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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营管理）明清士人的生活经营与雅俗的辩证明清士人的生活經營與雅俗的辯證文人文化的發展與流行可以說是明清文化的重要特色，明清時期許多顯要的文化現象的轉變都和文人文化的發展有所關聯，深入理解文人文化，是掌握明清文化的重要切入點。事實上，文人文化也常被用來指涉當時的各種社會文化現象，可以說文人文化的龐大身影實籠罩著繁複的明清社會，諸多文化表現皆可見其投影。但是，這個多所影射，以致可能流於空泛指涉的影像，是否有其實體呢？文人文化的真正內涵為何？其所包含之具體內容是什麼？文人文化與文人究係如何關聯？是文人在界定文人文化呢？還是應該由文人文化來界定文人？或是兩者可以相互界定？如何界定？而這種界定具有什麼
2、社會意義？凡此種種問題都是在實際解析文人文化上，值得而且需要詳加思考的，而且這種思辯必需落實在具體的生活層面上來進行，也就是說探究文人文化之內容的界定與發展，需要將之歸納於個人生活情境的經營與社會文化情境的發展這個脈絡下來思考，從這個具體的生活面出發來思考文化的內容、形式及發展的問題，才能對文人文化有全面性、結構性的理解，而如此理解文人文化也正是切入明清社會文化，深入理解內涵與發展的要訣。社會上積滯大量上升不易的基層士人，蔓延、滲透於各個社會角落，活動其間，牽引、動搖整體社會的發展，這是明清社會結構的重要特色。基層士人在參與各種社會活動的同時，更發展出一套專屬於他們的文化形式文人文化，他們藉此
3、文人文化來自我表現、相互標榜、彼此認同。這套文化的形成與內涵實與其生活形態有密切的關係。一方面可以說：文人文化是從士人的生活經營中開展出來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文人文化乃具體化於士人的生活經營中。探究明清文人文化的重要特色與內涵，並進而思考其中文化與生活的關聯，正是本文的主要目的。明中期以來，才子佳人小說甚為風行，而相應於此種文學趨勢，社會上的名士亦喜與名妓相結連理，共享風流之趣事實上，這兩者可說乃互為因果，社會現實與文學表現之間，實有相互呼應之關聯。然而，在現實社會中試圖扮演才子佳人者，必須要有一套相應的生活文化以為支持，否則這個佳話，在現實生活層面上，可能演變為笑話。顧公燮所寫的丹午筆記
4、中有一則趣談說：江南名妓蔣四娘，嫁給當時的狀元呂蒼臣後，隨夫上京過了一段富貴生活後，卻覺適應不良，終於返歸江南，重操舊業。對於如此外人看來幾近於自甘墮落的生活抉擇，這位名妓有個極有趣的妙答：人言嫁逐雞犬，不如得富貴婿。吾謂不然，譬之置銅山寶林於前，與之齊眉舉案；懸玉帶金魚於側，與之比肩偕老。既乏風流之趣，又鮮宴笑之歡，則富貴婿猶雞犬也，又何戀乎？嘗憶從呂君於都下，泉石莫由怡目，絲竹無以娛心。每當深閨晝掩，長日如年。玉宇無塵，涼蟾夜回。徒倚曲闌之間，悵望空庭之內，寂寂跫音，忽焉腸斷。此時若有一二才鬼從空而降，亦擁之為無價寶矣。人壽幾何？難逢仙耦。非脫此苦海，今日安得與君坐對哉？ 顧公燮，丹午筆記
5、，（南京：江蘇古籍，1985），名妓蔣四娘，頁121。總括這段婚姻的失敗，可謂：其關鍵在於生活形態的不同，生活文化的差異，判定了這段才子佳人神話的破滅。蔣四娘自陳其對在呂家之生活實不愜意，所謂既乏風流之趣，又鮮宴笑之歡，一般世俗之見或許會認為，這是蔣四娘不甘寂寞，以致無法適應婚後生活，不過，從文化的角度來看，蔣四娘的指控實別具意義。它顯示：呂狀元雖在一般社會標準中，已臻富貴之境，但其生活經營，在這位名妓的眼中看來是不及格的，他無法經營出一個具有風流之趣的生活規模出來。也就是說：在生活上，蔣四娘有另一套文化標準，在此標準下，呂狀元的富貴生活，實與一般市井小民的庸俗生活，無甚差異所謂富貴婿猶雞犬也
