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因果关系的后学转向分析.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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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因果关系的后学转向分析 因果问题一直是史家所关心的问题， 傅格森(Adam Ferguson， 1723-1816 年) 在启蒙运动时期所下的史学现代定义为， 将史实按照时间先后记载下来， 再加上其发生的原因及其结果。此定义成为近代以来史学的基本内容， 也可见史学界对于因果关系的重视。吾人要知道过去， 需要先搜集史料， 找出事件与事件间的关系， 提出说明， 因此历史的解释中因果关系占了相当主要的部分。史家将历史解释转化成历史的叙述， 这就构成了历史的文本， 成为吾人了解过去的重要来源。但如何确定因果， 哪些是最重要的原因， 哪些是最重要的结果， 历来中外史家多所讨论。本文拟对20 世纪下半

2、叶以来西方史学界对此问题的探讨加以介绍， 论述后现代主义兴起后对于史学因果关系的挑战及传统中国史学的因果探讨特色， 并提出吾人的浅见。一、主流史学处理因果的模式20 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美国崛起， 一时之间， 行为科学及社会科学相当盛行， 量化科技也来势汹汹， 似乎因果问题也可以迎刃而解， 历史学可经由“覆盖律” (covering law) 的发现而得到科学的地位， 终于获得救赎。韩培尔(Carl Hempel， 1905-1997 年) 及纳格尔(Ernest Nagel， 1901-1985 年) 的建构历史的法则颇受到重视， 但后来攻击者不少， 他们指出这些欲将历史看成是科学的

3、哲学主张， 无法在历史实践上达到有效的概括， 并抽离出其通则。许多人指出其所谓涵盖规律的问题， 历史学家一直没有发现过一条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 行之百世而不惑” 的普遍有效的规律， 而在1960 年代后半渐没落， 直到1996年罗伯兹(Clayton Roberts) 出版了历史解释的逻辑一书， 想要将韩培尔的理论加以完善化， 指出虽然大的历史通则没有可能， 但微观的历史(micro-history) 则有可能建立通则。此处的大通则所举的例子为： 弹劾、革命、国会的创立、死亡率以及民间信念的改变等; 而所谓小通则其例子则为： 出生、婚姻、离婚、堕胎、谋杀、投票、疾病以及死亡等。不过此书仍遭到

4、很强烈的批评， 认为其定义仍模糊不清， 界限不明， 无法应用在历史具体研究上。罗伯兹认为只要有证据以及推论的逻辑， 即可维持历史的客观性。不过这些像铁律一样的通则是有其限度的， 罗伯兹自己就将其所自信满满的“覆盖律”加以限定： “它们是可能的而非恒常的; 偏狭的而非普遍的; 经验性的而非分析性的; 有预则性的也有解释性的; 是归纳的而非演译的， 是内蕴的而非外显的。” 如果发现到的规律有了如此的界定， 跟主流史家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没有确定的答案， 其所能达致的历史解释效果也是有限的。此种处理因果的模式， 西方学界称之为“演译-法则化的” (Deductive-Nomological

5、)。20 世纪70 年代也有一批历史学者热衷于探讨历史“ 通则” 的可能性， 在郭查克(Louis R.Gottschalk， 1899-1975 年) 的召集下， 当时在西方及东方研究历史的著名学者齐聚一堂， 分别就其领域探讨历史通则的可能性及例子， 其中有西洋上古的专家， 也有研究使用量化有名的学者， 还有研究中国史的名家芮沃寿(Authur F. Wright， 1913-1976 年)。随后这些人的研究成果集结成一本专书历史写作中的概括(又称通则)(Generalization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此书中一位强力主张历史因果关系应采取另一种所谓“归纳-

