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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代蒙学基础书法教育初探张 祖 斌序言:古代官学中的高等书法教育汉字,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文字体系。汉字书写的另一种境界书法(日本称“ 书道” ),更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中国古代知识结构以文科为主,科技知识所占例甚微。先秦至清,学校的教育内容大部分为经、 诗、 书等,“ 论 人才能,先文而后墨 ”。再者,宋以前,尚未发明雕板印刷术,大量的抄写工作要由写手来完成,势必形成对抄手的极大需求。自隋唐设科举以来,考生书法水平更直接关乎科场命运。因书法的实用价值巨大,所以书法教育也蔚为大观。古代书法教育大至可从官学中的书法教育、家传、师授这三个方面去探讨。而官学中的书法教育是历史正统、时代主流,我们有必要
2、对基有大致的了解、归纳。中国古代,书法教育起源很早,至少从商代起,书法教育内容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西周教育内容为“六艺 ”:“礼、乐、射、御、 书、数” 。“书”,即识字与写字。至秦,李斯创玉箸小篆 颁行天下, 统一六国文字。从中央到地方,皆以李斯“玉箸篆”为法则,由官方培养刀笔吏。汉初, “学僮十七以上,始试 。讽籀书九千字,乃得 为吏,又以八体试之书或不正,辄举劾之”。(许慎说文解字序 )学童自小学习文字之学,接受识字与书写教育,到 17岁以上成人可以处事时,始可参加选拔官员的考试。官 员书写不合法度,是要受到严厉处罚的。西汉的高等学府 太学, 虽只授经学,但书法教育也开始受到重视。至东
3、汉因经学教育的需要,蔡邕受命手书的石碑熹平经石立于太学,它是我国古代由政府颁发的第一部书法范本,它提高了书法在整个文化领域中的地位,并为后世书学的确立起了铺垫作用。灵帝时,创鸿都门学,更从艺术的角度提高了书法在教育中的地位。至魏,正始年间,为继承汉之传统,以古文、篆、隶三种 书体刻石经立于太学,史称“三体石经”。此 时,正书(楷书)、行书、草书地位蒸蒸日上,太学“ 设书博士,置弟子教习,以钟、胡 为法” 。两晋时期,草、楷、行诸体日渐发展、成熟与普及。至东晋, “二王”出,书法艺术创历史高峰。魏晋南北朝时期,更因佛教繁盛,大规模的佛经抄写更促进了书法教育的巨大发展。隋始行科举,初创书学, 书法
4、正式进入官方高等教育殿堂。当时“国子监设书 算学,各置博士 2 人,助教 2 人,招收学生 40 人。”(朱关田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第 8页)至唐代,开国帝王实行了前所未有的兴教政策。由于文字自身的发展演变与周秦汉相去甚远,经书文字多谬,颜师古受命考定五经,著五经定义与干禄字书颁行天下。在稳定繁荣的太平盛世,在教育蓬勃发展时期,由锐情经术、酷爱书法的开明君主李世民最后完成了书学的建立与完备。书学,于唐代始,历宋、元、明、清,皆为中央官办高等学府,专门从事正统、主流的 书法教育。唐代东西两京皆设国子监,各设国子、太学、四门、律、书、算六学。书学是培养收法专门人才的专科学校。书学排在算学与律学之前
5、,可见其地位不算低。入学资格在于学生家庭官阶和门荫地位。书学教师“ 博士二人,从九品下,助教一人”,也有法定的内容,“以石经、说文、字林为颛业,馀字书亦兼习之。 石经三体限三年业成,说文二年,字林一年”(唐六典卷二十一)。地方上的府学、州学、以及县学,虽然没有明文记载,但从贡举的科目设置以及“ 若有乡闾无景行及书判全弱,选教纵深,亦不在送限” 的举选规定来分析,书法也与中央一级的学校一样列为重要的教学内容(朱关田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第 50页)。大唐皇帝李世民崇王羲之书,尚“ 楷法遒美”,故唐代楷书名家辈出,创书法史楷书之高峰。宋三百年,朝庭重文轻武,教育考试制度也更加完备,书法教育也相应得到
6、提升。在国子监设立书学,配备书博士一名,宋真宗赵恒曾亲自到为臣下及贵族子弟教授书法,世所末闻。宋徽宗又设书艺所,据宋史记载:“ 书学生, 习篆、隶(楷)、草三体,明说文、字说、尔雅、 博雅、 方言,兼通论语、孟子义 ,愿占大经者听,篆以古文、大小二篆为法,隶以二王、欧、虞、 颜、柳真行为法,草以章草、张芝九体为法,考书之等,以方圆肥瘦适中, 锋 藏画劲,气清韵古,老而不俗为上;方而有圆笔, 圆而有方意,瘦而不枯,肥而不浊,各得一体者为中,方而不能圆,肥而不能瘦,模仿古人笔画不得其意,而均其可观为下。”这一课程设置,兼 顾了“文化课” 与“ 专业课”,应是较为合理,要求也是较高。( 曹宝麟中国书
