民商事习惯调查当年已在全国各地全面铺开，而并非一定是调查活动的起始时间。相
3、反，笔者曾经查阅到一册清朝末年湖北调查局法制科第一次调查各目（注：清末修订法律馆“刷印”，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图书馆。），其中附有一份当日进行民商事习惯调查时所用之“报告书样式”，样式中的时间格式为“光绪 年 月 日”（原文系竖排），从而清楚地说明，清末之民商事习惯调查开始于光绪年间，而非宣统年间。从现有史料分析， 清末的民商事习惯调查当始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是年五月初一日， 大理院正卿张仁黼就修订法律一事上书清廷，折中指出：“凡民法商法修订之始，皆当广为调查各省民情风俗所习为故常，而于法律不相违悖，且为法律所许者，即前条所谓不成文法，用为根据，加以制裁，而后能便民。此则编纂法
4、典之要义也。”（注：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下册，第836页。 ）这一奏折十分明确地将民间习惯视为不成文法，并将民商事习惯调查视为编纂民商法典之首要环节。事实上，张氏之见基本反映了当时参与修律讨论的各部门、各官员的一致看法。以此为基础，同年九月十六日，宪政编查馆奕匡上奏朝廷，建议在各省设立调查局，以负责民间习惯调查之事宜，同时还呈递了所拟各省调查局办事章程（注：前引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5152页。）。这一提议当即获得朝廷认可，清廷在同一天便发布了令各省设立调查局各院设立统计处谕（注：前引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5253页。）。随即，
5、修订法律馆亦将民间习惯调查正式提上日程。据史籍记载，在清廷重新委派沈家本、俞廉三、英瑞为修订法律大臣之后，“沈氏等即于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开馆办事，酌设二科，分任民律、商律、民事刑事诉讼律之调查起草。每科设总纂一人，纂修、协修各四人，调查一人或二人。又设咨议官，甄访通晓法政，品端学粹之员，分省延请，以备随时咨商。凡各省习惯及各国成例，得分别派员或咨请出使大臣调查。”（注：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正中书局，民国二十六年版，第899页。着重号系引者所加。 ）由此可见，至迟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月，清末的民商事习惯调查已正式启动。关于清末民商事习惯调查的具体运作，因有据可查的史料极少，故
6、难得其详。但从现存有关资料亦可看出，当日之调查组织严密、规模巨大、收获颇丰（规模与收获均在后来民国调查之上，这与现今一般人的印象大不相同）。其在中央由修订法律馆总其事，在各省则成立“调查局”（其法制科具体负责调查事宜），在各府县设调查法制科；各地除专职调查员之外，各地方官（如知县）、各社会团体（如商会-清末的商事习惯调查大多由各地商会承办）及其他个人（如乡坤）均常有参与其事者。其运作方式主要有两种：其一，由朝廷根据需要委派修订法律馆专职人员分赴各地调查（通常须得到各省调查局协助），随时报告。比如，宣统元年（1909年）三月，“沈家本等奏派编修朱汝珍赴各省调查商习惯。当月至上海，发问题百余事”（
7、注：李贵连编著：沈家本年谱长编。（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301页。）。 至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二十一日，“出于制订民、商各律的需要”，修订法律大臣再次“奏请派员分赴各地调查考察民事、商事习惯”（注：前引李贵连书，第329页。）。其二，也更主要的是， “由修订法律馆拟定调查问题，颁发各省调查局及各县”（注：前引北洋政府第242 期司法公报第1页。）， 各省县调查人员依据拟定的问题搜集各地习惯，然后将答复清册报送修订法律馆，因之，清末各省呈送的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绝大部分均系问答体，只有很少的一部分采用陈述体（注：详见前引北洋政府第232 期司法公报所载“前清时代之民商事习惯调查报
8、告文件”中各省目录之后的按语。）（用陈述体者，多半是因各省在呈报之前曾经加以整理所致）。为保证民商事习惯调查真正取得实效，修订法律馆根据调查活动的进展情况陆续制定了各种专门的操作规则。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五月二十五日，沈家本向朝廷呈交了法律馆咨议调查章程（注：前引李贵连书，第277页。）。随后， 为配合当时正重点进行的商事习惯调查，又于宣统元年（1909年）三月颁发了法律馆调查各省商习惯条例，该条例参照日本商法体例分为“总则”、“组合及公司”、“票据”、“各种营业”及“船舶”五章，共计65条，极为详备（注：详见前引李贵连书，第302312页。）。至宣统二年（1910）正月，为配合民法典
9、的制定，并针对此前各省民事习惯调查中存在的问题，修订法律馆又专门颁发了调查民事习惯章程十条（注：详见前引李贵连书，第330331页。），虽然其具体内容不如调查各省商习惯条例那般细致，但其总体安排同样十分周详。从有关史料推测，当时至少部分省的调查局还制定有更为详细的调查规则和调查文件格式。如前述湖北调查局法制科第一次调查各目即载有一份法制科调查报告例，其中对有关调查的各项事宜（包括人员、方法、时限、印刷、用纸、字体等等）均详加规定。从该册资料所载调查目录及报告书样式来看，清末民间习惯调查内容极广，在大的方面包括“民情风俗”、“地方绅士办事习惯”、“民事习惯”、“商事习惯”、“诉讼习惯”等五“部”
