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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朝开铁路，夕死可矣李鸿章的转变和决心 这场晚清修建铁路大讨论，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幕插曲，它将中国的铁路建设延后了十余年。在那个时代，图富强必须拥有铁路、电报、铁甲舰，而李鸿章，更想自己来做中国铁路的开山老祖，但他的先知先觉最终抵不过保守派的迂腐短视。 掐指往前推算，一百二十多年前，中国陆地交通工具中，没有动力车辆，旅行只能依靠畜力或者脚力。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在回忆录中提到了当时马车旅行的方式： 一般来说，商人都乘坐一种有盖的小马车，一天行驶大约三十英里。他们在拂晓前大约一小时开始一天的行程，一直走到十点左右，然后停下来喂骡子，吃中午饭；十二点左右，他们再次上路
2、，走到薄暮才停下来。 这种交通方式，与两千年前孔子周游列国，几乎没有区别。 同治四年正月十七日（1865年2月12日），总理衙门致函各地封疆大吏，谈及海外各国公使，都在推动中国铺设铁路、架设电报线，而被中方婉辞。“中国地势与外洋不同，倘任其安设飞线，是地隔数千里之遥，一切事件，中国公文尚未递到，彼已先得消息，办事倍形掣肘。如开设铁路，洋人可任便往来，较之尽东其亩，于大局更有关系。”总理衙门要求，嗣后各国领事如有向地方官请求立电线开铁路等事，须“力为设法阻止，以弥衅端而杜后患”。并要各地大员表明态度。 在总理衙门大臣看来，铁路、电报若在中国使用，得益的是外国人，中国不仅无关，还要受其伤害。一个月
3、后，江苏巡抚李鸿章回信，表示“铁路费繁事巨，变易山川，彼族亦知断不能允，中国亦易正言拒绝。”时任江西巡抚沈葆桢也说：“平天险之山川，固为将来巨患；而伤民间之庐墓，即启目下争端。”李、沈都是当时巡抚中的后起之秀，但他们对待铁路，均持保守态度。 贰 光阴荏苒，十年时间匆匆过去了。 在这十年中，李鸿章、沈葆桢分别创办了江南制造局、福建船政局，成为中国洋务自强的领军人物。 在这十年中，德法之间打完了普法战争（1870-1871）。战争初起的十四天里，德军用铁路将38万军队、11万4千匹马、850门火炮和9500辆客货车运往德法边界，这种战争动员和兵力投送能力，给世界留下深刻印象。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M
4、.Brandt），将这一信息通报给了清政府。 普法战争中铁路的运用，代表着蒸汽机时代陆权的重新兴起。对应于蒸汽机带来的坚船利炮和海权勃兴，铁路使得部队实现了六倍于拿破仑时代的移动速度，并使得军队在战场上能够长期坚持，从而造成战争形态、规模和时空概念再次重新改写。 李鸿章对西方铁路的观念，也是在这几年中转变的。我们目前看到李鸿章最早转向支持建造铁路的文献资料，是他同治十一年九月十一日（1872年10月12日）写给丁日昌信中的一席话： 电线由海至沪，似将盛行，中土若竟改驿递为电信、土车为铁路，庶足相持。闻此议者，鲜不咋舌。吾谓百数十年后舍是莫由，公其深思之。前上轮船疏，以裁沿海师船，试开煤铁矿，总
5、署已不敢置议，梦梦可知。滇回乞师于英，未闻有密助军械之说。俄人坚拒伊犁，我军万难远役，非开铁路则新疆、甘陇无转运之法，即无战守之方。俄窥西陲，英未必不垂涎滇、蜀。但自开煤铁矿与火车路，则万国缩伏，三军必皆踊跃，否则日蹙之势也。 李鸿章和丁日昌当时不知道，两天之后，日本第一条铁路京滨铁路投入正式运营。京滨铁路连接东京与横滨，全长29公里，共建有六个车站、22座桥梁，全程运行53分钟。而在此之前三个月即6月12日，21岁的明治天皇已经试乘了品川至横滨的试运营段； 1874年5月，大阪神户铁路通车，1879年2月，大阪京都铁路通车。从1870至1885年，日本工部省“兴业费”（即官营企业投资）总额为