7、法史宋辽金卷 第 230页)宋代这种书法教育的要求是史无前例的。元代的官方文字是“八思巴字 ”,汉文化受到一定冲击。为了笼络汉臣与加强对汉人的统治,元廷 创办国子监(另有蒙古国子监、回回国子监),下辖国子学, 请汉臣传授儒家经典,鼓励皇族子弟学习书法,在国子监内,教师与学生很重视书法教育的。大书家赵孟兆页深得元世祖恩宠,君臣皆推崇二王,提倡复古,影响甚大,形成了队伍宠大的赵派书家群。明开国皇帝朱元璋非常重视教育,设国子监,教学活动的主要有讲书、 习字、背书、作文。“ 习字”,即书法训练,规定“ 习书依名人法帖,每日习二百字” 。至明成祖“下诏求四方善书者,复授中书舍人职还特选拔二十八人专习王书
8、”,“台阁体” 大行天下。清代的学校制度大致承袭明代旧制,在京师设国子监,地方设府州县学,学生所学科目有五经、四书、性理、习字等科。书法训练规定每日数百字。清代皇帝皆好书法,或“专尚香光 “,或“竞讲子昂” ,“乌、方、光”的馆阁体书风盛行。隋唐到明清,由于科举对教育的导向力,学校的教育内容完全服从科举需要。比如唐代岁举常科有六: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明字科主要选拔典校古籍经书的人,其考试内容与书学教学内容十分吻合。自北魏始,地方也设有官学,虽然地方官学中没有设立书学,但隋唐至明清,学校课程的设置唯科举是求,所以地方官学应与中央官学的教学一样,在教育内容中都设置书法教学部分。在中
9、国古代书法教育中,各朝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与个人喜好直接影响了当时的科场,也影响了书法教育,从中央至地方,莫不如此。统治者所崇尚的书法思想或价值观,如“礼乐”一般,必具很典型的、很强大的道德教化功能。从书法艺术的历史发展这一角度来考察,古代各朝各代的文教策,尤其是科举,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书法艺术和书法教育的发展。在书法艺术的发展历程中,高峰迭起,名家辈出,书法艺术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芭。台湾学者白先勇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线条文化, 书法,是核心中的核心。”以上是古代官学高等书法教育的大概情况,它是蒙学书法教育的背景,了解它,有益于我们探讨、理解古代蒙学中的书法教育。古代
10、基础教育“小学 ”阶段,称 为“ 蒙养” 教育,一般指七八岁至十五六岁儿童的教育阶段。在 传统官学中,没有基础教育“ 蒙学”这一级。 汉代蒙养教育多行于 宫廷或官宦家族,到唐宋才逐步推广到一般平民家庭中。但官方办教育的能力十分有限,除宫廷皇家教育外,官方还无法攘括初级的蒙学教育,这种初级教育是民间自发承办的,汉代称书馆,唐代称村校,宋代称村学、家塾、冬学等,元代称社学,明代称家塾、义学、社学等,清代称教 馆、私塾、 义学、 义塾等。有私立的,也有宗族主办的,也有官办与公助结合的。在中国教育史上,基础性质的蒙学一般不为史书记载,我国古代语文教学研究专家张志公先生曾说:“探索蒙学的发 展情况,有一
11、定的困 难,主要是可用的文献材料不多。而前人提供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如此之少”(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对古代蒙学教育中的书法教育,我们无法按历史的演变,系统、详尽地描述,只能根据一些散见的资料,从课程设置、教材、教师、教学法等几个方面来尽量描述出一个大致的模样。古代蒙学基础书法教育初探(二课程设置与教材)一、书法教育在古代蒙学课程设置中的地位从古代官学高等教育中的课程设置来看,书科地位是比较高的。然而在古代蒙学中,或许并没有“课程设置”这样清晰的概念。可是习字训练的重要性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中国古代知识结构以文科为主,科技知识所占例甚微。先秦至清,学校的教育内容大部分为经、诗、