6、统计化的” (Inductive-Statistical) 模式的英国国会史家艾德乐(William O.Aydelotte) 有一段颇有意思的话：所有的统计结果的呈现都包含有两个与统计无关的步骤： (1) 默认， 一开始研究时， 资料的搜集就是基于这些预设的; (2) 最终的推论。这两步骤都包含有陷阱。所有大型的历史研究计划所能运用的细部资料几乎都一定是不完全而且有部分不够正确的， 而此事实不可避免地对于最后得出的结论有所限制。更有甚者， 最终的推论并非由统计值来“证明” 的， 这些推论事实上并非统计学的陈述， 而只是从逻辑上推论而得， 而其可靠性不是由数学所决定， 而是取决于到底吾人能否提

7、出有说服力的推论。换言之， 连最具有科学外貎及内涵的统计学应用在历史研究时， 也无法将历史脱胎换骨成为客观的学科：在严肃地检视了本书及他处的其他史家论文的一些反对历史概括的论证后， 艾德乐得到一个结论， 亦即“中等范围” 经过仔细整理过的， 尝试性的概括， 在吾人目前的知识水平下是最有意义的。吾人必须把网子放得愈宽愈好， 来吸收好点子， 要问的不是到底是否是真的， 而是要问他们是到达“何种程度的真”。总之， 所有本书各篇作者的史家都同意史家不管愿不愿意， 都在使用不同层次及不同种类的概括。结论是， 没有绝对的预测， 但指向发生的机率颇高的中等范围的概括仍是可以达成的。另一方面英国的柯林吾(R.

8、 G. Collingwood， 1889-1943 年) 及欧洲的克罗齐(B. Croce， 1866-1952 年) 则从思想的角度来看因果关系， 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若我们能找到一切历史人物背后的思想， 则可以明白其行为， 因此史家需要的是在脑海中“重演” (re-enactment) 一遍历史的事件即可以设身处地的方式(empathy) 神入到研究对象的时空脉络中去想象， 如此自然能掌握到来龙去脉。若刻意去寻求因果关系是重复而无必要的。另外， 与思想有关的是行为背后的动机考虑。此种想法是启蒙运动以来的主流史学思潮， 亦即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 其行事的动机可以经由调查研究而加以掌握理

9、解。因此， 吾人对于许多历史人物行事的“理由” (reason) 可以捕捉到而表述重现出来， 亦即可以使人了解历史人物选择决定采取某些行动的原因。平心而论， 这些说法都是可以找到不少历史上许多重要事件的因果关系， 不过， 有些历史事件或现象不全是可以靠对行为者的思想或动机的掌握就足够的。“原因” 与“理由” 有许多情况是重复的， 但“理由” 往往是指行为人有“意识” (conscious) 的举动， 而”原因” 则不一定。如探究朝代兴衰， 除了一些关键人物的行动抉择可以努力去了解外， 其他的非人力层面如环境或制度的原因则无法从思想上来掌握。20 世纪60 年代最受欢迎的史学理论家英国剑桥的卡尔

10、(E. H. Carr， 1892-1982 年) 在其名著What is History 一书中宣称， 将来社会学将影响到历史学， 结果不出所料。他的因果关系论成为西方主流史学界多年来的主要观念。他基本上认为历史像社会科学， 可以寻找通则， 研究历史要寻求原因， 许多看似偶然的因素， 其实都是有原因的。埃及艳后的鼻子的长短其实背后隐藏着男人喜爱美女的通则在运作; 卡尔有名的琼斯先生买烟出车祸的因果说今日仍有其道理在。路灯不亮、道路不直、剎车未修、酗酒驾车都是原因， 而琼斯先生的烟瘾因为在其他的情况下不会造成车祸， 因此不能算是原因; 只有在其他场合中可能再度造成车祸的情况才能算是原因。同样的

11、道理， 卡尔认为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被猴子咬伤致死， 也不能算是希腊与土耳其发生冲突的原因。对卡尔的车祸分析， 有人认为还可以再细细探讨。然而若这些都要考虑作为完整的因果关系， 则可以无限上纲到创世纪亚当夏娃的基因特质了。我们一方面无法进行这种钻牛角尖的分析， 一方面无助于我们从这些分析中得到益处， 因为肤色、性向及个性都不构成此车祸的必然因素。前面提到， 卡尔认为不能被概括成通则的偶然因素都不值得史家浪费时间去探讨。他认为不同事件的发生总是会有原因的， 史家应努力寻找那些能概括成通则的原因。然而， 卡尔也承认历史无法预测， 只是人们仍想从其中学到教训。对历史的原因进行了解后， 能使吾人更清楚当