10、，比之后来民国时期的民商事习惯调查要宽泛些。而在每“部”之下又分“类”，“类”下分“款”，“款”下分“项”，“项”下分“目”，“目”下才是具体的“问题”，可见其调查内容设计至为详细。另据清朝末年山东调查局商事习惯报告书目录称：“本局法制科第一股遵照馆章编订调查民情风俗及地方绅士办事、民事习惯各条目，业经详请宪台批准转饬调查在案，所有商事习惯兹复由本科股员分别事类，详细拟定调查问题。”（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图书馆馆藏山东调查局商事习惯报告书目录（法制科第一股股员李书田编纂）之序言。标点系引者所加。）以此观之，当时修订法律馆所拟定之“调查问题”亦只是大致的框架，各省往往需要根据实际情形设计出更
11、为具体，详细的项目及问题。 二 民国之调查清末习惯调查虽然规模极大，但在历行约4 年之后却因清廷被废而中止。民国时期重开民商事习惯调查运动是在1918年（民国七年）初，而其发轫则在1917年冬。1917年（民国六年），奉天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沈家彝向北洋政府司法部“呈请创设民商事习惯调查会。呈文系于民国六年十月三十日呈递，十一月二日到部，同年十一月九日指定照准。此实民国时代举行民商事习惯调查之发轫”（注：前引北洋政府第242期司法公报第1页，标点系引者所加。但第232 期司法公报所载汤铁樵撰各省区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清册叙误将这一起始时间写为民国五年冬。）。奉天高等审判厅的呈文还对该省民商事习惯调查
12、会的人员组成、机构运作及经费筹措等等做了说明。北洋政府司法部在批文中指出：“该厅所拟设奉省民商事习惯调查会专任调查各地习惯，所见极是，殊堪嘉尚。查民商习惯甚为复杂，不独奉省为然。该厅率先设立民商习惯调查会，拟将调查所得汇集成书， 自应照准”（注：前引第242期司法公报第3页，标点系引者所加。下文引用资料未注明出处者， 均出自该期司法公报。）。此后，北洋政府司法部于民国七年（1918年）一月二十九日草拟了“通令各省高审厅处仿照奉天高审厅设立民商事习惯调查会，并限自令到日起四十日以内报部”的训令，经当时的司法总长、著名法学家江庸核定后，于同年二月一日发往各省区，“民商事习惯调查事务遂至通行全国”。
13、对于此次民商事习惯调查，北洋政府司法部颇为重视，特委任参事汤铁樵“综其事”。汤铁樵“以吾国五方风习错综不齐，民商习惯又极复杂，若调查入手未有准绳，将来挂一漏万，举细遗大、甚至纠牵不析，则实效不可得而睹矣。覃思兼旬，乃为之条析事类，厘定项目，制为程式，颁行各省。并将奉厅章程略加修改，通令各省法院附设民商事习惯调查会，其会员除法院人员外，兼理司法县知事、承审员及其他法团人员，皆许入会，俾得合力齐举。此都七年事也”（注：前引北洋政府第232 期司法公报所载汤铁樵撰“各省区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文件清册叙”。标点系引者所加。）。在这期间，除少数边远地区之外，各省区均已先后成立民商事习惯调查会（惟新疆省以及
14、宣告独立之广东、广西、云南始终未加举办），并且大多数省区很快将各自的第一期调查报告书送至司法部。鉴于各省区第一期报告书所用格式、体裁、用纸等等各不相同，司法部又由参事汤铁樵拟定了统一的民商事习惯调查会报告书式，用纸及编制办法，于1919年（民国八年）1月16 日颁发全国施行。经过这一番努力之后，当时民商事习惯调查的具体运作已相当规范。在组织机构方面，中央由司法部负总责，其附设之法律修订馆（当时已恢复，以取代原来附设于司法部的“法律编查会”）专其事；各省区则在高等审判厅内设“民商事习惯调查会”为专门机构，由高等审判厅厅长兼会长，下属各审判厅厅长、推事及兼理司法各县知事、承审员为会员，各级检察厅检
15、察长、检察官暨审检各厅书记官得自愿加入，各调查会还设有常任（或专职）调查员及其他各类工作人员。在运作规程方面，各省区调查会几乎都制定了专门的“会章”、“调查规则”和“编纂规则”（注：前引北洋政府第242 期司法公报以绝大部分篇幅刊载了京兆、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河南、山东、山西、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陕西、甘肃、四川、贵州、热河、绥远、察哈尔等22省区民商事习惯调查会的“会章”、“调查规则”和“编纂规则”。），对有关习惯调查的各种事项均详加规定。此次民商事习惯调查自民国七年（1918年）全面铺开以后，“各省除边远外，络绎册报，堆案数尺，浩汗大观。十年以后，虽经继续得报，
16、然以时局纠纷而渐希矣。”（注：前引北洋政府第232 期司法公报之“各省区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文件清册叙”（汤铁樵撰）。标点系引者所加。）由此可见，其高潮当在1918年至1921年（民国七至十年）之间，此后便渐渐归于沉寂，唯在1930年7 月南京国民政府制订民法典时曾有过一次最后的回响；当时立法院认为民法亲属、继承两编关系各地习惯甚大，“该院民法起草委员会为慎重起见，特先商同院统计处，制定调查表多种，发交各地征求习惯”（注：杨幼炯：近代中国立法史，商务印书馆（上海），民国二十五年版（“中山文化教育馆研究丛书”），第379380页。），至于其结果如何，则不得而知。三 资料之整理纵观20世纪前期中国之民商事习惯调查运动，真正有影响者仅清末与民初两次，且每次持续时间均在4年上下， 最后也都因政局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