12、书等, “ 论人才能,先文而后墨 ”。 再者,蒙学教育主要是进行基本文化知识的教育和初步的道德行为培养,以识字、写字、背书为主。这一 阶段中,习字是识字的有效手段,是书写能力培养的基础阶段,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古代蒙学习字训练,在课程设置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以民间世俗的眼光来看,蒙童的书写水平是其学业的重要标志之一。书法好,人们常常称其学 业也好。蒙学期间没有扎实的书写基本功,蒙童的学业是没有多大前途的。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明代董其昌:董其昌十七岁时参加松江会考,学问虽佳,却因字写得差,而被知府衷贞吉降为二等” (刘恒 中国书法史清代卷324 页)为了适应科举的需要,启蒙教育中,作为书法基本功习字课
13、程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按照清人的观念:书者,小技也,然为六艺之一,古之小学教焉。乃有用之技,人生不可缺者也。上然制、诰、 谕 、敕,中而 为表、奏、启,精于八法者固佳,否则亦走笔顺利、清晰整齐。(刘恒中国书法史 清代卷213 页)这实际上道明了书法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存在价值。二、教材:字书与法帖书法教育的教材,大抵可分为两种,其一是理论性质的书法文章,比如唐代张怀瓘玉堂禁经,其二是研习的范本,用现在的俗语说便是字帖,欧阳询九成宫碑、颜真卿勤礼碑、王羲之十七帖。我国古代蒙学教材在唐代以前,以字书为主,宋代始,蒙学教材才出现专门化的倾向。1、字书“字书”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字”指识字,“书”指
14、书写。“ 字书”兼有识字与写练习书写。“字书”教育可以追溯到先秦 时期:西周宣王中兴,励精图法,作史籀篇以规范划一天下文字,为其努力之一。(丛文俊中国书法史。先秦卷 卷 321页)大史籀采用成熟的大篆作字书 15 篇,用 为启发蒙童的识字课本,文字教育和书写训练开始具有真正的规范涵义。 史籀篇的编纂施行,是历史上第一次系统的文字整理,也是文字教育和书写训练有了固定的范本,步规范阶段的开端。秦始皇“书同文字”,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丞相李斯作仓颉篇 ,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 颇省改,所谓小篆也” 。 (丛文俊中国书法史。先秦卷卷 365页)秦代以这三篇字书作
15、为小学文字教育和书写训练的标准范本,籍以推行秦国小篆,尽管秦国寿不永,但在消除六国文字、引导汉字书写重新回到轨道上,迈出了坚实重要的一步。这三篇字书在历史上合称为“秦三仓” ,入 汉以后被乡校塾师合编一起,统名为仓颉篇。入汉以后,所用的文字已完全使用隶书,秦代李斯等所作的小篆体仓颉篇、 爰历篇、博学篇, 闾里塾师 用以教学儿童识字、书写已渐渐不适用了。于是,两 汉时期曾不断对字书进行修订和重新编写。西汉文、景以后,闾里 书师合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三篇,断 60字以为一章,凡 55 章,共 3300 字,中有重复的字,合称为仓颉篇,分上中下三篇。武帝时,司 马相如作凡将篇,无重复的字,而所收的字有
16、出于仓颉篇之外者。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二者所收皆仓颉篇的正字,取前二字以为篇名。今本 34 章,大抵按姓名、衣服、 农艺、 饮器用、音 乐、生理、兵器、飞禽、走兽、医药、人事等分类编成韵语 ,多数七字一句,皆日用必须之字。“ 在敦煌居延汉简 中,存有两枚写有 急就篇内容的木简,其年代为西汉晚期,可知急就篇作后不久,即盛行天下,并普及于边郡了。”(华人德中国书法史 -两汉卷) 平帝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未央宫,黄门侍郎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凡 34 章,2040 字,顺续 仓颉篇,又 换掉其 仓颉篇中重复的字,总共 89 章,5340 字,无一字重复。六艺群书所 载的字几乎都包括在内。和帝永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