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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谈谈陈思和先生和他的“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陈思和先生和他的“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论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陈思和先生和他的“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中国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随着中国文学学术在新世纪的进一步展开，“世界性因素”命题在体现思和先生的个人学术创构及其特点的同时，对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启迪作用也日渐显露。这目渐显露的过程，伴随了三十年来国际文化格局和中国文学学术语境的变迁，更是他在学术实践中持续深思与探索的收获。在我看来，这个过程几乎贯穿了他至今全部学思和先生的学术实践活动，是与新时期社会、思想、文化与文学发展同步展开的。他的现
2、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他在文学史及中外文学关系领域的著述，既是这一历史过程的见证，也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从学理层面看，思和先生在其所从事和涉及的几个领域，提出的一系列学术概念和命题及其引发的学界的关注和讨论，也许是观察他的成就与影响力的一个侧面。从“新文学整体观”“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民间文化”“共名与无名”，到“先锋与常态”和“世界性因素”，这些引起持续反响的概念、命题或者判断，事后看起来似乎带有某种理论的抽象性，但要是放回到思和先生三十多年的学术历程中，它们却是与中国当代文化进程，与中国新文学学术的演变，特别是与当代文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同时，它们又都体现于思和先生在人文学术、文学
3、教育、编辑出版等领域的具体的深思与日常而又有针对性的精神劳作当中。我有幸作为思和先生最早的学生之一，自80年代初起就投其门下，从本科、硕士到博士，一以贯之。加以在工作与日常生活中保持经常的联系，参与由他策划、主持的许多课题，更不论始终关注他的学术思想的开展和人格精神的呈现，并领受其激励与启发。在我的角度管窥，这些概念与命题的酝酿、生成和提升，它们的假设与论证，都有具体的接地方式和话语情景。在我看来，思和先生的学术成就与影响所及，不仅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与当代文学批评史上已经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在比较文学、文学理论和文学编辑出版，乃至当代思想文化等领域，也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在这里，我想以“中国文
4、学的世界性因素”这个概念与命题为中心，结合自己多年来的工作特点和兴趣，谈谈自己对思和先生学术的一偏之见，以此表达对思和先生的敬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陈思和先生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领域提出的一个最有影响力的“关键词”，大约就是“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了。这个核心概念在他三十多年的学术生涯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与批评实践中，经作家个案研究、文学思潮研究和文学史叙述等多个层面的同时展开和不断推进，在思和先生的个人学术话语中，它与“新文学整体观”“共名与无名”“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先锋与常态”等一样，已经成为具有范式作用的概念。随着中国文学学术在新世纪的进一步展开，“世界性因素”命题在
5、体现思和先生的个人学术创构及其特点的同时，对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启迪作用也日渐显露。这目渐显露的过程，伴随了三十年来国际文化格局和中国文学学术语境的变迁，更是他在学术实践中持续深思与探索的收获。在我看来，这个过程几乎贯穿了他至今全部学术历程。作为“文革”后第一批科班出身的人文学者，思和先生的学术生涯，起步于中国新文学研究刚刚开始摆脱僵化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而走向学科独立的时期，也是比较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被再次引进，并逐步建立学科体系的时候。虽然一开始是以20世纪中国文学和当代文学批评为自己的志业，但比较文学的学术策略和视野，无疑对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陈思和先生和他