6、。那麼，合格的生活文化是什麼呢？怎樣才是具有風流之趣的生活規模呢？這種生活文化又是出自那一個階層或群體的標準呢？丹午筆記在另一則故事中提到，另一對婚姻生活成功的才子佳人：錢謙益與柳如是定情之後，錢即積極為此新生活進行佈署：為築絳雲樓於半野堂之西，房瓏窈窕，綺疏青瑣。旁龕古金石文字，宋刻書數萬卷。列三代秦漢尊彝環璧之屬，晉唐宋元以來法書、名畫、官哥、定州、宣城之瓷，端溪、靈璧、大理之石，宣德之銅，果園廠之髹器，充牣其中。君於是乎儉梳靜妝，湘簾棐几。煮沉水，鬥旗搶，寫青山，臨墨妙，考异訂訛，間以調謔，如李易安在趙德甫家故事。 顧公燮，丹午筆記，柳如是，頁92-4。在此，靜態方面之空間布置、玩好陳設
7、，動態方面之知性、感性活動，構成了一套真正優雅的生活形態。這則才子佳人的故事，唯有立足在這個舞台上，在此種文化層面上，才能真正有個完美的演出與結局。如果，我們將關注的視野擴大，超越特定個人的婚姻成敗，或生活雅俗的問題，那麼，我們可以看到：錢謙益神仙眷屬般的生活經營，或蔣四娘關於生活的文化標準，都不只是出於他們個人的匠心獨運。這是明清時期，由士人所開展、營造出來的一種的生活文化（或文化生活）的反映。對此種生活文化進行考察，並思辯其中的雅俗問題，正是本文的重點。學以治生為先，不可無謀食之計對於一般士人而言，生活有兩個層面：一個是與一般世俗大眾無甚分別的，現實生計的經營，一個是超越一般現實營營茍茍之
8、上的，美學生活的經營。簡單地講，他們的生活具有俗和雅兩個不同的層次或面向。這兩者互相關聯，互相辯證，或者可能相互呼應，或者可能相互排斥。而這種雅俗的並存、矛盾與辯證，不僅存在於個人生活層面上，也進而舖展於社會層面上，從而成為整體社會文化的開展動力。所謂的生活經營，最基本的當然就是日常衣食等生存條件的求取。明清社會由於讀書條件降低，一般人不難進入仕途的經營行列，因此社會中士人的數量龐大，其中不乏勉力讀書的貧苦士人。對於沒有豐厚家產的士人而言，謀求基本的求生之道，就是一個極大的人生考驗。我們很容易在明清小說中看到窮秀才為謀衣食而汲汲營營的窘迫情境，尤其在一些變泰發跡的小說類型中，常可見到士人一旦失
9、去家產後，其人生頓失憑藉，即刻步入窮困潦倒之途。也因此西湖二集作者周楫曾在巧書生金鑾失對故事中，有感而發地說：從來道，人生世上，一讀了這兩句書，便有窮鬼跟著，再也遣他不去。 周楫，西湖二集，（南京：江蘇古籍，1994），卷3巧書生金鑾失對，頁44。事實上，窮秀才已經成為明清小說中的基本人物類型，這一方面是由於小說之撰寫本多出於士人本身，另一方面，也因為窮已成明清士人之常態，以致成為一般士人必需面對的基本人生命題。一般而言，士人的謀生之道大體以坐館教書最為普遍，除此之外，也可能受聘於具有官職者，為掌理書記，或寄食富貴人家，為其清客，甚而，利用人際關係，居間仲介，從中取利，相隨於社會的複雜化，諸種
10、社會活動空間也逐漸衍生出來。其名目不一而足（此非本文主旨，暫不論），而其成敗，也因人而異。 關於士人生計的討論可參郭潤濤，官府、幕友與書生“紹興師爺”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科學出版社，1996）第二章以“幕救貧”：清代幕業的人材來源，頁36-72。一旦士人溫飽無虞，又略具資本後，其經營方向大體上還是以田宅的投資為主。戴名世曾在為生活奔波的路途中，一度因私自念年近五旬，而無數畝之田可以托其身，以致為之慨然泣下。 戴名世，戴名世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11庚辰浙行日紀，頁297。而當他在積有千金之資後，其友人趙良治即為之買南山岡田五十畝，并宅一區。田在腴瘠之間，歲收稻若干。屋多新築，頗