12、下以及可能的未来， 因此历史研究仍受到人们的重视。卡尔的因果主张仍是主流史学家采用的方法， 亦即在处理解释事件发生的原因时， 先将可能的原因找出来， 在一连串的因果关系中， 列成一个名单， 再去探讨其重要性， 依其先后， 整理出来， 若能找出“必要条件” 及“充分条件” 最好， 如在美国总统林肯(Abraham Lincon， 1809-1865 年) 被杀的事件中， 有些人对林肯政策的不满是其被刺的“必要条件”， 而凶手John W. Booth 对林肯的脑后开枪则是“充分条件”。在思考原因的重要性时， 事件发生时特别的情况要比常见的较为重要， 如郭查克(LouisGottschalk) 就

13、反对奥国太子被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因， 因为暗杀当时很平常， 而当时欧洲局势、各国订立密约的情况才是较重要的原因。此外， 还有一种寻求历史原因的方式是从“反事实” (counterfactual) 的角度来探讨的。如寻求美国横贯两岸的铁路开通是否对于美国的经济起飞有影响， 美国学者就用此方式来进行， 亦即如果没有东西向的铁路开通， 在使用其他替代方案时， 所需要的代价是否较铁路来得高，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傅格(Robert Fogel， 1926-2013 年) 的名著铁路与美国经济成长(Railroads and American EconomicGrowth: Essays in Econ

14、ometric History， 1964) 的结论是若没有铁路， 造成1890 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只有2.7%。这种探讨方式引起争议， 因为涉及计算的变项周延与否的问题。卡尔对于历史上的“反事实” 推论以及偶然因素都相当不以为然， 认为是文字游戏， 或是输家逃避责任或找借口的一种表现，是弱者的游戏， 无助于了解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无论如何， 这也是一种验证历史因果关系的另类方式。二、后学对因果关系的挑战后学入华以来， 对于史学工作者的冲击因人而异， 但吾人无法回避其挑战。管见以为， 就因果关系而言， 有必要对后学的因果观稍作介绍。由于后现代主义并没有一个清楚的定义， 涉及的范围颇广，目

15、前的情况是， 好像只要对现代史学研究有所批判的都可属“后学”。因此以下所谈， 只限于管见所认知的后现代主义。后学认为过去的真象现在已无法再现， 因此所有的因果关系都只是揣测之词， 无法验证。后学也认为文字的表达是不稳定的、不透明的， 也不能用文字或其他媒体完全呈现真实的过去。因此， 吾人见到的历史因果关系论述都不是真正的因果关系， 往往反映出来的是史家自己的预设及偏见， 或是时代环境造成的影响。由于后学不认为过去发生的事件有其内在的书写结构， 没有故事的轮廓， 因此史书上的因果关系不是史料中原来就有的、自然呈现的， 而是史家外加赋予的。后学论者指出， 主流史家在探讨因果关系时， 往往喜欢从后来

16、发生的结果返推其原因， 将顺序颠倒， 结果常被批评为倒果为因。这种推论虽然合理， 但也可能有错误。从地上是湿的来推测之前下过雨， 此推论虽合理， 但地之湿有可能是有人从楼上泼水下来， 也有可能是水车经过喷水。更由于后学主张历史是断裂的而不是延续的， 且反对宏大叙事， 因为这些后设书写的历史(metanarativehistories) “将每天发生的事集合起来， 形成某种内在的统一面貌， 套上一些目的论的发展轨迹，将我们从过去透过现在到一个确定的未来， 而一切发生的事件都被视为历史必然性的表述”。在这类历史著作中谈到事件的因果关系与实际的差距是很显然的， 事件太容易被扭曲、化约以纳入整体的架构中。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