6、的“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由优秀站.zbjy.提供,助您写好论文.作用，而他的文学学术工作，从一开始就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和现当代作家个案研究两个方向同时展开。前者是与贾植芳先生一起，承担“外来思潮和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课题研究，后者即是现代作家个案研究和当代文学批评。对西方文艺思潮、作家作品和创作策略在20世纪中国的译介及其影响资料的全面清理，使他充分感受到中国现代文学复杂多元的外来文化和文学资源，从而使其对中国文学创作的阐释，建立在开阔的世界文学视野之上。关于思和先生的当代文学批评，这里不做具体展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在当代批评界持续发挥的影响，除三十多年来所倾注的热情与心血外，还取
7、决于其批评视野的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二维参照意识，而作为个案的巴金研究就是从整理作家原始资料开始，其论述框架是从思想文化和文学表现手法两个方面，清理作家创作和中外思潮特别是西方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欧美恐怖主义和法国民主主义等西方文化思潮，以及法、俄等欧洲文学间的复杂关系，其中无政府主义、恐怖主义等被国内学界长期回避的话题的引入，大大拓展了既有的学术视野与格局，为巴金研究乃至整个现代文学学术带来一股清新之气。在此基础上，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是思和先生在新的学术语境下对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整体反思。它立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从中西交流角度梳理西方文学思潮在中国的命运，辨析中国作家如何
8、基于本土立场，主动汲取外来文化养料，从民族文学传统转型的需要出发进行创造性转化。这一研究角度，固然出于20世纪中国文学学术变革的需要，但也是比较文学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具体实践。它以“中国新文学中的”为论述框架，探讨中国文学在西方文学和文化思潮影响下，对西方近现代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和文化思潮所作出的回应、借鉴和创造性转化，从而体现中国文学从近代向现代的转变过程。本书“上编”所选录的几篇论文，最早就构思写作于80年代初期，陆续发表后成书于1987年，这就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牛犊丛书”之一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小三十二开本，不足十三万字篇幅，但此书不仅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内引
9、起广泛关注和肯定，也在1990年贵阳举行的中国比较文学第三届年会上获比较文学优秀著作一等奖。我至今还记得当时追踪阅读这些论文时的兴奋之情（当时我并不把它们当作比较文学研究看待），它们为我这个青年学子展示了中国现代文学丰富的资源背景，也呈现出一幅多姿多彩的国际文学交流图景。现在回想起来，我最初关注比较文学，并把早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兴趣逐渐扩大至比较文学领域，这些文章起了重要作用。但就在此书出版后不久，一天我去见他，在谈及这系列研究时，他的一句话留给我很深的印象，他说我现在对这些文章有了新的不满，中国文学中的什么什么，是否成一个套路了？当时我并未真正从学理上理解这种自我不满的内在含义，只是隐约猜
10、想，大约就在他酣畅淋漓地写作这些文章，并在陆续发表后引来许多肯定和赞扬的同时，已经伴随了对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立场与策略的进一步深思了。这种猜想在不久后他发表的相关文章中得到了证实。思和先生以“新文学整体观”命名而出版的著作至今有五个版本。他对这个书名或者命题应该是有特别感情的。而他的许多学术工作，又都可以与这个命题形成不同层次的逻辑关联。我想，它固然是直接针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而提出，但鉴于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兼具了中国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两个学科的性质，思和先生围绕这一命题所做的论述、修订、调整和丰富等一系列工作，正体现了他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领域的持续深思。因此，结合他的相关论述来观察这种调