6、2970万日元，其中铁路投资1430万日元，占百分之四十九。日本在铁路建设上，早已走在中国的前面。 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侵略中国的台湾，清廷派沈葆桢为钦差大臣，总理台湾等地海防，李鸿章协派淮军唐定奎统带铭军步队十三营增援。十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在给沈葆桢的信中谈到：“唐军分起到台过迟，轮船调队亦复濡滞，如此信非铁路轮船不为功。” 这里，李鸿章设想的铁路作用同军队调动直接有关。 年底，李鸿章奉旨筹议海防，他上奏再次提起：“南北洋滨海七省自须联为一气，方能呼应灵通。惟地段过长，事体繁重，一人精力断难兼顾，何况有事之际军情瞬息变更，倘如西国办法，有电线通报径达各处海边，可以一刻千里；有内地火
7、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则统帅当不致于误事，而中国固急切办不到者也。”他还提到数月前日本侵台而清军调兵过缓的事说：“今年台湾之役，臣与沈葆桢函商调兵，月余而始定，及调轮船分起转送，又三月而始竣，而倭事业经定议矣。设有紧急，诚恐缓不及事。” 李鸿章记得，本年冬天，他赴京叩谒同治帝梓宫，谒晤恭亲王，极陈铁路利益，请先试造清江至北京，以便南北转输。恭亲王亦以为然，但又说无人敢主持。复请其找机会为两宫太后言之，恭亲王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李鸿章事后郁闷地说：“从此遂绝口不谈矣。” 南洋大臣、两江总督沈葆桢在铁路问题上的态度其实也不开放。这年及随后的第二年，英商怡和洋行无视中国主权
8、，擅建中国第一条铁路淞沪铁路。清廷谕令李鸿章与南洋大臣、两江总督沈葆桢“妥商归宿之法”。当时美国驻华公使西华（G.F.Seward）提出，吴淞铁路可否“准令洋商承办，照各国通例，由中国抽纳捐税十年，再照原价收回。”李鸿章拒绝，认为英商欺瞒在先，为了维护中国主权，必须收回此路。他派朱其诏、盛宣怀二人前往上海，与江海关道冯?a光一起，与英方代表梅辉立（W.F.Mayers）谈判，最后于九月初八日签约，以28.5万两白银的价格，将吴淞铁路购回。 李鸿章私下对铁路抱有兴趣，早在同年三月十二日，他在致丁日昌的信中已经提到：“铁路已成，火车试行，竹儒（冯?a光）设法阻扰，谓将卧铁辙中听其轧死，威（妥玛）、
9、梅（辉立）等目为疯人。” 不过这种不以为然，尚不能公开表达。 回购铁路得到了沈葆桢的支持。但是买回来以后如何处理，李、沈之间产生了分歧。梅辉立曾经建议仍交怡和洋行承办数年，李鸿章坚决拒绝，主张由华商集股自办。但沈葆桢却将用重金买回的这条铁路拆毁，铁路器材运往台湾，弃置海滩，任其锈毁。以至于李鸿章在给郭嵩焘的另一封信里愤然写道：“幼丹识见不广，又甚偏愎。吴淞铁路拆送台湾，已成废物，不受谏阻，徒邀取时俗称誉。” 福建巡抚丁日昌打过这条废弃铁路的主意，想把它恢复起来，后来又建议将台湾铁路改马车路，其经费移购铁甲舰。对于丁的第一个构想，李鸿章极为赞赏，他告诉丁：“兄曾发狂论，以为朝开铁路、电线，夕死可
10、矣！” 而对丁日昌更改主意，李鸿章深表惋惜：“方盼我公为中土开山老祖，而今已矣！” 在那个时代，郭嵩焘、李鸿章、丁日昌已经敏锐地注意到，中国要富强，必须拥有铁路、电报、铁甲舰，他们的眼光，远超同时代的其他政治家。而李鸿章，更想自己来做中国铁路的开山老祖。 叁 光绪六年夏秋之际，清廷内部因与俄国交涉收回新疆伊犁，几乎引发双方交战，张佩纶应李鸿章邀请，前往天津交流筹划。九月十二日（1880年10月15日），他在日记中记录下他们私下交谈中的内容： 合肥又欲开铁路，自镇江转漕后由扬州直达京通，岁可节漕费百万。一旦海上有事，陆运捷便，无忧乏食，而征兵转饷亦益迅利，其款可贷之法人。余以为果兴铁路，必自边境
