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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现当代文学教案绪论一、中国现代文学的源流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有其内在的历史根据，中国现代文学也是这样，它并不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它的产生与发展也同样有它内在的历史渊源。此前的现代文学史叙述，往往把现代文学的时间段限定在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时期，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学是一个渊源有自、不断发展与演进的文学，其渊源于晚清的文学革新运动。晚清以来，当西方的坚船利炮冲破了中国这个老大帝国的大门，也惊醒了朝野之间曾经共享的美梦。尤其是1894年那场发生在黄海海面的中日甲午之战，更是让中国人为之扼腕喟叹的永远心痛，偌大的中华帝国竟惨败于弹丸之地的
2、日本。痛定思痛之余，危机意识与危亡反省成为一切思想展现的深刻动因。诚如王尔敏所言：“中国近代之最大危机，莫过于信心崩溃近代西方冲击，中国应付颠倒错乱，彻底失败，渐使知识分子完全陷于失望自卑、悲观无助状态。检讨反省，对于本民族一切过去，无不产生根本怀疑与彻底否定。驯至诅咒破坏，唯恐不力。”（王尔敏：近代文化生态及其变迁，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291页。）当然，这种彻底否定的思想动力日渐弥漫浸染于各种问题之中，也自然影响到对中国固有的语言文字的思考。晚清基于“卫国保种”的需要，不同的人士各有一套救亡图存、自新自强的改革方案。维新变法者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变革呼唤出强大的中国，一些
3、知识者则遵循另一思想理路，为挽救国家民族之危亡，他们意识到启迪民众、开启民智、普及实学的重要性。在设想广建学校、广立学会的同时，自然把目光投注到知识的载体中国繁难的文字符号上，因方言歧异、文字繁难，知识难以普及抵达于普通民众身上，这无疑加深了中国的落后状态。与此对照的是，由于海禁打开，中国知识者加深了对于西方富强文明的了解，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语言文字改革也为中国的趋新士人提供了反观中国文字以期变革的灵感：“窃谓国之富强，基于格致；格致之兴，基于男妇老幼皆好学识理。其所以能好学识理者，基于切音文字。则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基于字话一律，则读于口遂即达于心。”（王炳耀：拼音字谱自序，清末
4、文字改革文集，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第12-13页。）语言文字变革无不起源于国家民族图强自新的思想涌动。晚清的维新派和知识者正是出于寻求国家独立、民族富强的考量，开启了自上而下的思想启蒙运动，思想启蒙的需要，自然开始了白话文运动的先声。 事实上，早在1868年，黄遵宪就提出了“我手写我口”，倡导言文合一。1897年，陈荣衮创办俗话报，旨在改良风俗。 1898年5月，裘廷梁主编的无锡白话报创刊，1898年8月27日刊载裘廷梁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该文指出：“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以惊世骇俗的语言大胆地批判了文言的流弊，张扬了白话之优长，旗帜鲜明地提出“崇白话而废
5、文言”的革命性主张，成为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等提出的倡白话而废文言的先导。陈荣衮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又一位先驱者，1899年陈荣衮在知新报上发表论报章宜改用浅说一文支持裘廷梁的白话主张，他把开启民智与改革文言结合起来：“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不改文言，则四万九千九百分之人日居于黑暗世界中，是谓陆沉。若改文言，则四万九千九百分之人日嬉游于玻璃世界中，是谓不夜。”（陈荣衮：论报章宜改用浅说，知新报，1900（111）。）自此，晚清白话报刊大量刊行，如著名的杭州白话报（1901）、苏州白话报（1901）、芜湖白话报（1902）、湖南白话报（1903）、福建白话报（1904）等如雨后春笋，这些白话报刊不论是
6、改良社会还是鼓吹革命，其借用白话开启民智、传播启蒙思想的思想理路是一致的。值得关注的是，有些白话报刊为以后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作了理论上的酝酿和准备，如1904年陈独秀主编的安徽俗话报在救亡图存、批判旧的伦理、倡导文学改革诸方面的编撰体例和思想理念预示着此后新青年的面貌，署名三爱（陈独秀）的论戏曲一文已经初具文学革命的雏形和面貌。晚清的白话文运动不但在语言形式上和启蒙理路上开启了五四白话文的渊源和先声，而且在文学观念和文体形式上也拉开了现代性的帷幕，为现代文学的现代化作了充分的准备。晚清以来，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逐渐加剧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而百日维新的失败又促使维新思想家进一步探求思想
7、文化的变革，维新派为挽救民族危亡进行了古今中外的上下求索，这种夸父逐日似的孜孜以求促进了中西文化空前剧烈的交汇和碰撞，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文学观念也在中与西的融合中逐渐发生了从古典到现代的创造性转换。在这一文学观念的转变中，梁启超和王国维的影响巨大。“思想界之先锋”梁启超从开启民智的启蒙立场出发，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曲改良的口号，其文学变革的理论基点已经与中国历史上的诗文革新运动迥异，不再是打着以复古为革新的旗号，逐渐从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的观念中跳脱出来，代之以具有现代意识的文学进化论观念。梁启超认为“文学进化又一大关键，即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
8、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梁启超：小说丛话，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5页。）因而，他论诗文小说尤为强调语言的通俗化，积极主张“言文合一”，认为这是文学进化历史发展的必然。在梁启超的文学思想中最为核心的是文学社会功能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在传播文明之利器、移印政治小说序、饮冰室诗话等著述中反复强调文学对开通民智、转移风气、改良社会的重要功用。特别是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他一反传统鄙视小说的偏见，把小说推尊为“文学之最上层”，把小说的作用提升到关乎国家之命运、政治之盛衰的高度来看待，批判旧小说是中国群治腐败的总根源，因而主张“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