11、宏敞，屋前後長松不可勝計。 戴名世，戴名世集，卷10硯莊記，頁282-3。不難想像購買適當的房屋以為定居之所，這是提升生活層次的基本作為，而投資田產，藉其田租以維持穩定收入，供應生活所需，這也是比較穩定保險的投資。所以，吳梅村在感嘆胡彥遠之遠游而不遇時，即謂：夫以彥遠之詩與其人，使有山田數十畝，營灌自給，可以勿游。 吳偉業，吳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1990），卷35送胡彥遠南歸序，頁750-1。也就是說，如果擁有一定的田產，則可勿需為生活而奔忙，耗費心力於謀生俗務之營營茍茍。當然，也有人不此之圖，善加利用已有之資金，從事土地之外的各種投資生財的活動，如醒世姻緣中曾敘及一個叫汪為露的生員，
12、這人頗善於投資理財，而作者以極嘲諷的語氣描述他經濟活動，說他只因手裏有了錢鈔，不止於管家，且添了放利，收長落，放錢債，合了人搖會。你道這幾件豈是容易做的？這都是兩腳奔波，足不沾地的勾當，豈是教書人所為？失了魂的一般東磕西撞，打聽其麼貨賤，該拿銀子收下，甚麼貨貴，該去尋經紀來發脫。買那賤貨，便要與人爭行相競；賣那貴貨，未免又有賒欠等情，自要遞呈告狀。 西周生，醒世姻緣，（上海：上海古籍，1981），第35回無行生賴牆爭館 明縣令理枉伸冤，頁513。這人之所以倍受譏諷，一方面，乃因為他不務本業，讀書、教學不力，而多耗心力於諸種投機性投資；另一方面，也因為他太過重視財務的累積，將其生活完全沈浸在現實
13、俗務的層次上，讓自己成為一個徹底的俗物，如此陷溺於現實利益者，與文人文化有所扞格，因此不免遭來譏嘲。事實上，明清士人文化頗為歌頌逃避實務經營的行為，我們常可在文集筆記中看到關於士人不問家的描述，而在這些相關記載中，這種迴避操作現實營生，甚至是有違現實利益經營原則的作為，往往被視為是種別有抱負的脫俗胸懷。丹午筆記中曾載：雅園顧某，通籍數十年，歸田。家有掌事黠奴，侵虧萬金，將繩之以法。奴知之，倩善書者數十人，捏造數十年日用帳簿，混寫買賣若干，共有兩擔。顧據案上坐，奴跪堂下，細剖侵虧之由，俱有憑據，可以查核。顧本書生，不善會計，倩人握算，一日只有一二本，乃擲簿而笑曰：大丈夫豈屑屑於此哉？遂不問。 顧
14、公燮，丹午筆記，黠奴侵虧，頁192。這則故事顯示出一種以迴避俗務為高尚的心態。這位士人大概平常就不親實務，一切委之掌事僕人，而此僕人也因主人之不問家，而大膽舞弊，到最後事態嚴重，東窗事發時，這主人卻因平時不熟此俗務，亦無從查起，不了了之餘，乃更以不屑態度抛開此事。此事多少反映出一種避俗的士人心態，而所謂大丈夫豈屑屑於此哉？的說辭，亦可說是此種避俗的士人文化已存在於社會之中，以致於在此情境下自然為人所採用。現實經營之被視作俗是相對於一種雅的生活理想的存在，而這種雅的生活理想又有其得以無慮現實的現實基礎。要避免陷入俗務中不可自拔而為人所譏，同時又可過著無現實憂慮的生活的最好辦法，大概就是將資本投資
15、於田產，藉由田租以應付生活所需，進而在此穩定的經濟基礎上，經營其別出於庸俗層次的優雅的生活形態。袁中道（小修）在屢試不中後，頗有隱居之意，此念萌生之際，他同時自我評估此種退隱生活的可行性：僕有饘粥之田，可取租四百餘石，以其半贍城中妻孥，以其半為村中及舟中資糧。歲有銀租近百金，以十分之二付城中妻孥作蔬具，以強半給予遊玩度支。又沙市有一宅，社友蘇直指曾諾以直，若得此，再治田數百畝。僕于窮人中，亦足以豪矣。支派既定，但飯來張口，有若神鴉，何俟僕僕更求人乎！ 袁中道，珂雪齋集，（上海：上海古籍，1989），卷16後汎鳧記，頁667。袁氏家族自曾祖父已是當地的豪者，其祖父曾出母金以千計，出榖以萬計。以賑災，可見家勢頗富，其後，家勢一度衰落，幸賴其祖母經營得法，又恢復舊觀。 袁宏道，袁中郎文鈔，誌銘余大家祔葬墓石記，頁45-6，收於袁中郎全集（台北：文星，1965）。因此三袁兄弟，基本上是在一個無慮生活的條件下成長，其生活層次有別於上述之戴名世、胡彥遠等人。在此，袁中道很具體地表露其作為一個士紳的現實生活構圖，以一定的田產租金來作為生活的基礎，在此基礎上，不勞而獲地過著飯來張口的悠閒日子。同時，在此我們可以看到中道在支付家人日常所需之外，尚有餘裕可以來供應自己的遊玩度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