11、始，今日之势，西域为首，关东次之，漠北又次之。地旷人稀，事前无绅民阻扰，事后使商贾利赖屯兵，四出应援可免馈运之艰、风雪之苦。边境有效，然后推行腹地，事半功倍矣。合肥击节以为名论。 从这次谈话内容看，李鸿章考虑引进外资建设铁路，是为了运送漕粮和战时调遣军队。张佩纶主张先从新疆、东北、蒙古入手，行之有效后推广至内地，以回避保守派的阻扰。张佩纶的清谈虽然不着边际，李鸿章还凑趣称赞，增加气氛，直隶总督衙门的花厅里，洋溢着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浪漫憧憬。 浪漫归浪漫，李鸿章同时却在做实质性的推进。在备战的讨论中，李鸿章的淮军退休老部下，七年未通音讯的前直隶提督刘铭传（图5）被朝廷传唤，进京觐见。 十一月初二
12、日，刘铭传未谈对俄作战准备，而是向朝廷递呈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从国防战略和中外国运对比度对角度提出动议，是清廷内部第一个正式的铁路构想。其具体主张，是先修清江浦（位于江苏淮安府，为漕运总督驻地）经山东至北京一路，以利漕运。对于建造铁路的经费，他建议借用外资。 刘铭传的倡议，其实是李鸿章精心安排的。其观点与张佩纶记录的李鸿章思路，前后基本吻合。光绪六年至光绪十年间，其实是李鸿章与修路派关系密切、暗通款曲、内外勾兑、谋划大局的五年。 在京期间，刘铭传遍访政界大佬。十一月初九日，张佩纶函告李鸿章： 省三偕蔼青入都，昨始晤谈，老于兵事，多审时度务之言，可云智将。惟于铁路矜为创获，志在为将作大匠，而不愿
13、为度辽将军，殆非吾党相期之意。 “吾党相期”什么？张佩纶的想法与张之洞不尽相同，他期望派刘铭传筹建北洋水师。张佩纶对李鸿章说，此举在你为本谋，在海防为急务，实不专为刘铭传筹画。造铁路对国家有益的道理，我不诧异，惟此举为二千年创举，困难必多。所以建议目前仅就刘铭传一疏作为发端，开展讨论，从容议之。 从此信可以看出，张佩纶已经意识到，建造铁路，当时时机尚不成熟，在北京官场中无法被接受，必然会遭遇阻击，只能作为一个酝酿中的话题，反复拿出来讨论，先造造声势罢了。 肆 果然，反对的声音出现了。 十一月二十一日，内阁学士张家骧（字子腾）上奏未可轻议开造铁路折，列举修建铁路的三大弊端： 一、清江浦为水陆通衢
14、，却非开放口岸，若铁路造成，商旅辐辏，必较上海、天津更为热闹。洋人从旁觊觎，百计要求，将何以应之？ 二、铁路沿线会遇到田亩、屋庐、坟墓、桥梁，将其一律平毁，还是要让民众迁徙？火车电掣风驰，必至贻害民间； 三、铁路会影响招商局海运收入，恐所购轮船，渐归无用，从前资本投入无法取偿。 张家骧请朝廷“宸衷立断，将刘铭传请造铁路一节，置之不议，以防流弊而杜莠言。”他写道：“臣知朝廷权衡慎重，决不轻议施行。惟献策者张皇喜事，既以为有利可图，恐参议者附和随声，即以为是谋足用。一言偾事，关系匪轻。” 随后，上谕命李鸿章对张的观点悉心妥筹具奏。张家骧是光绪帝的师傅之一，帝师们大多与皇帝生父醇亲王关系密切。他的奏
15、折，显然大有来头。 廿五日，张佩纶秘密告知李鸿章： 铁路亦仅数人不以为谬，佩纶知省公非其人，今日非其时，即属蔼卿劝阻，比闻子腾学士以三大弊驳之，内廷作此，必有授之者。来教谓议论、人心皆难画一，以是徘徊审顾，诚大臣之心而老成之见也。不然，佩纶固不畏事、不逢时者，胡独?于此乎？变法当有次第，愿公姑于水师、矿务加意，勿遽言铁路耳。 廿六日，张佩纶再次密告李鸿章： 铁路闻兴献不以为是，欲集廷议驳之。孙子授来言，张子腾抗疏争铁路三大弊，亦下南北洋。并闻合肥已借洋款五百万，拟命马枚叔建工。答以无之。 上述引文中，霭卿即两广总督张树声之子张华奎，兴献即醇亲王奕?X，孙子授即刑部左侍郎孙诒经，马枚叔即李鸿章幕僚，曾经留学法国的马建忠。张佩纶提供的醇王反对修建铁路的情报，后来证明是完全准确的。 十二月初一日，李鸿章按照上谕要求，呈递妥议铁路事宜折，正面支持刘铭传主张，对各种怀疑和反对观点进行详细解释，列举铁路之兴的九大好处。同时议复张家骧的奏折，对张的“三大弊端”进行回击。 李鸿章认为，建造铁路的困难，主要是投资经费巨大，借外债乃不得已之办法。有人担心会受洋人盘剥，但举债搞基础建设，与借债支付军费不同。铁路一开，本息就有所取偿，而国家获利更在久远。 李鸿章提出“不可不慎”有三个方面：一是借债时明确保障债权人利息和还款日期，同时不得干预我事，经理铁路事宜，由我自主。这样，国家权益不会失落；二是公司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