9、国之小说”，“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页。）当然，小说的社会功用是建立在小说的艺术感染之上的，他总结了小说具有“熏”、“浸”、“刺”、“提”的四种力量，进一步区分了表现理想和表现现实的两种小说类型。现在看来，梁启超对于小说的社会功能过于夸大，文学的政治功利色彩尤其浓厚，但在当时对于提高文学的社会地位，促进文学创作的繁荣具有重要意义。梁启超的“三界”革命的提出和戏曲改良的主张对于文体类型的现代性变革具有催生的意义。1896年左右，梁启超与夏曾佑、谭嗣同一起标榜“新学”、相
10、互唱和，写作“新学之诗”，诗歌运用了许多宣扬革命的新名词，这种诗歌写作无疑是对于拟古诗风的一个冲击。在夏威夷游记中，梁启超提出：“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1902年，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在新民丛报上连载，自称为新派诗人，努力鼓吹诗界革命。在诗歌形式方面，梁启超倡导“新语句”，有的以“日本译西书之语句”入诗，有的“以民间流行最俗最不经之语”入诗，主张“诗不一体”，追求“新语句”和“新意境”，对于晚清诗风的转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格律诗向现代白话自由诗体的过渡作了理论和创作实践上的准备。在散文方面，梁启超主张写“觉世之文”，以“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的新型文体吸引了当时的众多读者。他的少
11、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等脍炙人口的著名散文洋溢者救国救民的信念和激情，他把全部的感情集中于笔端，澎湃着一股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这种散文的新文体，梁启超后来概括到：“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8586页。）梁启超开创的“新文体”成为五四文学革命和文体改革的先导，著名的文学史家郑振铎对于梁启超散文的历史贡献曾有颇为中肯的评价，他指出梁启超散文的最大价值在于他“打到了所谓恹恹无生气的桐城派的古文，六朝体的古文，使一般的少年们都能肆笔自如，畅所欲言，而不再受已僵死的散文套式与格调
12、的拘束；可以说是前几年的文体改革的先导。”（郑振铎：梁任公先生（写于1929年），郑振铎全集第5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11月版，）梁启超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角度充分肯定了戏曲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文学价值，打破了鄙视戏剧的传统文学观念，提出了改良中国戏剧的设想。同时，梁启超还积极创作实践，探索改革中国戏曲的新路子。他的新罗马传奇在题材上是我国第一部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史为题材的传奇剧本，在二十世纪初的传奇剧创作中以新颖的题材，新鲜的思想和挣脱格律的形式起到了转变风气的开山作用。1905年创作的广东戏本班定远平西域大量运用民间曲调，人物对白中夹杂外语，这种首开风气的大胆的艺术实践突破了中国传统的戏曲
13、形式，对以后的戏剧改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果说梁启超的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过于看重文学的启蒙作用和社会政治功利性，视文学为“新民”之利器，那么，王国维则在中西哲学、美学和文学的比较中，以博大的文化视野和人本追求使文学脱离和超越政治呼唤着文学的自觉。他认为文学创作的目的在于“描写人生之苦痛与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王国维：评论，王运熙主编中国文论选近代卷（下），江苏文艺1996年版，474页。）这是王国维思想观念和文学理论的核心，他发表于1904年7月教育世界杂志上的评论集中体现这一文学主张。王国维援引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生命哲学去评论中
14、国古典小说红楼梦，肯定红楼梦是表现人生本质的小说。那么，在王国维看来人生的本质就是欲望而已，欲望得不到满足就永远处于痛苦之中，文学则是帮助人解脱痛苦之道的良药。暂不论王国维对于人生本质的看法是否合理，但他从以人为本为出发点考察文学与艺术，把文学从载道的工具和政治的附庸中剥离出来，在一定意义上为五四文学革命倡导“人的文学”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和理论上的铺垫。他的古雅在美学上之位置一文系统阐述了他的“无用之用”的非功利的文学观念。他把文学视为“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认为“其价值亦存于美之自身，而不存乎其外”（王国维：古雅在美学上之位置，静安文集续编，辽宁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页。）。王国维无功
15、利的文学观念与梁启超的文学观念构成了互补的态势，是对传统“文以载道”观念冲击，同时开启了“文的自觉”的新时代。尤其在评论中提出的红楼梦是“悲剧中之悲剧”的悲剧观念，打破了传统文学中“始悲终欢”的“乐天”精神，对于20世纪的悲剧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以西方的文学观念观照中国文学的批评眼光和开放博大的学术胸襟至今还发挥着持续的影响。二、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特征何谓现代文学，它的现代性品格何在？现代的英语是morden,“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时代意识,通过这种时代意识,该时代将自身规定为一个根本不同于过去的时代。”（唐文明：何谓现代性？，哲学研究2000年第8期。）那么，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根本的差异在
16、哪里呢？首先，是文学思想主题的现代性。进入20世纪以来的文学，尤其是五四文学革命以后，文学的思想主题发生了巨大和深刻的变化，个性解放、平等观念、爱情自由、婚姻自主、民族国家等等具有现代意识的文学主题弥漫于文学的创作中。文学思想主题的现代性来源于文学观念的大变革。人道主义的文学观念取代了“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的传统古典文学观。周作人于1918年12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人的文学，张扬着人性解放的大旗，呼喊着要“重新要发现人，去辟人荒。”周作人所谈的人道主义并非是居高临下的悲天悯人，“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也即是说，周作人所倡导的人道主义不是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而是一种个人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用人的位置