11、整与变化，不妨也可以作为理解其“世界性因素”研究范畴形成、展开及其内涵的一个途径。在1987年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出版之后的二十多年里，思和先生相继又有台湾版、韩文版、上海修订版和作为“20世纪文学史理论创新丛书”之一的“续编”版问世。每次新版，思和先生都有程度不同的修订补充。比较起来，后两版调整更多一些。上海文艺社的修订版增加了关于文化状态、战争文化心理与民间文化形态等章节的内容，而“续编版”变化最大。与初版相比，新文学整体观续编完全是一部新著了，不过最后仍以“新文学整体观”来命名，说明其论述对象和核心命题仍是思和先生一以贯之的，若从与比较文学的关联性来看，这里我最关注的变化是，他把自90年代初
12、以来有关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一系列深思，终于正式纳入“新文学整体观”的命题构架之中了。在我的理解中，对思和先生而言，这一“纳入”并非轻而易举，而是伴随了长期反复的考量。这种反复的压力，首先来自理由本身的复杂性：它不只是一个理论理由，他也不愿意仅仅在理论推 陈思和先生和他的“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论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陈思和先生和他的“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中国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国文学的一个（尽管是明显的）特点看作它全部的、根本l生的内在特点；把20世纪中国文学从传统中更新再生与外来影响的传播影响这两个现象的并列共存关系，完全归结为因果关系。而这种思
13、维逻辑上存在的理由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清理，除了人文科学研究中的科学主义倾向，即在策略上过于依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外，更主要的是全球化演和假设的层面上给予“解决”；压力还包括所面对的学术语境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不仅指三十年来国际国内学术文化的变迁，更意味着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下寻求中国学术文化的价值立场与话语方式；困难当然还包括这种深思在理论表述上的难度：我注意到，他在相关理由上的一系列表述，似乎远没有直接论述中国现代或当下文学创作时那么收放自如。记得多年前，他曾因一本讨论新世纪文学的书名，引来无端又武断的酷评。思和先生在气质上并非放涎幽默之人，类似“不可一世”这样的多义性表述，是他平时并不多见的幽
14、默外露，这种话语表达的放松当然来自于对研究对象的熟悉和自信。但在有关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表述中似乎不曾看到，相反倒是“一些想法”“随便谈谈”“几点深思”“深思与探索”之类的低调与谨慎的表述。不过，其中的理由意识和试图寻找解决可能性的指向是一贯的，也并不刻意掩藏话题的锋芒，甚至一开始就包含了对比较文学这一外来新兴学科目前状况的带有根本性的质疑和反思。就在中国新文学整体观获首届比较文学优秀著作奖的那次贵阳会议上，他以关于比较文学的一点想法为题，对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展开提出了一连串的“困惑与疑难”，包括对这一学科的“哲学基础”“基本世界观”和“完整认识论”的根本性追问，对西方比较文学理论家的大胆质疑，对
15、当时国内学科目前状况中存在的工具化倾向的怀疑，等等。我入行较晚，无缘参加那次贵阳会议，但今天重读这篇篇幅不长的发言稿（发表时还经过文字修改），仍可感受到这种质疑和追问的尖锐程度，想象着当年那种宽容而充满生气的学术研讨氛围和作为开放学科的生气活力，油然心生一种向往之情。理由是，当年的这一连串的质疑，至今仍然不乏其有效性和针对性。我想，思和先生带有根本性的质疑，来自对中国文学在世界多元文化语境中的价值追问，特别是与西方文学有着无可回避的诸多直接关联的中国新文学，其在本土悠久传统与西方强势文学面前，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与价值到底应该如何评估？“如果这个世界把华文写作排除在它的原创领域外，仅仅把它视为西
16、方文学的接受者和派生物，那只能说明这个世界文学本身不完整与不合法。”这种文化价值立场对思和先生而言，是带有根本性的。但是，我把这段他在几年后发表的关于韩少功马桥词典之世界性因素分析中的表述提前引在这里，是出于对思和先生学术思想的整体理解角度的考虑。就思和先生而言，这种表述并没有出现在更早开始的关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理论探讨中，我想对此他是有所考虑的。在学科理论的探讨中，价值立场与学术策略固然无法决然分割，但又无法相互替代。学术策略中存在的理由如果积重难返，当然不仅是策略与技术层面的理由，而需要从策略背后的价值观念和逻辑前提中寻找理由；但在学术策略的讨论中，如果仅仅停留于价值立场的直接表态，有时反而会妨碍理由的进一步深入。因此，这一深思在关于比较文学的一点想法一文中的最初表述是：“中国文学这一元素加入到国际比较文学的总体背景上去以后，原来西方人赋予的整个世界观都将应该有所变化，如果中国的学者无法在这一基本点上给比较文学学科任何一点补充与修正，那中国文学至多是为他人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